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遇到了他的时代，也创造了属于他的时代。
1913年，梅兰芳在对他有着重大意义的上海首次登台，是在传统戏曲追求改良的新背景下展开的。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梅兰芳进入他最重要的艺术阶段：改良求变。他能够在1917年领旦行从谭鑫培手中接下“伶界大王”的名号，1927年在观众投票评选中毫无争议名列“四大名旦”之首，并最终将京剧艺术推至巅峰，无不得自改良求变的心性高远。
在京剧走向辉煌的民国初年到上世纪30年代末期，对于传统的态度，梨园有不同的做法。梅兰芳上世纪50年代提出“移步不换形”，其实是他从上世纪20年代就在努力实践的主张。排新戏或改旧戏，梅兰芳在每出戏里几乎都有新的尝试，却又尽可能温和渐进，做到不让同行和观众抗拒。1923年他创编古装新戏《西施》，为了丰富音乐表现力，首次在京剧伴奏乐器中增加了一把二胡，这个改动不但立即被观众接受，而且延续至今。梅兰芳对京剧艺术的贡献，不在极致醒目，在他温恭蕴藉中大象无形的美。中年后名动天下了，行里行外依旧评说梅兰芳“本分”--心力只用在台上，要把台上一切“做圆了”。一个极感人的例子是，梅葆琛有一次看完《霸王别姬》，对父亲说第二场手扶宝剑出场时，剑鞘在身后翘得太高，挑着斗篷不好看。第二天再演，梅兰芳就把这个动作改了。新中国成立后，梅家的老服务员去看戏，回家说梅先生那天化妆化得脸上红色太重了些。第二天演完，梅兰芳就记着问她，今天是不是比昨天要好些？正是这份“圆”，一日日一丝不苟地日积，成全了一个京剧的梅兰芳时代。
结交文人形成师友关系，梅兰芳也开了风气之先。齐如山、冯耿光、金仲荪、张彭春，这些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名士文人，都把全部智慧和力量用在了推动梅兰芳改革中国旧戏曲上，而梅兰芳也懂得虚心接纳，从善如流，不局限于戏曲的小天地。在他们筹划下，梅兰芳1919年访日、1930年访美、1935年访苏，3次向世界敞开与传播了京剧艺术，他自己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奠定了国际戏剧大师的地位。
梅兰芳一生，求戏格的独立，也一直求人格的清白和完美。梅郎、梅老板、梅博士、梅先生，人生不同阶段的几个称呼，标志了他所追索的人格完成，也折射出中国京剧和几代京剧艺人的命运走向。他少年时，艺人地位还很屈辱，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是借助了齐如山、冯耿光这些有新思想的文人帮助，孤独地和当时污浊的梨园风气对抗，用自己无可挑剔的艺品和谨慎为人，去消除社会舆论对男旦行的成见。
从上世纪30年代始，梅兰芳其实已经明白自己对京剧所担当的角色以及这个角色所带来的责任。他关切整个梨园的同行，每到旧历年，都要出面组织唱义务戏，把演出收入分发给贫苦同行，好让他们渡过年关。抗战8年，他却一改平日行事待人无可无不可的温和谦恭，蓄须歇演，对自己多年追求的人格角色作了印证。解放初，梅兰芳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等职，身份巨大变化，曾让他感叹“这是我们戏曲界空前未有的事情，是我的祖先们和我自己都梦想不到的事情”。但他并没有想去做政治家，也看不到以后即将发生之事。作为从旧时代走来，经历了一个时代无数起起伏伏、风风雨雨的艺人，他这一生，直至今天，在我们完成整个采访过程中，仍令所有人肃然起敬。
这不能不说是梅兰芳留下的最大财富。
京剧大师梅兰芳的一生，是让世人尊重的一生：他对京剧艺术不懈追求，勇于创新；他不当亡国奴，蓄须明志；他结交知识分子，帮助贫苦同行。章诒和回忆梅兰芳说：梅先生的艺术和为人都极其高雅。他的艺术，从不惊天动地，从不山呼海啸，上下合度，刚柔相济，恰到好处。谁也没见过梅老板发脾气，永远是谦恭礼让，温文尔雅。所有光灿灿的金钱和响当当的头衔，都未能动摇他做人的根本，一生都在坚守艺人的本色。梅兰芳，民族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