蟠龙镇街上有一座革命以后废弃的天主教堂。教堂的院子里有几孔石窑，西地区党委机关就设在镇街上这座教堂窑洞里。当马文瑞到来时，行署专员曹力如、军分区司令员吴岱峰和各部负责人都等在窑院里迎接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曹力如、吴岱峰和马文瑞是早已熟识的老战友，好几年不见面了，这次不光重逢，还要在一起工作了，心中别提有多高兴。大家一看，作风严谨、不苟言笑的马文瑞还带来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学生，马明方不知是故意开玩笑还是判断失误了，说：“文瑞，我要走了，我这就把窑洞空出来，就安排你们两个住一搭吧。”马文瑞忙摆手说：“不不不，人家是来工作的。”大家哄地都笑了。那个长得活泼又精干的女学生却不笑，红着脸大大方方自我介绍道：“我们是抗大四大队的学员，奉命来西地区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请各位领导多加指导。”她那过分的认真严肃，加上风尘仆仆、满脸汗渍的样子，把大家都逗乐了。她已自我介绍，马文瑞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是微笑着望着他们俩，想到刚才一路上他俩的狼狈相，不由得嘿嘿笑着说：“她叫孙铭，这位叫夏峰。他们可不简单，路上两匹牲口跟他们捣蛋，他们不服气，把嗓门都喊哑了。”曹力如上前握住两人的手说：“欢迎，欢迎！咱们这一带的老百姓多数不识字，你们来了，咱们一道开展工作。”随即吩咐妇联主任路志亮带他们去洗脸、吃饭。
通讯员打来一盆热水，马文瑞洗了脸，一边吃着饭，一边和曹力如、吴岱峰交谈。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个慢性子人，走路稳稳当当，说话十分慎重，处理问题总是经过三思而后行。但他其实性格也很火急，特别是接受了一项新的工作任务，无论在别人看来，这项任务是重要还是不重要，他都认为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他总要刻不容缓、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尽自己全部的努力，把工作做好。他不是那种思想飞腾、才华横溢的人，他所具有的就是对一切人和一切事物所抱的客观科学的态度和脚踏实地的扎实作风。在革命这部伟大的不停运转着的机器中，他像那些千千万万个组合成这部机器的零部件一样，时刻都在尽心尽职地发挥自己的作用。马文瑞给自己确定的信条便是：坚定不移，忠于职守。这次接到来西分区工作的通知，他人还在延安，心早已经飞到了蟠龙。他意识到西地区的工作是非同一般的。延安县，这不必说，是陕甘宁边区的中心所在地，周围各县又都是老区，各项工作应当走在全边区的前面。想到此，便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感到肩头的担子不轻。不过他对于曹力如和吴岱峰这两个搭档倒是知根知底，很觉得满意。岱峰是陕北最早的一位红军指挥员，一直在红26军中担任领导工作，搞军事他有经验，加之为人很耿介忠厚，同自己很能配合得来。曹力如文化水平较高，作风也是谦虚朴实的，搞地方群众工作有一套经验……他对自己身边的同志，总是能较多地看到他们的长处和优点，觉得许多同志都有值得自己学习的东西。同志们发表的任何意见，哪怕是发牢骚的话，他也能耐心听完，其中哪怕有一点合理的成分，他都会汲取的。因此他到任何地方，都能得到大家的信赖，搞好团结。就这样，马文瑞一到西地区，手里端着饭碗，满脑子却装的都是工作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他依旧是那样的稳重坦然，不动声色，其实他心中急着呢！他计划着，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各方面的情况先摸清吃透，把工作中存在着的主要问题抓住了才好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想到此，他突然意识到，工作问题，其实也就是哲学问题。那天夜里，他躺在新环境的窑洞里，久久难以入睡。他思前想后，反复提醒自己，“抗大”学习了半年，不要把“理论”忘到脑后去，工作实践中可要注重运用呀！新来的党委书记虽然年轻，但他在曹力如、吴岱峰两位年长的同志心目中，是很不简单、很有能耐的。
陕甘宁边区的扫盲识字运动，看起来是号召农民识字学文化，实际上也是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场具有深刻意义的工作，要真正在基层群众中开展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妇女中间要提倡学文化，更是难中之难了。20世纪30年代陕北的一般本分农民，仍然承袭着凭“受苦”吃饭的传统古训，对读书识字这样的事是不曾涉问的。原始落后的生存条件和生产方式，迫使他们长年累月拼命劳作，才能勉强维持最低标准的物质生活。连被视为传宗接代根苗的男娃娃都不能接受教育，女娃娃更不可能被供了念书。祖祖辈辈，一群文盲聚集在偏远闭塞的小山村中，人们的精神被传统的封建礼教、巫神和迷信邪说奴役统治着。当苏区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统治，政治上和经济上翻身之后，愚昧和无知的枷锁依然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精神。号召群众学文化，开展扫盲识字运动，就是打开人民精神枷锁的金钥匙。西地区党委书记马文瑞的心目中，这项似乎很普通的工作，却是极其重要的。他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亲自过问，宣传部门和工青妇团体大力去抓；他要求注意抓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在外面推广。西地区党委宣传部和群众团体抽调干部同“抗大”来的两个学员组成工作组分别下到区、乡去抓试点。
孙铭和分区党委宣传部的杨润之分到距离蟠龙镇十多里路的一个区工作。这个区的妇联会主任名叫杨清，虽是个文化不高的农民同志，但她人聪明，很注意学习，农村情况熟悉，工作很有一套办法。“抗大”毕业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孙铭，和杨清在一起工作，学到不少东西。她发现杨清做农村妇女的思想工作很有办法。她作为区妇联会主任，和农村妇女见了面，没有一点架子，总是亲热地拉着手，姐妹相称，像有拉不完的家常话。
农村妇女拖儿带女，一听识字扫盲，先是咧开嘴哧哧地笑。一听要她们上夜校头便摇得像货郎鼓，嘴里一个劲儿说：“不，不，不……”她们得一个一个上门去动员。往往是，好容易说服了本人，丈夫却黑着脸不表态，又得做丈夫的工作。动员一个学生至少也得跑三四趟。有的人好容易来了，才上一次课，第二天又不来了，还得耐着性子反复动员。孙铭有时为此而着急上火。杨清做这类工作，总是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她还常常对孙铭说：“我们姐妹们，自小吃的苦太多，受的压迫太深重，要叫她们一下子摆脱封建枷锁，还得有个过程哩。咱们不着急，慢慢地来，三年总会有个闰腊月嘛。”每逢这种时候，孙铭就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较之杨清，与人民群众之间还有一层看不见的隔膜，有一段急忙还无法消除的距离，便很有几分愧疚和焦虑，几分钦佩和羡慕涌起在心头。她甚至想，自己要是像杨清那样出身在陕北农民的家庭该多好啊！那样自己也就能像杨清那样同老百姓用“尔格”（现在）、“解不开”（不懂得）、“哪嗑呀”(到哪里去）这样一些亲切的字眼交谈了。而眼下这些陕北方言土语中最常见而又很独特的字眼，被她学着讲出来，反而很不自然，连农民都觉得好笑，她便感到很惭愧。一次妇女扫盲班上课时，有一个好逗笑儿的婆姨问她：“孙先生，你知道尔格两个字怎么写？”见她被问住了，人家又问：“还有旮旯、屹谤、崾岘，这些字咋写？”她这个孙先生竟然全被问住了，当下脸涨得通红。妇女们先还有人哄笑，后来大家看见先生难为情，就都低下头不出声了。杨清见状，忙出来替她解围，对那个婆姨说：“你问的这都是咱受苦人的土疙瘩话，怕连《康熙字典》里也找不出来，孙老师咋解开？
”不料那个婆姨却说：“不是没有，是你们不会。我几年前就问过曹家沟的曹阴阳，人家旮旯、屹读、崾岘都会写。”说着还用柴棍棍把这几个字清清楚楚画在脚地上。妇女们好奇地围过来，像看西洋景一般挤着看。孙铭心里很难过，脸一时涨得通红，几乎快要流出眼泪来了，她咬住牙关强忍着。杨清忙说：“哎，这倒新鲜，孙老师，咱们看她写得对不对。”众人让开来，她俩一看，觉得那几个字，也还很像个样儿，杨清说：“来，咱们把它记下来，请教一下地区党委书记马文瑞和专员曹力如，听说全西地区数他们两个文化高哩。”孙铭也跟着把那几个字记了下来。后来才搞清楚，这几个字，《康熙字典》里本来有。杨清对待这件小事情，也可以看出她的工作作风来。在她们的帮助下，那个好提怪问题的婆姨成了全区的识字模范，反过来对她们的工作很有帮助。渐渐地，孙铭觉得陕北农村妇女很淳朴、很单纯，而且善良又好客。她也像杨清一样，在区里的每个村子里，都交了许多妇女朋友。人们一提起延安“抗大”来的孙老师，开始充满了敬意和热情。那些日子里，她白天和农民一起在山里收秋，夜里还给大伙上课，整天乐呵呵的，嘴里老是轻轻地哼着歌曲。她在农民家里吃派饭，人家总是把最好吃的饭食做给她吃。她发现陕北的妇女很会用五谷杂粮做饭食，绿豆凉粉、擀杂面、洋芋丸子、玉米面摊黄、黄米馍馍、豆面饼子、荞面煎饼、软糜子窝窝，这些家常便饭，做起来往往工序多，很费劲儿，一顿饭至少要忙活老半天，才能端上来。加之作料和滕子都很有讲究，味道也就格外独特。这些杂粮饭食，是她在西安城里见不上的，吃着很觉新鲜。饭熟了，她们亲手把饭碗递到你手中，然后还要坐在你面前，一眼盯着看你吃。你吃得越多，她们才越高兴。她吃着她们做的这类饭食，总有一种感激和亲近的感觉。渐渐地，她闻惯了家家户户窑里那股腌酸菜气味，听惯了乡村间的鸡鸣狗叫猪哼哼声，看惯了那些衣衫破烂手脸不洁的泥疙瘩娃娃们，也摸透了那默默无闻忍辱负重辛劳一生的农家婆姨们的善良、宽容和苦涩的心……她觉得自己来扫盲识字，其实也扫去了自己对劳动人民一无所知的“盲”，认识了“人民群众”这几个字的真实深刻而又丰富的含义。她坐在农民那仅仅铺着一张芦席，或者甚至连芦席也不铺的土炕上，再也不觉得土脏炕硬了，只觉得凉爽，只觉得惬意；农民的光屁股娃娃抱在怀里，也不怕他们撒尿；用农民的碗筷吃饭前，也不再拿出手绢擦拭消毒了；与农民同吃一个小盆中的腌碎菜，想不起干净不干净的问题了。总之，当她进入一户农民窑院的柴门，觉得像回到了家里一样舒心，一样亲切。自己人回到家里，当然不是来做客的，她挑水，扫院，喂猪，吆鸡，见什么帮着干什么。几个月的风吹日晒，她的脸和农村女子们的一样黑红丰润，一样显出一种天然的健康美来。她说话的语气和腔调，都开始脱去那天真幼稚的学生味儿，变得实在了许多。以至她回到地区机关开会时，妇联主任路志亮见了，都说孙铭变了，变得更漂亮成熟了。住在一个院子里，她的这种变化，马文瑞也看出来了。他心里暗暗高兴，觉得这个女同志，工作倒是很能吃苦，心中对她的好感又增添了几分。
马文瑞来到西地区，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査了解，感到目前突出的问题，一个是干部的培养和配备，另一个是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长期的地方工作，使马文瑞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特别注重干部问题。他从实践中深刻地体会到，革命工作要靠党的各级干部去做，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干部的教育和调配十分重要。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他体会最深的是地方党政的主要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政治上可靠且有工作能力、有斗争经验的同志手中。他常常回顾陕北特委的历史，便看得出党的主要负责干部的选派尤为重要。陕甘宁边区刚刚建立，地方党政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经过开辟新区，扩大苏区，需要更多的干部。县一级负责干部的培训和选配，成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他要求地区党委组织部门，对干部问题做全面深入的调查了解，在此基础上努力从实际出发，做到有重点地培养选拔，合理调配。对有些干部，譬如县里主要负责人的工作调整，他尽量做到亲自过问，亲自谈话，征求意见。统一战线刚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地方党政军的体制也要随国统区的情况而改变名称，如县一级的地方武装改称“保安大队”，红军战士原先军帽上缀的红五星要改为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许多同志对此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有的同志情绪很大，有的甚至伤心落泪，还有的说什么也不愿意穿国民党的军服。这种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缺乏自觉理解的现象，在老百姓中间更是普遍存在。马文瑞觉得必须深入普遍地开展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使每个党员、每个干部和全体人民都明白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明白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深远影响。这两项工作，是地区党的工作的当务之急，也是各项任务中的重点。他自己的主要精力，也就放在这两项工作上。
一天，原先在甘泉县担任县长的强晓初，要被调往安塞县工作，马文瑞亲自和他谈话。强晓初是安定人，年不满二十，有文化，性格很活跃，工作热情高，工作之余，喜欢编写快板诗，算西地区县级负责人中的半个诗人。马文瑞说广晓初同志，调你到安塞县工作，有什么意见？”强晓初说：
“没意见，党组织指到哪搭，强晓初打到哪搭。”他的回答如此干脆幽默，把马文瑞逗乐了，便说：“甘泉离延安近，又在大路边上，交通很便利，骑马小半天就到延安了。安塞偏远穷困，又紧靠沙漠荒凉地带，你不怕艰苦？”“不怕！”强晓初毫不犹豫地说。“你们老革命把政权夺过来了，让我们来坐江山，还讲什么艰苦。你们那时候为开辟这些地方，命都不保。我到了安塞，一定努力工作，决不辜负组织的期望。”马文瑞听了面前这个虎头虎脑的年轻干部的一席话，心中很感动。觉得干部队伍中有这样的同志，革命事业充满了希望。他回想自己来西地区两个半月了，接触了许多干部，他们无论有没有文化，政治理论水平高低，但工作态度、组织纪律性，那是个个没麻搭。这些同志，相当一部分是刚参加革命的青年，浑身是力气，满腔革命的热情，只是还缺乏工作经验。经过培养和锻炼，能造就一大批革命的栋梁之材。他开始考虑如何加强各级负责干部的政治教育和理论培训问题，觉得地区的党委应当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干部训练班，搞好党校教育。有在省委和边区党委担任秘书长丄作的实践和长期基层工作的锻炼，再加之“抗大”这半年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显然已经是一个脚踏实地、视野开阔、可以独当一面的领导者了。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学习宣传工作，是从地区一级的领导成员学习讨论、统一思想开始的。然后，自上而下展开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活动。
马文瑞在干部大会上做报告，宣讲有关文件。部队同志的思想阻力较大，他就到部队中去做工作。地区党委书记的演说很受大家欢迎。“……凶悍的日本帝国主义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国革命的现实力量还较为弱小，这两个基本事实，是党的新策略的出发点。”马文瑞在军人大会上，扳着手指讲道。他的演说和他写的文章一样，总是那么简洁，却往往又是准确而富于概括力的。中央的精神和重要的党内文件，他自己首先要反复地学习领会。他知道，只有真正理解了，有了自己的心得，再用自己的语言讲出来，就显得亲切，容易被干部群众接受，化为自觉行动。他的讲演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时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出那些党内文件中的重要段落和革命导师文章中的精髓式的警句。譬如他在各阶层人士座谈会上讲道：“我们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把红军的活动与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会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一句话，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就是我们当前的路线和任务，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出发点。脱离了这个中心，就不利于我们的事业！”人们听得出，地区党委书记讲的都是大道理，但却又实实在在，毫不空泛，足以发人深省。
孙铭由她工作的那个区上回到地区党委，便同妇女主任路志亮住在一孔窑洞里。这个童养媳出身的当地女同志，待她就像亲姐妹一样，俩人在一起无话不谈。从路志亮那里，她了解了许多关于马文瑞过去的情况，那都是马文瑞自己过去很少提到的。这些情况，使她大吃一惊，也使她肃然起敬，觉得自己过去只看到他是一个外表英俊端庄、性格温和内向的人，而没有想到他对陕北革命有那么大的贡献，在陕北干部群众心目中有那么高的威信。“那时候，咱马先生可不简单。”路志亮讲到马文瑞，总还喜欢用这个称呼，说他担任安定地下党的县委书记时，公开身分是小学教员。“当时，他年纪仅有十七八岁，就和你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开始是我们北区的区委书记。我当时还不是党员，都是听任志贞说的。马先生可不简单，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来了，陕北几乎所有的地下党县委组织都因活动暴露而被敌人破坏了，党的干部和党团员有相当一些脱离组织，不闹革命了。原先的县委书记冯文江也暴露了，在安定待不下去调走了，县委的机关处于瘫痪。
就在这时候，我们北区党的工作却扎扎实实地进行着。特委在这种情况下，任命马文瑞为中共安定县委书记。他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毫不动摇，依靠群众，开展工作，使我们安定北区、中区、西区的工作坚持下来了，党团员增加了，党团组织和贫农团发展了。安定县成为整个陕北党的工作没受什么损失的地方，才使西北红军最初的基本力量--晋西游击队过河以后，有了立脚点，得以尽快发展壮大……”在她每次因事或回地区机关参加会议的那些日子，晚上睡在炕上，都要听路志亮讲马先生。她起初并搞不清这个风风火火的“解放脚”大姐为什么喜欢讲马先生的事情，只觉得有一天她偶然没有提到他时，自己心中就空荡荡的，甚至有些焦渴难耐的感觉，很希望她能再谈起点“马先生”的什么事情，哪怕是一星半点并没有多大意义的轶闻琐事。可路大姐像是故意似的，把话题拉扯到她毫无兴趣的事情上去，一双黑黑大大的眼睛，却在油灯的光晕里，不无狡黠地注视着她。每逢这时，她会突然之间感到一阵羞涩，情不自禁地低下头去。也往往在这时，路大姐又像是故意地说起“马先生”的事情来了。“咱马先生可是不简单”，她的故事总是这样开头。在她的言谈中，马先生总是“不简单”的一个人，总是那样受人尊敬又令人信服的。“马先生”几乎是无所不能，而又十全十美的。渐渐地，路大姐的故事对她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她开始感觉有些疑虑，有些困惑。因为她已经被她讲的那个“马先生”迷住了，对他产生了极大极大的兴趣，也就渴望着更多更全面而细致地了解他。只是连十六岁的纯情少女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情。有时候，当她一个人静静独处的时候，她心中会蓦然之间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情绪，一种很想见到“他”的焦渴心情。只是连她自己也说不清，她想见到的那个“他”，是当年那个很有能耐的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先生”，是那个性情腼腆、学习格外用功的“抗大”同学马文瑞，还是眼下这位令她开始有些敬畏的西地区党委马书记呢？她不知道，只是觉得很想念“他”。有时觉得他离得很近，走出窑门，朝西边越过几孔窑，推门进去，就可以见到他正在伏案疾书，或是专心致志地阅读，要么就是心平气和地在同人交谈着什么。
忽而又觉得他很遥远，很遥远，像天空中众星围绕着的那一轮冰冷而又美好的月亮。自己站立在地上，永远，永远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这复杂的心情使她兴奋而烦恼。少女的自尊心使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爱上了一个人。可过了一会儿，她又对自己说：“假若你爱一个人，你就设法了解他的缺点吧！”她记不清这是哪个国家的大文豪留下来的一句很有哲理性的名言，总觉得对此时此刻的自己很适用。有一次，当路志亮又开始讲马先生的故事时，她突然问：“路大姐，你知道这位马先生的缺点是什么？人总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吧。”路大姐被她的提问给蒙住了，但她毕竟是聪明而有经验的人，很快便搞明白了她心里打的小九九，随即显出很高兴的样子说：“当然，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了。要说马先生的缺点嘛一一对了，就是对女同志有些太严肃，没有对男同志那么亲热。对了，这一点，任志贞也给我说过，说他有些古板，好像世界上除了革命工作，再也没有别的事情了，好像人和人之间除了是革命的同志，再也没有别的关系了。对了，这就是马先生的缺点，我看也是尔格这位地区党委书记的缺点。依我看，他的这个缺点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改正，大概因为从来没人给他指出来，他还以为自己十全十美哩！”路大姐故意重复了孙铭方才用过的一个词，说完这一席话，故意用那双黑眼睛望着她，仿佛在问：“你看怎么办呢？”
孙铭在这目光下照例感到一阵慌乱，羞涩地低下头去了。她有些生路大姐的气，暗暗埋怨她的眼睛太尖，像锥子一样，一下就钻到人心里去了。慑于那双眼睛，她心里面再不敢想什么了，只是感受着一个少女情窦初绽时的羞涩。窑里暂时地沉默着，灯火在芯尖上微微跳动着，像羞涩的心灵在震颤。她又意识到，一切都躲不过路大姐的眼睛，在那么一双精明的眼光下，她感到自己的境况很有些窘迫。这时候，路大姐却故意压低嗓门神秘地说：“不怕，他的那个缺点，我给他提出，保证叫他改正！”孙铭一听，突然觉得心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委屈，连她自己也说不清这古怪情绪产生的根由，有点像女儿在受了委屈时见到了母亲或别的值得信赖的人一样。她轻轻喊了一声“路大姐”，便一下扑到她的怀里，止不住眼泪扑簌簌地滚落着。她不停地啜泣着，像是胸中积了许多日子的一个感情的堤坝终于崩溃了，日积月累下来的那些复杂而又热烈的感情的细流，一股脑儿地奔泻出来了。一贯觉得自己是刚强而有主见的新女性，偷着离家出走投奔革命，都没有掉过一星儿眼泪的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脆弱，如此缠绵，也许这就是爱情？就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的心目中变得特别特别重要的时候，便像在她心灵天平的一头，压上了很重很重的砝码，而使之顷刻失衡，甚至倾翻……当这个平时争强好胜的孙铭，依偎在路大姐怀中泪流满面时，她不得不承认自己不知不觉步入一个从未涉足的地方。举目四望，周围突然降临的一切，都是如此的陌生而令人惊恐不已。她不知道走出这神秘之地的路在哪里，更不知道怎样才能重新把握住自己有些失控的情绪。她毕竟还是一个刚刚参加革命的十六岁的女中学生，她闯入了一个人生的新境界，一个琳琅满目、令人激动不已的世界。她朦胧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生活将出现一个重大的转机，但并不曾想到，这次不期而遇的机会，对于自己该是多么重要；更不曾想过，这将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以致影响终生……她只是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人，正越来越完全地占据着自己的心灵，感到在没有他的任何情况下，都会思念到他。但一见到他，无论是在开会、吃饭、走路或休息时，无论是单独或当众，也无论他看到自己了还是并没有看到，只要他一出现，自己的心跳就会加剧，羞涩和那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就会蓦然出现。这些感觉像一张无形的网，困扰着她，只有在工作的时候，才可能暂时地摆脱这种困扰。她不知多少次了，下决心要和他谈谈，但当这种机会真正来临时，又发现自己缺少勇气。为此，她常常暗暗生自己的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