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正因如此，当时的宫廷中人才会前怕狼，后怕虎，将双方都视作以武力威胁的巨人。
也正因如此，二条摄政纵然应允撤销任命萨、因、备为新警卫的命令，也一定无法轻易应允被赶出朝廷的四卿之事。
若是明确地告知实情，表示应允，便不得不开始考虑对责任人的处罚。处罚宫廷中人倒非难事，但若要处罚萨摩，就摄政的性格而言，终究是无法做到的。
就这样，到了黎明时分，一条大纳言率先离席而去。
“天亮了，在下感到有点头晕，今日就到此为止。”
一条大纳言走后不久，九条大纳言也随之离去。
“无论如何，此乃国家大事，请容我再思考片刻。”
但就算只剩下摄政一人，庆喜的论点也没有丝毫改变。
“此乃国家大事，在下不能如此不明所以地回去。请您负责地告知在下详情。”
即便如此，摄政仍无言以对，故而在伊达宗城的在京日记中，对庆喜的追问有如下记载--
“若无法回答，当引咎辞职。”
那么庆喜当时是否真的说出了这番话呢？
事实上，这其中隐藏了维新政府诞生的最大苦楚。
对庆喜而言，倘若决定仅凭权谋术数展开争斗的话，还有其他办法。
英国与萨摩勾结，故意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国内旅行，以此刺激“朝廷厌恶夷人”的情绪。然后，他们又反过来宣称先帝敕许无效，干扰庆喜的开国外交。
倘若庆喜有意与其对抗，大可以听从法国公使洛奇的建议，宣布先行开放下关和鹿儿岛。如此一来，兵库的开港便会延期，朝廷也可以松一口气。而萨摩和长州则无异于脚下起火，必然无暇顾及在京都的暗中活动。
然而，庆喜认为应该尽力避免给外国势力介入的机会，故而并未采用这种办法。正因拒绝了这一提议，庆喜向摄政施加的压力才会如此强硬。
一方企图利用外国势力，将幕府逼至窘境；另一方纵然艰难，也要避免外国势力介入，谋求万民统一，平等开国--究竟哪一方更遂天皇心意呢？
这些近侍毫无识别能力，怎能将重要的天皇托付给他们！想到此处，庆喜心中自然愤怒不已。这种愤怒或许当真会令他说出“若无法回答，当引咎辞职”这样的话来。
总而言之，当日的庆喜“精悍之气莫可当”，辩论了整整二十三个小时，一直持续到19日上午十一时。
庆喜离开后不久，摄政便以“前日英国人之事与事实有所出入，无须警卫搜查”为由，撤销了萨、因、备三藩的警卫任命。
从这些文字上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与萨摩谋划的此次旅行确实带有胁迫朝廷的目的。
撤销三藩警卫任命的同时，对于煽动公卿过激派的鹫尾侍从和正亲町少将以及答应要求、威胁以近卫内大臣为首的五摄家的滋野井中将父子，摄政均下令命其待罪候审，同时上表请辞。
不仅如此，仅余一人的柳原大纳言也被罢免了议奏一职，近卫内大臣和一条、九条两大纳言也因对国事认识不足而被追究责任，罢免官职。
如此一来，十六岁的天皇身边竟至空无一人。
当此时期，近侍重臣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对于那些纵不情愿仍然冷静地为皇国（神州）未来担忧的人而言，这并非成熟之举，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令人不禁眉头紧皱……
如此一来，不久的将来自然会形成一个由岩仓、三条等严重偏离正轨的夺权派执掌牛耳的世界。
庆喜不得不立刻派遣使者再次前往摄政府，要求摄政收回辞呈。
有个成语叫“隔靴搔痒”。隔着靴子，无论如何挠都是无济于事的。庆喜对宫廷重臣的感觉便是如此。这些近侍和过激派的志士们虽然高呼“王政复古”，倡导“朝权回复”，但一言以蔽之，他们根本不具备成熟的实力。
倘若这个尚未成熟的集团不择手段，不断盲目地策划阴谋，政治大改革将毫无希望可言。退一步讲，纵然令政权重返朝廷，也只是让因循守旧的幕藩体制变为以萨摩藩为中心的利己体制。
朝廷重臣们并不具备这种看透根本的想法和实力。
二条摄政退隐，近卫内大臣及一条、三条、九条等重要的五摄家也纷纷辞职，究竟要由谁来担任亲政的核心呢？每每遇事便以“辞职”为由回避责任，如何能够培养“勤皇”思想？
因此，庆喜又命原市之进八方奔走，先行劝阻了众人辞职。
要想稳住众人辞职的想法，庆喜自然不得不准许流放四卿。事情能进展至此，其背后必定隐藏着无比悲切而周密的安排。
幕府首先派遣士兵保护被勒令待罪候审的滋野井中将等四人，以消除其恐惧感；而后又派遣三十二名游击队员保护二条摄政，保证其免受暴徒胁迫。
从暴徒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庆喜的卷土重来，庆喜对此一清二楚。但若不能先消除恐惧感，近侍重臣的阵容将溃不成军。
于是，22日，近卫内大臣及一条、九条两大纳言依旧继续担任国事挂职务，柳原大纳言也恢复议奏之职。27日，又另下诏书，驳回摄政辞职，命其出仕。匆匆忙忙地反复劝说之后，终于避免了重臣溃灭的危机。
对过激派而言，这无疑是一次败北。鹫尾侍从对全体公卿的威吓眼看便要大奏全效，最终却功亏一篑。
而且四卿的继任问题被推迟，失败的浪人们变得更加愤怒，曾三度于反对派门前张贴恐吓宣言。
以暴力胁迫已成为夺权手段，勤皇思想也遭到了严重歪曲。而这些人竟然还能被称作勤皇之士或革命家，可以说“革命即是战争”这一极度不合常理的逻辑时至今日仍然能大摇大摆地横行于世，也自有其存在的原因。
暴力主义以不可思议的魅力捕获并撼动着人们的利己之心……于是，宫廷真正沦落成了一个百鬼夜行的世界。
4月6日，三条大桥的桥头堂而皇之地贴上了一张标语--“若不改悔，必加天诛”，并列举了涩泽成一郎、穗积亮之助及目付、书记官等人的姓名。
4月18日，新帝侍读伏原三位府内被投入恐吓信，内容如下--
尔有负先帝圣明，阿谀摄政，连同广桥大纳言帮助东夷（幕府）施行奸策，愚弄朝廷。若不退隐，必遭不测。
因此，伏原三位便声称过于疲累，辞去了侍读一职，闭门不出。
6月26日，鹰司前关白府中也被投入了可怕的恐吓信。信中内容无一不是以其帮助幕府为由加以责难，声称“若不改悔，难保平安”。
于是，到了7月7日，前关白上书请辞“国事咨询”一职，贺阳宫也辞去“圣意扶助”这一重要职务，仅仅承担国事挂一职。
至此事态已经十分明显，暴力胁迫彻底震慑了公卿近侍，迫使他们缄口不语。
（何等懦弱啊！）
对此人们自然会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但却必须将其作为一个事实铭记于心。
纵然在当今昭和，不具备自卫手段的法官倘若没有更坚固的保护，便无法期待其言论具备独立的权威。权力时常会令庶民受苦，但我们却不可忘记，在现实中，暴力犹在权力之上。
近卫前关白父子其实也是彻头彻尾的公武合体派，他们内心深处都清楚长州和萨摩的行为着实令人为难，但他们闭口缄默，并未直接向萨州提出过真正的意见。
因此，完全可以说，令夺权派逐渐得势的最大功臣实则正是公卿之间对暴力的恐惧。
而将他们的这一弱点告知萨长的自然便是岩仓具视和流亡至长州的三条实美及其下公卿。
倘若先帝尚在人世，这些人自然不会如此放肆，大逞一己私欲。而随着先帝驾崩，他们当然会针对这一弱点开始发动猛烈攻击。
可以说，庆喜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这股暴力风潮的走势，或许从表面上也可以看做是赢了。但实际上，只能说是依靠一群毫无骨气的人才勉强得以维持朝廷的体面。
新帝尚且年幼，一度穿透云层的神州理想之光再次被厚厚的乌云遮掩，政治彻底堕落成了争权夺利的肮脏竞争。
究竟有谁和谁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呢……
就在如此混乱的情形下，庆应三年（1867年）6月，庆喜提出了对前将军家茂追赠勋位官阶的请求。
倘若朝廷的恐惧是庆喜面前的一道障碍，那么包括大奥在内的江户的固陋旧习便是其背后吵闹不休的敌人。
庆喜周围对他身为“水户之子”的反感和疑惑丝毫没有减少。因为是水户之子，故而幕府中人一直对庆喜心存戒备，怀疑他可能会毁灭幕府。这真是人生一大讽刺啊！
庆喜内心之所以早已抛弃对幕府政治的执念，完全是源自家康的构想。家康在大坂夏之阵迫使秀赖母子自尽后已是风烛残年，便为后世颁布了两条法令。
其一便是《武家法度》十三条，另一条则是《公武法制、元和元年（1615年）8月应敕》法度，是由家康、秀忠及左大臣二条昭美（后来的关白）联名应敕命而制定的。
该法度自然并非“应该怎样怎样”这种格式化的条文。
倭朝天神地神十二代之天照大神宫确立国政，传自神代之三种神器乃为天子抚育四海万民……
自此起句，之后阐明国体与朝廷关系的共有十八条。其中，第十四条中明确记载了下面一段内容--
宜赐水户宰相赖房为副将军。若将军施行国政不当，可由老中及诸官员评定，依照水户家指示，自尾州纪州两家之中选定继承将军之人，上奏朝廷。若两家之中亦无胜任之人，仅水户家有权自任意诸侯之中选定器量足以治理天下之人，上奏朝廷。（第十四条）
这是庆喜刻骨铭记的家康遗志。说到御三家，世人皆以为是尾州、纪州、水户三家，但家康并不作此想。所谓御三家，应该是将军家（宗家）、尾州和纪州三家，水户则是副将军，肩负着选定贤明继承人并上奏朝廷的特殊使命。
家康当然不会认为德川家代代皆为明君，也没有说必须在御三家之中选定将军。他在法度中明确表示，当御三家之中并无人品、器量符合将军要求之人时，可自任意诸侯之中选定足以治理天下之人，并由水户家向朝廷上奏。
水户家的修史大业自然便是源自于此，故而生为水户之子的庆喜也早早离开本家，以一桥家嗣子的身份继承了宗家。
然而，由于他身负水户血脉，因而有人提出非难，认为上一代将军家茂的周忌已经快要临近，庆喜却并未及时提出追赠家茂勋位官阶的申请。
“世人原来便是如此……”
庆喜虽然这样想，但对于无法看清时代趋向的人们而言，这仍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俗事。
庆喜如今早已放弃中兴幕府的打算。他静静地顺应家康的心意，等待“器量及实力均足以治理天下之人”出现。但遗憾的是，不仅在朝廷中没有发现此等人物，纵是在天下诸侯之中亦无所获。所有人都与三种神器的理想相去甚远，仅以己藩利益为重，忘记了为万民服务的宗旨。
（如此下去，难成伟大国家……）
庆喜内心焦虑，却又不得不向极度混乱的朝廷提出追赠上一代将军家茂勋位官阶的申请。
二十一岁病逝的家茂并无特殊功勋，但追赠勋位官阶乃是将军家代代惯例，以庆喜的立场而言，他必须遵从。
（这恐怕是最后的家事了……）
虽然庆喜年龄更长，但对他而言，家茂是上一代将军，是他的养父。虽然混乱的时势停滞在二人之间，造成了隔阂，但身为一家之长，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庆喜提出申请后，浪人志士再次变得激昂不已。其时，他们已将家康视作只为篡夺王政的不逞不逊的逆臣，而煽动者自然也会趁此机会煽风点火。
“事到如今还要为叛臣头目追赠勋位？”
“确实如此，但完全不顾先例亦显生硬，不如仅赐太政大臣封号，至于官阶便无须特意下令了。”
既然如此说，朝廷自然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便命山陵奉行户田大和守表示：“关于前任大树追赠官位一事，据秘密消息透露，现任大树（庆喜）身为养子，被人猜疑诚意不足，委实艰难。前任大树虽然拙笨，但至少曾三度进京，亦令山陵恢复古制，已尽绵薄之力。念其忠实勤奋，应如幕府所愿赐予官位……”
如此一说也确实如此。自德川家光以来，将军向来不曾进京，到了德川家茂这一代，却三度进京，兼之又是皇妹和宫的丈夫，故而到了7月12日，家茂被追赠“正一位太政大臣”官位。
如此一来，幕府的不满略有消退，但反对派对庆喜的敌意却变得愈发高涨。而这种敌意又直接集中在了对兵库开港极端过激的反对之中。在他们看来，反对兵库开港是打倒朝臣中合体派的最有效手段。
“先帝原本便反对开港，只因幕府强行胁迫，迫于无奈方才准许。如今正是我等奋起矫枉之时。”竟然连已经驾崩的先帝之名也被再次抬出加以利用。
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却仍故意为之。如此一来，不要说神圣的大义了，这只会令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形成的阴谋的泥潭越来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