关于财富，也是如此。我们在这生命中人人有份，但没有一个人握着全部的抵押权。因此我们对于人生可以抱着比较轻快随便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的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地主、佃户，都是一样的旅客。这种观念减弱了“地主”一词的意义。没有一个人能实在地说，他拥有一所房子或一片田地。一位中国诗人说得好：
苍田青山无限好，
前人耕耘后人收；
寄语后人且莫喜，
更有后人乐道遥！
人类很少能够体念到死的平等意义。世间假如没有死，那么即使是圣海伦那(St.Helena)在拿破仑也要觉得毫不在乎，而欧洲将不知是要变成个什么样子。世间如果真没有死，我们便没有英雄豪杰的传记，就是有的话，作者也一定会有一种较不宽恕，较无同情心的态度。我们宽恕世界的一切伟人，因为他们是死了。他们一死，我们便觉得已和他们消灭了仇恨。每个葬礼的行列都似有着一面旗帜，上边写着“人类平等”的字样。万里长城的建造者，专制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制定“腹诽”处死的法律；中国人民在下面那首讲到秦始皇之死的歌谣里，表现着多么伟大的生之欢乐啊！
秦始皇奄僵 ！
开吾民，
据吾床，
饮吾酒，
唾吾浆，
餐吾饮，
以为粮；
张吾弓，
射东墙，
前至沙丘当灭亡！
人类喜剧的意识，与诗歌和哲学的资料，大都是如此而产生的。能鉴到死亡的人，也能见到人类喜剧的意识，于是他即很迅速地变成诗人了。莎士比亚写哈姆莱特寻找亚力山大帝的高贵残骸遗灰，“后来他发现这灰土也被人家拿去塞一个啤酒桶的漏洞”；“亚力山大死了，亚力山大葬了，亚力山大变成尘土了，我们拿尘土来做粘土，为什么不可以去塞一个啤酒桶的漏洞呢？”莎士比亚写这段文字时，已经变成了一个深刻的诗人了。莎士比亚使李却王二世谈到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稽剧，又谈到“有一个购买田地的大买主，经过着法令、具结、罚金、双重证据和收回，结果他虽花了如许罚金(Fines)，但仍变成一个良好的头顶满装着精致的尘土。”(Fine Pate full of fine dirt)莎士比亚在这地方即表现着最优越的喜剧意识。奥端开涯(Omar Khayyam--十世纪波斯诗人)及中国的贾凫西(别名木皮子，一位隐居的中国诗人)，都是从死亡的意识上获得他们的诙谐心情，以及对历史的诙谐解释。他们从那些在皇帝的坟墓里住着的狐狸来借题发挥庄子的全部哲学，也是基于他对于一个髑髅的言论。中国的哲学到庄子的时代，才第一次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和幽默的成分：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左骨右尧）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亦；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当我们承认人类不免一死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时间消逝的时候，诗歌和哲学才会产生出来。这种时间消逝的意识是藏在中西一切诗歌的背面的--人生本是一场梦；我们正如划船在一个落日余辉返照的明朗下午，沿着河划去；花不常好，月不常圆，人类生命也随着在动植物界的行列中永久向前走，出生、长成、死亡，把空位又让给别人。等到人类看透了这尘世的空虚时，方才开始觉悟起来。庄子说，有一次做个梦，梦见自己变成蝴蝶，他也觉得能够展开翅膀来飞翔，好像一切都是真的，可是当他醒来时，他觉得他才是真实的庄子；但是后来，他陷入颇滑稽的沉思中，他不知道到底是庄子在梦做蝴蝶，还是一只蝴蝶在梦做庄子。所以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个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的旅客上船。假如我们不以为人生实是一场梦，或是过路的旅客所走的一段旅程，或是一个连演员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做戏的舞台，那么，人生的诗歌连一半也不曾存在了。一个名叫刘达生的中国学者在给他朋友的信中写着：
世间极认真事，曰：“做官”；极虚幻事，曰：“做戏”；而弟曰愚甚。每于场上遇见歌哭笑骂，打诨插科，便确认为真真；不在所打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戏子。一一俱有父母妻儿，一一俱要养父母活妻儿，一一俱靠歌哭笑骂，打诨插科去养父母活妻儿，此戏子乃真古人也。又每至于顶冠束带，装模作样之际，俨然自道一真官，天下亦无一人疑我为戏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欢颜笑口；与夫作色正容，凛莫敢犯之官人，实即此养父母活妻儿，歌哭笑骂打诨插科，假扮之戏子耳！乃拿定一场戏目，戏本戏腔，至五脏六腑，全为戏用，而自亦不觉为真戏子。悲夫！
论强壮的肌肉
因为我们是动物，有一个会死的身体，所以我们也就有被杀的可能，一般的人当然是不喜欢被杀的。我们有一种追求智识和智慧的神圣欲望，可是我们一旦有了智识，因而便产生各人不同的见解，争论也就此产生。在长生不死的神灵世界里，争论是永不会停止的，如果有异见的双方都不肯认错，我真想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它。在人类的世界里，便不同了，争论者的对方便是他的眼中钉--越看越觉得看不顺眼，他自己的论据也越觉合理--于是把对方干脆杀死，争端就此解决。如果甲杀死乙，甲便是对的；如果乙杀死甲，乙便是对的。毋庸讳言，这就是禽兽解决争端的老法子。所以在动物世界里，狮子始终是站在对的地位。
人类的社会情形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种现象，把人类的历史--一直到现代--做一种适当的解释。关系地球圆形说及太阳系的问题，伽利略(Galileo)曾发现了一些观念，但他不能不把他的观念改变一些，因为他有一个会死会被杀戮和被苦刑的身体。和伽利略辩论是件吃力的事，假如伽利略少了一个会死的身体的话，你休想叫他认错，这就变成讨厌的事情了。但在当时，只要有一间行刑房或一间监牢--更不必说断头台和炮烙柱--就可以叫他认错。当时的传教士和绅士们决心要和伽利略一决雌雄。后来伽利略认错了，于是传教士和绅士们更相信他们自己是对的。争端也就此爽快地解决。
这种解决方法极为便当，极有效力。侵掠战争、宗教战争，萨拉丁(Saladin--十二世纪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跟基督教的战争，宗教的肃清，烧死神巫的事件，以至近代用战舰去宣传基督福音，逼迫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以战舰去迫别种人担负“白种人的负荷”，以及墨索里尼以坦克和飞机到阿比西尼亚去传播文明，这一切的事件--全是依据于这种人类由遗传所得的动物的逻辑，意大利人有着较精良的枪炮，有着较准确的射击术，能杀较多的人，因之墨索里尼把文明传播到阿比西尼亚去了；如果阿比西尼亚有着更优良的枪炮，更准确的射击，能杀更多的人，我想塞拉西(Haile Selassie)也必要把阿比西尼亚的文明带到意大利去的。
我们都有一些高贵的狮子性格，我们都鄙视争论。我们崇敬军人，因为他能把意见不同者一无犹豫地杀死。如果一个人要证明他自己是对的，要使对方闭口无言，最敏捷的方法是把他绞杀，当人们无力强迫人家认错时，才会用说话这方法。所以实际行动的人是少说话的，他们卑视争论。我们说话的目的是想影响人家，如果我们知道力量足以影响人家，或统治他们，那又何必多说话呢？这样看来，国际联盟在上次东三省战争和阿比西尼亚战争时说了那么许多的话，岂不有点无聊吗？那是够伤心的，所以国际联盟这种特性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在另一方面如果以武力解决争论，而没有幽默感的话，有时即会造成大笑话，例如日本人竟相信用飞机的轰炸和机关枪的扫射，能消灭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有着这个原因，我不敢决然地承认人类是合理的动物。
我常以为国际联盟实是一所优良的现代语言学校，注重现代语言的翻译，起先由一个演说家用英语做了一次完美的演说，等到听众熟识了演词的要旨和内容后，又由一个翻译专家把这篇演词译成流利畅达、优雅的法国语。关于发音声调之抑扬顿挫等等，务必达于上乘，使听众对语言学得到一次极美满的实习，事实上他比倍立兹学校更好；它是一所现代语言学兼演说学的学校。有一个朋友甚至对我说，当他在日内瓦住了六个月后，他多年发音含糊的旧习也居然纠正了。但是这里也有一个令人诧异的事实，就是在这个虽然是专为交换意见之用的国际联盟里，除了说话外不做别用的机关里，居然也有“大说话者”和“小说话者”之别，“大说话者”是那些有“大拳头”者，“小说话者”是那些有“小拳头”者，可见这种玩意儿根本是骗人的勾当，是十分无聊的。这好像是“小拳头”国家的口才不能像“大拳头”国家那么流利似的！我以为信服“大拳头”者的口才的固有观念，仍是上述那种动物遗传性的一部分。(我在此不愿用畜生Brute一字，然而用在这里似乎是再适当也没有了。)
这件事的要点当然是在人类除了有斗争的本能外，也还有说话的本能。从历史的意义上说来，舌头是和拳头或粗臂膀同其久远的。人类之异于其他动物，便是人类能把说话跟拳脚混合应用，这就是人类特有的性格。这点似乎是说明国际联盟、美国议会或职工大会这一类的组织--只要是人类有机会说话的任何组织--会永远存在着的，我们人类似乎是注定必须要先用谈论的方法去决定正或误，这并不错，因为谈论也是天使们的一个特性。所糟糕的是：当我们谈论到某一个程度时，臂膀较粗的一边便会恼羞成怒，由恼羞成怒而捏紧拳头向台一敲，揪住对方的颈项痛殴一番，然后回过头来问那些好似陪审官的观众道：“我对，还是他对？”这种解决方法只有人类会用。天使完全以说话去解决争端；禽兽完全以肌肉和爪牙解决争端；惟有人类拿拳脚和说话去解决争端。天使绝对相信公理；禽兽绝对相信强权；只有人类以为强权就是公理。两者比较起来，谈论本能或辨白是非的努力当然是比较高尚一些。我们相信终会有一天人类将完全以谈论方式去解决争端。到那时候，人类才是真的得救了。在现在我们只好暂时让茶馆方法和茶馆心理去解决争端，不管争端是在茶馆里或国际联盟里解决；这两个地方始终是一贯地同样表现着人类的特性。
这种茶馆式的解决方式，我曾见到过两次，一次是在一九三二--三三年，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最有趣的是：在这二次的争论中，又夹杂了人类的第三种本能--谦让。在一九三二年那桩事件中，两边发生了争端，我们在茶馆里据说是做陪审官的。起诉的原因是一边犯了偷窃产业之罪。那个臂膀粗大的家伙起初也参加争论，做了一次替自己辩争的演说，他说他对这邻人已表示无上的忍耐--他是多么有自制力，多么大量慷慨，他是要替他邻人整顿花园，动机是多么纯洁！但有桩可笑的事情，当他一边在督促我们继续谈论下去时，一边却溜出屋外，在那偷来的产业四周筑了一道篱笆，然后回来请我们去看看他的行径是否正当。我们都去看，我们看见他把那道新筑的篱笆，还在慢慢地向西扩大开去，篱笆在这时候还继续不断地移动着呢，“好吧！我对，还是他对？”我们的判决是：“你错了。”--我们说这句话确有一点轻率。于是那个臂膀粗大的家伙以为他在大庭广众之间遭了凌辱！他的谦让之心受了冤枉，他的荣誉遭了玷污，便提出抗议。并且又生气又骄傲地走出会场，用着带讥笑的卑视态度把鞋上的尘埃拂去，认为我们都不够朋友。试想这样的一个家伙居然以为是受了凌辱！所以我说，谦让这第三种本能把事情弄得愈加复杂。这次之后，这家以科学方法解决私人争端为标榜的茶馆便失掉了大部分的威信。
后来我们在一九三六年又去评判另一个争端。另外一个臂膀粗大的家伙说，他要把这次争论的始末和盘托出，要求大家主持正义。我听得“正义”一词，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我们鉴于局势的恶劣和我们陪审官的才能不足，所以早具戒心。但因为我们决心要表明我们确是名副其实的公正裁判者，所以几乎全体一致地当面对他说，你的行为是错误的，是恃强凌弱的。他也以为他是受了凌辱，谦让之心受了冤枉，荣誉受了玷污。于是他即揪住对方的颈项，拖到外边把他杀死，然后回转来问我们：“我对，还是他对？”我们齐声说：“你对！你对！”一边说一边还深深地向他鞠一躬。他还是不满足，又问我们：“现在我可有资格做你们的朋友吗？”我们都像茶馆里顾客一般，嚷道：“你当然有资格做我们的朋友！”杀人者是多么谦逊啊！
这是救主降生后一九三六年的人类文明。我想法律和正义的演进，在最古的时候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代，一定也有着上述那种情形。由茶馆式的解决方式演进到最高法院--在那里被判罪者并不抗议说他是受了凌辱--似乎已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发展。十年前当我们创办那爿茶馆时，我们以为我们是走上文明之路了，可是一个更明慧的上帝，一个认识人类和人类的主要性格的上帝，也许早就预料到中途会发生挫折的。他也许起始就知道我们一定会失败，一定会踌躇不前，我们又回复了从前的行为，像森林中的野蛮人一样，互相攻击，揪住对方的头发，咬着对方的肉。……但我并不完全绝望。因为谦让或廉耻这种本能究竟是好的，谈论也是好的本能。在我看来，现在的人类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做羞耻。但我们还是应该继续假想着我们是有廉耻观念的，继续去谈论吧，让我们这样一直谈论下去，总会有一天能够达到天使那种幸福的境地。
论肚子
凡是动物便有这么一个叫做肚子的无底洞。这无底洞曾影响了我们整个的文明。中国号称美食家的李笠翁在《闲情偶寄》卷十二《饮馔部》的序言里，对于这个无底洞颇有怨尤之言：
吾观人之一生，眼、耳、鼻、舌、手、足、躯骸，件件都不可少，其尽可不设而必欲赋之，遂为万古生人之累者，独是口腹二物。口腹具而生计繁矣，生计繁而诈伪奸险之事出矣。诈伪奸险之事出，而五刑不得不设。君不能施其爱育，亲不能遂其恩私，造物好生而亦不能逆行其志者，皆当日赋形不善，多此二物之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