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喜的行动通常会连他身边的人也感到难以理解。
（他是想暂时退至大坂，整顿军备，以便作战吧？）
跟随他的人一定都是这样想的，但他本人却并无此意。廷臣们对政治生疏不懂，庆喜认为自己必须以一颗宽怀的心，为他们提供庇护。因此，他为了避免萨长同会桑发生冲突，故而权且退至大坂，以防列强在混乱的旋涡之中再插上一脚。
纵观世上之事，有些事绝不可为，有些纵然想为之亦无法办到。将这两者混为一谈，坚决执行无法办到之事的决断是愚蠢的，但出人意料的是，对此表示赞成的人却非常之多。
如今，岩仓具视正在用力推动一辆不可移动的车子。他将一切都归于敕命，却并未意识到自己的举动极大地损害了朝廷的权威，反而变成了利用天皇的暴举。
他或许是在想，前政府多达四百万石的土地和人民不会就此轻易奉还。不仅如此，他还打算将会津和桑名都视作敌人。而他之所以会产生出实行如此暴举也无妨的错觉，其中必然存在一定的根据。
第一个原因恐怕是萨摩和长州向岩仓报告自己的武力时过分夸大，至于另一个原因，必定是他对庆喜其人无比畏惧之故……
因此，庆喜打算暂时退至大坂，借此平息会、桑士兵的激愤，接下来还必须防备列强的介入。
庆喜在抵达大坂城的同时，便向留守二条城的大目付梅泽孙太郎下达了一条命令。
“我自有长远打算，在我发出指示之前，绝不可轻举妄动。”
在有些人听来，这一命令想必是与会、桑两藩藩主详加商议的结果。若作此想，自然便可避免暴乱。
而后，庆喜立刻将人在大坂的英、美、法、荷、意、普鲁士的六国使臣相继召至大坂城内。
已经到了约定的12月，这些外国使臣若是发怒，打算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的朝廷定会闹得乱七八糟，哪里还能进行国内改革？因此，庆喜先以对方容易接受的方式，向外国使臣告知日本改革政体一事，他也为此已将政权奉还，所以希望他们能够暂且静观。其时是12月16日，不得不说，庆喜此举才是对新政权最重要的真正支援。
庆喜以为，如此一来，岩仓一派不久也会逐渐冷静，然后从欲行不可为之事的异常状态中脱离出来。
然而，事态却变得完全相反。他们顽固地频频要求庆喜辞官纳地（实际上并不会纳地，而会造成内乱），严重骚扰江户市民，故而在三田引发了火攻萨摩藩邸的意外事件。
火攻三田萨摩藩邸的时间正是京都对立气氛异常紧张的12月25日。庆喜对此自然一无所知。然而，浪人强盗们几乎每天都会闯入市内的富商家中，声称“筹措政府用资”随意斩杀家中之人。庄内藩群情激愤，当他们知道这些人的大本营其实就是三田的萨摩藩邸时，便联合吉田、壬生等诸藩发动火攻，将浪人强盗一举歼灭。
当然，萨摩的目的是破坏幕府管制之下的秩序，今日赤军派的战术便是模仿了当时的做法……然而，这一事件似乎还有其他目的。
其一，如此做法可以激怒幕府，逼其抵抗，使其蒙上贼军之名；其二，通过在双方之间制造事端，令萨摩藩内的稳健派下定讨幕决心。
因此，幕府虽然将萨摩藩邸烧毁，将强盗悉数歼灭，却也激起了萨摩藩内的讨幕情绪。他们并不知道，如此一来，政治已变成视人命如草芥的策略与暴力的肮脏较量。
25日火攻萨摩藩邸的消息于28日飞速传至京都和大坂。二条城内的会、桑士兵顿时欢声雀跃。
“江户已经开战了！”
“贼人已占领皇宫，应即刻请将军出马，夺回幼帝！”
这些话正如山内容堂被迫道歉的失言一般，十分真实，具有一种足以驱动众人的力量。事实上，宫廷内部似乎也已秘密决定，一旦发生不测，天皇将前往他处。倘若置之不理，激愤的士兵很可能会冲出二条城。因此，大目付泷川具举与梅泽商议后，迅速前来拜见庆喜。
“希望您能详细上奏，我已经无法制止了。”
听了梅泽的话而来到大坂城的泷川具举亦是十分激愤，犹如遭到切身之痛一般。
“莫非大家都被大人欺骗了？大人难道不认为肆无忌惮的萨摩是奸臣逆贼吗！”
庆喜起初沉默不语。会津和桑名两藩藩主就在旁边，因此，回答万万不可草率。
无论如何，江户事件都大出庆喜意料，令他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他好不容易通过秘密帮助新政权来令对方反省，如今一切努力都因这次事件而化作泡影。
“大人！大人是否已与萨摩有过谈判？倘若果真如此，若不说明真相，众怒难消。今日可否请您说明真相？抑或决定率兵进京时日？今天在下一定要得到答复才能回去！”
实际上，这个泷川对萨摩的憎恶似乎比梅泽更加强烈。
岩仓一派一直苦心研究如何才能激怒庆喜。倘若庆喜发怒，他们所说的“庆喜怀有叛逆之心”的借口便有了充分的证据，才有理由请求天皇下达征讨敕命。
庆喜在行动时自然对此一清二楚。
“我绝非违背圣意之人。”
他表明自己的这种态度，想先行缓解岩仓派的警戒心理，并故意退至大坂，打算先解决列强这一难题。然而，萨摩在江户施暴的阴谋行动和由此引发众怒而爆发的三田火攻事件却极大地扰乱了庆喜的计划。
“是吗？继续下去，二条城将变得无法控制？”
“正是！朝廷也在催促大人进京，还请您立刻率兵进京。”
庆喜考虑片刻，静静地说道：“好，那就进京吧。”
倘若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办法能够缓和会、桑二藩士兵的激愤，也只有如此了。
庆喜自然并不打算引发激烈冲突，他想先通过自己进京来令同伴放心，然后再直接与岩仓派谈判。无论如何狂暴的讨幕论者，都不会突然袭击庆喜。倘若有人发动袭击从而引发激战，不仅京都会化作焦土，他们很有可能将不得不簇拥新帝前往广岛、长州或是更往西的地方，重蹈簇拥安德天皇的平氏的覆辙。
（他们不至于如此狂暴愚蠢……）
见了面一定能说服对方。然而，纵是如此迫不得已的决定也遭到了阻碍。26日，肥前、肥后、筑前、柳川、津、盛冈、阿波、久留米、对马、二本松、新发田等诸藩的重要官员们在京都圆山召开会议，并向朝廷提交了联名文书。
“此时催促庆喜进京必将引发骚乱，理当循序渐进，方能取得复古实绩。”
显而易见，除了担心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其中还包含着另一种意思：“倘若庆喜进京，恐怕势必会遭到挑衅并被迫蒙上贼名……”
如此一来，庆喜又将变得无法行动。
当时，一国执政者完全不成体统，混乱不堪，政令也是支离破碎。而且，朝廷缺少资金，支出数额却极为庞大，为此朝议甚至做出决定，特意到大坂城要求提供资金。其时，庆喜立刻将手头的千两黄金交了上去。
“既想让他出钱，又想让他蒙上贼名……”
在一片混乱中，关于庆喜进京的传言不胫而走。与此同时，朝廷慌忙在京都至伏见一带都部署了萨、长、土、芸四藩的士兵。
其时，法国公使实在看不下去，再次提出援助幕府，老中松平康直等人积极劝说庆喜接受对方的好意，但庆喜仍然坚定地拒绝，终于迎来了庆应四年（1868年）的正月。
有不少人认为，自庆应三年（1867年）末至发生鸟羽、伏见冲突的这段时间内，时局混乱，或许已令庆喜感到束手无策而陷入茫然。
或许在世人眼中确实如此，但对庆喜而言，这段时间才是他一生之中需要作出最多决断的时候。
其时，抛却岩仓一派的夺权运动暂且不提，庆喜已经清楚地知道，萨摩的勤皇与自己的勤皇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至少与作为父亲水户齐昭的同志而共同忧国的齐彬时代的尊皇是完全不同的。
水户齐昭拥有的进步性甚至令岛津齐彬都尊敬地以师道待之。他所标榜的“尊皇攘夷”，绝非后世雷同者所说的固执地厌恶外国人的思想。他先是打算亲自完成日英词典的编纂，并为公子们种牛痘，以牛奶抚养，自己也吃肉，还进行各种化学实验，并计划亲自远渡海外，是一位了不起的进步主义者。其思想模式植根于水户史学所具备的宇宙性（神国观），故而可以清楚地看透欧洲文明的侵略性，因此才倡导攘夷。
攘夷的对象自然并不仅仅是异国之人，而是必须将盘踞在我们心底的“邪心”全部驱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萨摩的齐彬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同志。
正因如此，日下部伊三次、有村俊斋、西乡隆盛等人起初都亲近水户，努力向水户学习。而且，西乡如今在久光身边。因此，庆喜并未将其视作那些不同境界的只会利用朝廷的所谓勤皇派。
（他或许有些误会……）
果真如此，西乡必然有一天会恍然大悟，明白庆喜也是他们的同志。而且，如今的庆喜心中光风霁月，即使面对真正的勤皇家也不会因感到羞愧而回避。
庆喜断定家康的主张便是如此，故而奉还大政，辞去征夷大将军，光明正大地开拓一条新的道路。因此，鉴于坂本龙马的感谢和述怀，庆喜认为西乡隆盛理应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事实上，正是这种信赖促使庆喜决定于庆应四年（明治元年，1868年）元旦进京。
在元旦时，宫中会举办很多仪式。按照习俗，在四方朝拜的节会上，百官均会前来朝贺。而且，今年初春，谅暗期已经过去，名义上也已经实现了王政复古。正因如此，被准许保留前内大臣称谓的庆喜计划进京朝贺，同时打算与岩仓派交流意见。庆喜以为，如此一来或许便可以避免紧张对立的双方之间发生武力冲突。
（有人会明白的，若是无人明白，新政将无法前进……）
怀着这种想法的庆喜为了援助新政，决定亲自入朝，随从人员的安排也已部署妥当。
庆喜之所以决定进京，新政府的“财政”问题自然也是原因之一。
岩仓一派的宫廷之人只知一味进行夺权斗争，但支持实际生活的却是金钱。萨、长几乎已经拿不出金钱上供，朝廷的资金储备也已经见底。事实上，庆喜于年末上交的千两黄金也仅被用于天皇的生活费用。
其时，被派往大坂城的人是管理皇陵的户田大和守忠至。通过户田的言谈，庆喜清楚地察觉到，派遣户田前来的人其实就是岩仓具视。
“实际上，已经到了先帝的周忌，但朝廷却没有足够的费用。真是惶恐之至……实不相瞒，天子的粮仓已然空空如也。”
听到对方的话，庆喜一时陷入沉默。对大坂一方而言，一旦开战，这些资金将成为重要的军饷，激愤的旗本们究竟会不会准许户田大和守从这里运走千两黄金呢？
“事实上，此前萨摩的三十名士兵就任皇宫警卫时，曾向朝廷索要饭团充饥……”
“连这个也没有吗？”
“是的。”
这便是宣扬脱离现实的大号令之后的实情，令人想笑却笑不出来。
“好吧，将黄金装在稻草包里运出去，这样别人就看不出里面是什么了。”
总之，庆喜让户田带走了千两黄金，而且还让保管幕府贡纳金的代官小堀数马写下了支出命令书。
就这样，27日，三井提供了一千两，31日，小野善秋提供了一千两，岛田八郎左卫门提供了一千两，合计四千两。朝廷好不容易迎来了明治元年，却在众人的大肆争论之下，连为值勤士兵做饭的钱都拿不出来……当时的朝廷已经陷入令人无法袖手旁观的窘迫境地。
岩仓认为出生于水户的庆喜绝不会对此置若罔闻，而庆喜虽然早已看穿了他的卑鄙用心，却仍提供了帮助。
后来树立了财政政策并发行纸币的由利公正（三冈八郎）虽然当时已从越前来到了京都，但在刚刚发布了大号令的朝幕对立的局势下，没有富商信任新政权。
日本当时的总产值是三千五十五万八千九百一十七石。其中，除去分给诸大名及各自属下的二千二百四十九万石，幕府用于国事的总收入是八百零六万石有余。
当然，新政府要掌控这些土地，其前提便是施行完全无税的方针，新政府一旦成立，首当其冲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筹措国费。于是岩仓一派想当然地企图令庆喜蒙上贼名，没收其领地和人民。但这只是脱离现实的空谈，事情不可能会如此简单。然而，若是置之不理，大号令最终也会变成一句空谈。当此关头，庆喜必须想出新的办法。
庆喜之所以决定进京，便是出于如此见地。他认为，岩仓一派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这样，以庆喜进京为契机，不幸的鸟羽、伏见之战开始了。而造成这一冲突的感情背景依然是江户的火攻萨摩藩邸事件。
无论如何，自西乡隆盛入住时起，三田的萨摩藩邸便已藏匿了二百多名所谓的勤皇志士和无赖浪人，只为应付突发情况。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与赤军派学生睡在学校的情况一模一样。这些人在萨摩藩士伊牟田尚平的率领下，日夜劫掠市内富豪，据说被抢金额高达二十万两。
总之，在高呼“勤皇”的人中，既有渴望混乱的“御用盗贼”，也有如庆喜和岩仓这般的人物，可谓鱼龙混杂。故而一旦发生纠纷，便会形成极大混乱，令人无法分辨是非。
显而易见，江户的“御用盗贼”实则是以攘夷和军款之名进行胁迫的强盗。他们有时还会抱着仿造的外国人首级强行闯入人家，以此恐吓对方交出钱财以作报仇代价。小户人家二十两、三十两，大户人家则要一百两、二百两，几乎无一遗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