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政治生涯自万延元年（1860年）以目付身份与胜海舟一同远渡美国开始，到明治元年（庆应四年，1868年）正月为止，不过短短九年时间。
在此期间，他前后遭遇过七十余次贬黜。可以说，这是他暴烈性格和出色才能的体现。从目付到勘定奉行、町奉行、军舰奉行、步兵奉行、陆军奉行，他几乎担任过所有要职，并在横须贺建立造船所、铁工所，在横滨设立船舶修理所，在汤岛开设铸造所。直至现代，他留下的事业仍生机勃勃地延续着。
如此卓绝的人物却不得不同旧友胜海舟展开激烈争论，并最终放弃足以取得胜利的作战计划。正如胜海舟一语道破的日本家臣和一藩家臣的差距一样，小栗虽是卓绝的人物，却自始至终都只是幕臣。
胜海舟与小栗之间的差距便如同萨摩的西乡与大久保之间的差距，也相当于现代政党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差距。
庆喜在呵斥小栗的同时，心里早已无数次流下热泪。
“三种神器是为了抚育四海万民！”
为了坚持贯彻国体的大义，就必须跳出眼前胜败的拘囿，考虑幕府的去留。
正月二十一日，庆喜最终决定“恭顺”，确定了抚育新政府的方向。
人们绝不可将他的这一决断理解成政治面上的退败。若要作战，庆喜有很多获胜的手段和方法，但他并未加以采用，而是主动选择了抚育新日本的太阳之道。
他立刻亲笔写下自己的决定，告知了越前的春岳和尾张的庆胜。正月二十九日，二人皆认同这封“恭顺请愿书”，并提交给了岩仓具视。
不可忽视的是，在正月里，法国公使里昂·洛奇曾特地赶赴江户，劝说幕府再行举兵。庆喜自然仍旧表示拒绝。
2月1日，土御门藤子作为静宽院宫（和宫）的使者，自江户抵达伊势桑名，拜见东海道镇抚总督桥本实梁，呈上静宽院宫的哀诉状，而后却被直接送回京都。
2月3日，天皇不顾哀诉和请愿，御驾亲临二条城的太政官厅，颁布了亲征诏书--这可谓是史上罕见的重大事件。
虽然天皇在正月十五日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以一国之君的身份站上了政治表面舞台，然而，“亲政”和“亲征”在内容上是存在明显差距的。亲征是要天皇身穿军装，亲自讨伐朝敌，这就相当于是仿效先人做法，直接飞跃回了当朝神武天皇即位前的东征时代。然而，庆喜当真是必须以如此方式讨伐的逆贼吗……
即便如此，一视同仁、以万民为赤子仍是当朝的一贯国风。
庆喜不敢违背国风，一边排除所有国难，一边极力保持恭顺。他的做法实乃对日本之道的严格实践。而且，连静宽院宫都寻求娘家的血脉关系，向东海道镇抚总督桥本实梁哀诉。然而，讽刺的是，新政府仍旧确定了东征姿态，于2月9日重新任命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为征东大总督，任命西乡隆盛、林玖十郎为大总督参谋。
2月15日，征东大总督晋谒天皇，接受了锦旗和节刀，离开京都。而三天前的2月12日，庆喜终于离开江户城，前往上野宽永寺的大慈院反省。
这一做法最能体现庆喜毫无违背朝廷之意。
江户城内外自然是异常喧嚣，围绕是和是战的问题争论不休。重臣倒也罢了，不知内情的普通武士们还以为庆喜已经改变初衷，他们或许以为庆喜已被近侍奸臣们误导。
要想向这些人谕示敕命的绝对性，庆喜只能率先作出奉还江户城的姿态……胜海舟对此事自然十分了解。
“倘若西军（官军）不接受庆喜绝对奉旨的姿态……”
到那时，胜海舟将贯彻自己的方针，真的打算将大江户烧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胜不仅理解庆喜的尊皇，在战略战术上也拥有西军首脑无法匹敌的大胆果敢。
这或许便是世人所说的两手准备。他将江户市辖内的三十余名赌徒头目唤到一起，开口说道：“将军如今表达恭顺之意乃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宁，维持德川家社稷安泰。倘若官军充耳不闻，强行进军，我们将不得不反抗。只要我一下令，汝等便四处放火，将所有官军烧死在这大江户中。听清楚了吗？”说完，他便将黄金和纵火工具分发给众人，其手段可谓惊人。
恐怕只有胜海舟才会下达如此危险无比的命令，但若非如此，战争将无法获胜。因此，胜海舟一定是打算在谈判决裂时，即刻执行作战计划，而不去理会表里如何。而且，他还命人通知普通渔民--
“倘若看见江户城起火，立刻出船救助江户市民。”
他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再打算与官军展开交涉，其魄力着实惊人。
2月12日，庆喜依然前往上野反省。而三天后的2月15日，征东大总督在京都被赐与锦旗和节刀--这也是历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
幕府在江户的准备也好，朝廷在京都的出兵也好，双方对对方的举动一定都了如指掌……
无论如何，萨摩都打算凭借武力捣毁幕府，否则，德川氏一定会作为岛津氏的敌人卷土重来。三百年前在关原之战中被打败的岛津氏如今堂而皇之地发动复仇，便是最好的证据。也就是说，萨摩为了发动复仇之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朝廷和普通日本人的尊皇之心，并以此说服同样在关原之战中含恨败退，俸禄由百万石被削减至三十余万石的长州毛利氏。
虽然表面理由是“勤皇”，但不可否认，其中还深深包含着藩本身的怨恨和利己主义。
朝廷的岩仓具视自然知晓此事，于是他便打算最大限度地利用萨摩和长州的怨念，一举摧毁幕府，将政治权力夺回自己手中。这便是他当时赤裸裸的姿态。
笔者推测，恐怕正是在“明治元年”，明治大帝开始微微察觉到了岩仓具视的这种赤裸裸的姿态。然而，在向倒幕军授予锦旗和节刀的那一刻，他尚未察觉。
但事实是，2月15日，倒幕军高举御赐锦旗堂而皇之地自三条大桥向江户进发。然而也是在此时，作为总参谋随队出征的西乡隆盛心中发生了一件无法忽略的大事。
事实上，令西乡敬慕如神的旧主岛津齐彬在世时，齐彬和西乡都拥有着一颗纯真无瑕的勤皇之心。那是与长州的吉田松阴、越前的桥本左内、水户的藤田东湖等人同样纯粹的“日本人对朝廷的依恋”之情。
但自从岛津久光被朝廷自流放地召回天皇身边起，这种感情便变得黯淡无光。笔者以为，与其说原因在于久光本身不甘输给兄长的以藩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在于同辈大久保一藏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岛津久光坚信大久保一藏是自己的同志，与其一同行动，自己却被他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卷入其中，致使本身拥有的人格受到了极大限制。
无论多么了不起的人，最初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不成熟。因此，笔者以为，当西乡随同锦旗一起度过三条大桥时，他已经忘记一切，彻底变成了不顾性命只求击败幕府军的一介参谋。
其时，西乡手持日月军扇，穿着白色法兰绒的裤子，身穿碎锦式的半洋装，悠闲地策马跟在大总督亲王身后。
桥头站满了看热闹的人。在围观群众的欢声之中，突然走出一名老尼，向西乡走来。
西乡并不认识那名老尼，但作为市井中人，那名老尼显得很是优雅大方。她来到西乡身旁，自怀中掏出两张诗笺，双手高高捧起，同时弯下腰去。西乡以为对方是在向自己的出征表示祝福，便微笑着接了过来。老尼似乎还说了一句话，但那声音被欢呼声淹没，西乡并未听清。
事实上，这名老尼便是当时被视为京都名人的莲月尼。
莲月尼很快便消失在围观人群之中，只有两张诗笺还留在西乡手中。西乡自然便在桥上看了起来。两张诗笺上的字迹都很清秀，笔势虽细却强而有力。
第一张诗笺的开头以“戊辰感怀”为题，写道：
攻守双方心自知
你我皆为皇国民
另一张则写着--
若思同为皇国民
胜兮败兮
敌我无别哀不尽
西乡慌忙转身望向围观人群，但老尼那羞怯如花般的容颜和身影早已消失不见，只剩下围观群众在兴奋地振臂高呼。
西乡骑在马上，略带惶恐地将诗笺又读了一遍。
“那是莲月尼……”
此前庆喜早已提交过各式各样的请愿书，但无一能够打动西乡，而这一次，西乡却感到心头一颤。他此时望向锦旗目眦尽裂，便是最好的证据。
攻守双方心自知
你我皆为皇国民
大家同为皇国子民，真的应该高举锦旗加以讨伐吗？
在西乡看来，这是民众严厉的批判和训诫。不，说是天之声也可，说是大地猛烈的鞭笞亦不为过。而且，这样一首短歌之中又隐藏着何等强烈的哀叹啊……
（没错！这才是朝廷贯彻千古之心……）
至于莲月尼的大名，西乡也时有耳闻。
莲月尼是京都知恩院的寺院武士太田垣某（光古）的女儿，彦根藩士的妻子，育有四子。自丈夫死后，她便落发为尼，在自己制作的陶器上书写自己的诗歌，拿到清水贩卖。陶器的品质和雅致的文字均大受好评，甚至连毛利侯和前田侯都曾微服私访，木户孝允也曾特意骑马去买她的诗笺。
如今，莲月尼的陶器和诗歌已经成为京都名物，据说诸国前来拜访之人实在过多，她不胜其烦，只好辗转移居于栗田、大佛、下河原、吉田、圣护院等地……
如此得来的收入自然不会仅仅用于自己的生计。她有时资助附近贫民，有时用来为知己或志士们救急，在民间被誉为圣女。
对西乡而言，莲月尼在自己东征出发时献上的两首短歌犹如一记粗重的鞭笞。日后拯救江户的表面上的功臣自然是西乡和胜海舟二人，但可以认为，正是莲月尼的短歌再次将西乡的心自世俗的权谋世界拉回到了往昔的纯真之中……
总之，在人与社会、时势与人之间令人目不转瞬的极其紧张的对立气氛中，时代蓦然挺进明治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