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喜将洛奇送走时，心中已经做出了决定，但他的决定与洛奇所言完全相反。
洛奇完全将萨、长视为叛军，认为应当毫不留情地加以讨伐。在任何情况下，敌人都不可能变成朋友。而讨伐应讨之人，首要手段便需要在敌人中间引发混乱。因此洛奇认为，最能将敌人逼至窘境的做法便是立即宣布开放下关和鹿儿岛。
无论萨摩和长州各自有何心思，他们现在都属于开国派。事到如今，他们已不可能再反对开港。
当然，一旦开港，列强势必会在港口集结海军，为了要求划分租借地而接连踏上日本国土。
如今他们正巧妙地操控着一群厌恶夷人、自称志士的下级武士，若真的实行此事，这些下级武士将会如何行动呢？
也正因如此，大久保一藏才会淡然表示“鄙藩亦存在攘夷与开国两论”。相信用不了多久，不管是下关还是鹿儿岛都将发生骚乱，引起两派之间的激烈冲突，以致血流成河。
恐怕只有对此加以制裁，才能暂时令他们无暇在京都玩弄阴谋……
若将他们视作敌人的话，的确应该这样做。而在此混乱期间，幕府也将尽力造好军舰、备齐大炮，接受了西洋式训练的士兵也将不断增加。如此一来，他们心中必将焦虑不已，很有可能会将二藩拱手卖给英国。
如今，印度、马六甲和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因此而升起了英国国旗。
（绝不能让日本遭受此等耻辱！）
此时应该按照先帝在位时所签订的条约开放兵库，明确表明姿态，纵然时代改变，政权交替，日本亦岿然不动--这才是不动声色地拨开列强侵略之手的方法。
最终，这种做法也将让朝廷、幕府以及萨摩和长州全部得到拯救。
（世人并非全是不明此理的蠢才……）
庆喜向摄政提出履行条约的意见尚未在朝议上决定。一概反对的讨幕派，也就是萨长所操纵的夺权派（根据大原三位的上书所指）以天皇交替为由，对此表示极力反对，认为应当重新协商，并得意洋洋地一直讨论不休。
然而，庆喜认为如今根本不必理会这个问题。曾经缔结的条约并不会因为掌权者的交替而改变，此乃世界惯例，只需对他们加以说明即可。眼下更重要的是，应该先令公使谒见新任者，确认交替之人是否值得信赖。
心中既已决定，庆喜便不再犹豫，开始着手准备谒见一事。其时，英国公使帕克斯在与萨摩联络的基础上，已经开始频频出谋划策。
此次谒见并非单纯的谒见，在这之后，因两都（兵库、大坂）开港开市的期限临近，英国还频频提议应当就此问题进行详细商议。一边令萨摩顽固反对，一边却又如此步步紧逼--这便是当时英国外交的真实面目。
庆喜起初自然也认为应先“请求敕许”，而后再接见公使。然而，英国公使帕克斯与萨摩的大久保一藏、宫廷的岩仓具视、大原三位等人联系密切，正在谋划“倒幕”，已经不容再拖延下去。
倘若继续拖延，就真的只能如法国公使洛奇所言，通过以牙还牙的方式，直接以战略来进行对抗不可。
于是庆喜向四国公使宣布，自己将于3月下旬在大坂城内举行新任将军的谒见仪式。
公使们都极其希望前往大坂面见庆喜，自然不会对此不予应承。就这样，英国公使帕克斯、荷兰公使巴尔斯布洛克分别于3月14日和16日抵达大坂；法国公使洛奇离开大坂后，又于22日重返大坂；美国公使冯·福肯伯格来得最晚，到28日才抵达大坂。
为了先稳住这些公使，庆喜通过老中板仓胜静和稻叶美浓守向他们转达：“两都、两港定会如约开放，并于开放六个月前公告天下。”
这六个月是开港、开市的准备时间。
如此一来，公使们便可以放心谒见将军庆喜，纷纷对其就任表示祝贺。然而，唯独英国公使帕克斯立刻对此通知紧紧咬住不放。
“倘若确实准备开放两都，希望能够先行公告。即刻公告天下也并没有什么不妥吧？”
英国为了阻挠庆喜而极力阻止天皇下达敕许，会提出如此交涉也是理所当然。
面对这个问题，庆喜淡然回避：“您的意思是说，若是不发公告，贵国人民便不予以认同，是吗？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您完全可以通过报纸在贵国国内宣布。”
如此一来，帕克斯也无法继续穷追不舍。他本以为日本是毫不开化的野蛮国家，却不料庆喜竟然熟知外交惯例，自宣布方法到报纸利用皆无一不晓。
庆喜颁布命令，决定于3月25日先行接见英国全权公使兼总领事帕克斯。既然是“颁布命令”，必定充分展示出了征夷大将军的威严。
帕克斯自然也感到十分愤怒。他率领数目可观的随从士官一同登城，首先前往白书院谒见了庆喜。
谒见完毕，帕克斯表示：“希望您能观看英国骑兵的骑术表演。”
这是一种微妙的威吓和回敬。
“不胜荣幸。”
庆喜带着持刀侍从来到庭院，观看了骑兵的骑术表演，然后下旨准许帕克斯在白书院陪同进餐，接着便返回了白书院。
回到白书院后，帕克斯不禁大吃一惊。
片刻之前，那里还是铺着榻榻米的日式下段客厅，如今却已变为摆满西洋餐具的大餐厅。菜肴全部出自法国厨师之手，餐桌上还摆放着色泽鲜艳的插花和上等香槟以作装饰，令人眼花缭乱。
菜肴也好，银质餐具也好，美酒也好，礼仪也好，无一不令人产生出身在巴黎的错觉。众官员按照老中、若年寄、大目付、外国奉行、目付的顺序，在餐桌旁排成一列，陪同进餐。
待到用餐完毕，庆喜站起身来，开口说道：“为英国女王陛下的健康干杯！”同时举起玻璃酒杯，帕克斯只得翻着白眼站起身来。
此番谒见给他带来的震惊犹如天翻地覆。一切皆按照欧洲风格进行，用餐礼仪也毫无差错。
“这一杯是为了英国公使帕克斯阁下的健康！”
庆喜一番举动完全超出了帕克斯的预料，以至于帕克斯在回答时数次语无伦次。
（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在登城之前，他还以为此番接见必然一如往昔，相信自己在谒见过程中一定能够就延迟开港问题将对方难倒。然而，他却没有找到一丝机会提出问题，眼见着在外国奉行的指挥下，馈赠礼品接连呈上。
赠给英国女王和帕克斯的礼品是极其精巧的漆箱，同席的士官们收到的则是成卷的绉绸。当礼品摆放到桌上时，庆喜早已离开了现场。
庆喜完全一副高高在上的执政者派头，纵是擅长用强的雄辩家帕克斯，此刻也变成了一个温顺的外交官。
26日和27日，庆喜又分别接见了荷兰公使兼总领事巴尔斯布洛克和法国公使洛奇。所有仪式和待遇都与接见英国公使时一样，在接见法国公使时，洛奇也请庆喜观看了骑乘兵驾驶的欧式马车，另外还在进餐时让军乐队演奏，聊以助兴。
听闻此事，英国公使帕克斯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又提出于28日再次带领随从士官正式谒见的请求。
此番登城定于上午九时。帕克斯或许是忍不住打算再次确认庆喜在正式会见中会采取何种态度，他首先答谢了前日款待，然后再次提及此前上书内容，口头询问了幕府不立刻公告天下的理由。
庆喜毫不拖泥带水，声音明快地回答道：“吾遵循本国大法，掌握祖宗传承之全权，期盼与各国交际日益密切，故而将四国公使请至大坂。公使方才言道，宜当尽力加深日英两国交谊。听闻此言，吾甚是满足。且正如我国政府先前通告公使所言，吾已决定，与贵国所订条约自当履行。得以借此大典（宣布将军任命）举行之机，亲口告知公使，吾甚欣喜。希望公使能将吾意告知贵国，且一并转达吾等祝愿英国王室繁荣之意。”
庆喜再次巧妙地避开了帕克斯的阴谋。
帕克斯完成二次谒见时，荷兰公使巴尔斯布洛克似乎亦不甘人后，同样提出了二次谒见的请求。
英国公使预定的接见时间是在上午九时，荷兰的巴尔斯布洛克则约定在上午十点半。因此，庆喜向帕克斯赠送应季服装后，便立刻前往另一个房间会见巴尔斯布洛克。
会见过程中，巴尔斯布洛克慌忙献上文久二年（1862年）10月--即五年前威廉三世的国书。事到如今才慌忙献上如此古旧国书，委实不知出于何故。但其中或许隐藏着外交团艰难的政治往来。
对此，庆喜亦与会见英国时完全相同，以郑重的辞令作答，而后又与帕克斯一样，向巴尔斯布洛克赠送了应季服装。
“欧洲诸国之中，荷兰亦最早与日本结下交谊，直至今日。我国得以学到欧洲诸多学术，全赖贵国所赐。如今两国国交日渐亲密，实乃吾等之幸。吾已决定，先帝与贵国所订条约自当全部履行。希望公使能将吾之诚意告知贵国贤德国王，且一并转达吾等祝愿贵国幸福安泰之意。”
至此，法国公使洛奇经过权衡，终于也不得不以答谢为名，提出登城请求。于是，当日下午三时，洛奇偕同法国提督登城，并呈上拿破仑三世的国书。
当然，在这种场合下平等对待各国是欧式外交技法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各国公使一定都很在意庆喜究竟是否掌握了此种技法。
对于洛奇，庆喜亦赠以温厚答复--
“贵国皇帝之深情厚意已向各国展示，今又任命公为全权公使，盼望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吾接获此等书简，心甚满足。吾今掌握祖宗传承之全权，希望能与公使、同盟各国及其国民代表一同协力照应，直达开化进步之境。”
随后，庆喜又对同行的提督慰劳道：“远途航海多有辛苦，不知何时任满归国？还望多加珍重。”
此番慰劳之言实则满含深意。洛奇先前已经提出意见，认为仅以当前手段不足以解决问题，建议应当首先开放下关和鹿儿岛，以挫萨、长锐气。倘若事情纠缠不清无法解决，法国海军自然会前来助攻萨、长。对此，庆喜却反问提督“何时任满归国”，由此便隐隐可见，庆喜毫无与萨、长抗争之意。
（所谓外交，便是如此……）
从庆喜的做法可以看出，其心意已是十分坚决。于是，洛奇和提督接受了庆喜所赠的应季服装后，便即离去。
洛奇再次登城，令英国的帕克斯愈发无法保持沉默。
这是很自然的。帕克斯认为，在背后操控庆喜的便是法国，故而不可有丝毫大意。于是，29日上午十时，帕克斯第三次登城。此次他提出在客厅前庭观看英国士兵的队列操练，此举自然是针对法国军队的一种威慑和竞争。
庆喜愉快地欣赏了阅兵，命人在客厅的下段房间内摆放洋酒和点心，并由老中和外国奉行负责接待。
同日下午二时，庆喜最后接见了美国代理公使福肯伯格，谒见仪式暂时宣告结束。不，因前面三人全部接见了两次以上，故而在4月1日，福肯伯格亦再次登城，呈上总统约翰逊的国书，也同样得到了庆喜的郑重答复。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庆喜第二次会见美国公使前，法国公使洛奇曾于上午九时登城，请庆喜观看了法国军队的队列操练。
“既然英国这样做，我们也不能善罢甘休。”
这完全是一种如同孩子般的强烈竞争心。
家定公、家茂公亦曾接见外国使臣，然赐与如此恳笃之礼者，自此方始。非止近世，纵观我国上下三千年，此举亦属空前。公（庆喜）之努力外交、谋求国际关系亲善之心，可见一斑。（《德川庆喜公传》）
正如文中所述，当此孝明帝驾崩之际，拥立年幼新帝的庆喜此举真正体现出了其奉公的真髓。
绝不能将当前问题的责任就此直接强行转嫁给新帝，庆喜的目标便是要确立一种制度，以确保这个责任无论何时都由执政者承担，而不是落在新帝身上。
当然，如今还无法由新帝亲自做出决断，故而才有摄政一职。因此，二条摄政便有义务承担这一外事责任，将先帝在条约中所订事项付诸实践。
虽然现实中有人计划不履行约定，但终究不具备令列强外交团认同的实力。因此，如今只有堂堂正正地开国才是对新帝时代的真正祝贺，才是粉碎列强野心的外政关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庆喜完全做到了。他开通了此后百年日本外交的道路，令日本终于步入正轨……
确如家康重生！
因此，对此事理应最感高兴的便是二条摄政和新帝身边的宫廷重臣们。然而，由于夺权主义者的阴谋活动过于猖狂，使得国体的尊严愈加淡薄，竟致使关键人物二条摄政也心生动摇。
对当时的日本而言，最重大的问题便是外交。只要能够暂时解决这一问题，便能抽出余力来慢慢整顿内政，令日本恢复安定。
然而，对于重视“夺权”胜过日本安定的人而言，这种安定才是敌人。一旦保持安定，任何革命都无法成功。所谓革命是为了民众之类的说法，事实上只不过是自说自话地玩弄理论罢了。
若非如此，他们也不会得出如此奇怪的结论--外交问题是日本最大的国难焦点，德川庆喜则漂亮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其政治手腕格外出色，因此必须尽快将其打倒。
而且，在内政改革方面，庆喜也绝不逊于当时的忧国大名和志士们。他早已不再仅仅执着于“幕府的存亡”一事上了。
他曾明确表示：“如今已非幕府中兴时代，而是效仿家康重新创业之时。”
但问题在于，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反幕势力，其外交智商均过于幼稚，难以委托大任。庆喜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些势力得到充分培养之前，只能由自己暂掌政权，故而才有此次外交团的谒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