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冬季，即争取东北军停战抗日的任务基本完成后，马文瑞又奉命前往陕北东地区（延川、延长、宜川一带）做杨虎城的西北军工作。
临行之前，周恩来说：“你们安塞东北军工委任务可以讲已经圆满完成了。这次派你去陕北东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即西北军）经过我党的多方努力，双方上层已经达成了互不侵犯、消除经济封锁和建立军民联系的三项协议。但驻防部队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一些下级军官思想上、政治上并没有完全接受我党实行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你们的任务，主要是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在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做宣传争取工作，以保证协议的付诸实施。”其实，这次派他前去还有一个重大使命，也许需要保密，周副主席当时没有讲。这是后话。
陕北东地区，处在黄河西岸的山区。山大沟深，交通很不便利。土地革命前期，作为中共陕北特委的负责人之一，马文瑞曾经长期奔波在这一带山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当地许多村子他都去过，许多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都认识他。因此，他在这一带开展工作，有许多便利条件。当时的情况是，多数城镇驻扎着杨虎城的部队，并设有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县政府，乡村仍是苏区。中共党的县委和县苏维埃政权多数设在农村。马文瑞奉命率领新组建的陕北东地区西北军工作委员会，来到东地区，立即投入工作。
延长县城这天逢集。天很冷，太阳刚冒花，把冻实了的河滩里的水汽赶起来，再经风一吹，更是冷飕飕令人缩骨难耐。延河川大路上走着些进城赶集的老乡，每个人嘴里呼出来的霜气，把眉毛胡子都染白了。为了避免麻烦，马文瑞和几位同志一道儿穿着老百姓的烂袄子，头上拢着羊肚子手巾，走在赶集的人群里。这一带的老百姓生活很苦焦，老乡们进城去，主要是采购食盐和煤油一类生活必需品。人们也没有多少东西可卖，大多数背上背着几捆红葱或一点药材，要么手中的筐筐里装着十来个鸡蛋或梨子、红枣。这些土特产，在城里也卖不了几个钱。人们也不敢多带，弄得不好，碰上白军的军需，便要拉去“充公”，那可就惨了。红军和西北军，上面虽已商定了协议，老百姓和持枪驻防的士兵却并不清楚什么“协议”不“协议”。西北军的士兵，多数是关中人，在他们眼里，陕北的老百姓都是些穷烂杆“北山狼”，是属核桃的，只能压榨着打着吃。而老百姓的眼里，这些穿着“二尺五”的灰皮，说话操声咕乱就像狗咬仗，手里端个“七斤半”，专门欺侮老百姓，不是些东西，统统称之为“白狗子”。马文瑞走着路，看出点儿问题来，便问身边一个进城卖葱的老汉：“你老走城呀？”“嗯。”老汉抬起头，打量他两眼，继续低头走路。“赶集的怎净是些老汉娃娃、婆姨女子？小脚老婆儿们为啥连个毛驴子也不骑？”“唉，后生怕抓壮丁，吆驴刚赶上给白狗子支差。”老人说着，伸出一双干柴般的手搓了搓冻僵了的脸颊和耳朵。他的下巴上的一撮胡子，吊着冰凌珠子，在阳光里闪着光，更增强了他生气的表情。
马文瑞明白了。他心里盘算着进了城如何做工作。他事先己派人摸清了情况：延长城里住着西北军一个连，连长姓孙，好嫖女人抽大烟，部队的纪律很涣散，时常在城里敲诈勒索，在四乡抓鸡扰民，群众对他们很反感。由于山高皇帝远，红军与西北军达成的“三项协议”，并没有在这里得到实施。通过与西北军士兵初步接触，马文瑞感到，西北军士兵看起来都是本乡本土的，但争取工作并不好做。因为这些士兵，多数抱着“吃粮当兵”的雇佣思想，并没有多少政治觉悟，有些流氓成性，恶习满身。你给他讲道理，往往就像对牛弹琴。你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嬉皮笑脸说：“文魁武魁，不如半个锅盔（关中人做的大面饼）。”你说：“当兵的不应该欺侮老百姓。”他反问道：“不欺侮老百姓，那让我们欺侮谁呢？
”整得人软硬不行，哭笑不得。工委的同志们都说，这工作真难做，整天受的是窝囊气。有人主张干脆给他们点儿颜色，像红军开始打东北军那样，等到枪一响，他们就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了。马文瑞对大家说：“争取工作难，动武容易，我们可不能避难就易呀！”马文瑞一路思索着进了延长县城。城里仅有的一条街道，两边的店铺、民房破破烂烂，街上稀稀拉拉也没有多少人。他们一打听，说驻军的连部设在城隍庙里，就直奔连部驻地。
那个西北军的连长还没起来，正抱着个女人在大殿的耳房里面睡大觉，勤务兵端着烟盘子在外面伺候着。等了老半天，他才吸足了烟，趿拉着两只鞋，打着哈欠出来见客人。马文瑞看见连长那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很生气，心想连长这么个模样儿，怎么带兵去抗日？便说：“天都快晌午了，你怎么才起床？”那家伙三楞眼一瞪说：“我们几时起床，你们共产党管不了。”马文瑞说：“你们杨司令和我们毛主席定了三项协议，你知道不知道？
”那个连长说：“听说有那么几条条，具体怎么讲，咱也不清楚。”马文瑞说：“这话是你讲的，那好，我要致电杨虎城，说驻守延长县城的孙连长不知道三项协议是什么。”他听了，态度顿时软下来，挤眯着一双小眼睛说：“三项协议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马文瑞说：“这可以，只是你得把全连士兵集合起来，带到十字大街上去，我要当众宣传。”孙连长迟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说：“那好吧。”队伍集合起来，带到十字街上。十字街口坐北面南有一座戏楼，马文瑞就站在戏台上面讲话。赶集做生意的老乡，见平时凶神恶煞的白军破天荒地站着队听一个穿烂袄子的人讲话，都觉得好奇，便围着看热闹。戏台下面很快围了许多人，个个瞪着眼睛侧耳听。好在马文瑞讲的是本地话，老百姓句句都听得懂：“……西北军弟兄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狼烟四起，哀鸿遍野，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烧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房子，强奸我们中国妇女，把我们中国儿童活活用刺刀挑起来丢进火坑里面……西北军兄弟们，你们说，面对这样的侵略者，我们中国军人应当怎么办？”“打，打他个挨屎货！”“对，打狗日的！”士兵中有人高喊了一声，其他几个响应道。看热闹的老百姓中有人声音不高不低地说：“指你们那个屎样儿，还能打曰本！”人群哄地一声笑起来，那个孙连长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马文瑞说：“对，这几位士兵兄弟的主张同我们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一样，也和你们杨司令的主张一样。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愿与十七路军携手战斗，打击日本侵略者。因此前不久，我们的毛主席和你们的杨司令达成了三项协议。这头一条就说要互不侵犯，要求双方在防区取消敌对行动。这包括要求你们驻军不摧残革命组织，改善军队纪律，密切与群众的联系。这一条你们这个连执行得怎么样？”问这话时，马文瑞故意把目光转向看热闹的老百姓。只见工委的其他人，也都穿着烂袄子，混在老百姓中。
“执行个屁来，他们就解开买东西不给钱，拉驴支差不讲理！”“对，还有那个孙连长，吃喝嫖赌数他行！”“这号儿军队，招不住日本人一耳光！”群众见红军派来的人这么威风，胆子也壮了，一阵连骂带奚落，把个白军一连人弄了个大红脸。包括孙连长本人在内，个个低头不说话。
马文瑞挥手压下了群众的议论，说：“你们听一听群众的呼声吧。你们这么个样子，可是和协议精神相反的。要是叫杨司令知道了，撤职是小，有人说不定要掉脑袋！你们杨司令这个人，我知道，是个穷苦人出身，他最恨当兵的欺压老百姓。你们自己说今后怎么办？”只见连长看士兵，士兵瞅连长，大眼瞪小眼，到底没有言声。过了老半天，那个孙连长说：“按着协议办，我们整饬纪律。”马文瑞说：“那好吧，限你们十天之内整顿好。到时候，咱们再听听老百姓怎么说。”事后，四乡的老百姓都说这出“三娘教子”唱得好。西北军驻延长县城那个连，再也不敢欺侮老百姓，每天操练队伍。孙连长抽大烟嫖女人的毛病也收敛了许多。
宜川城里，驻守西北军一个营。国民党的县政府很反动。两者无视“协议”，狼狈为奸，逮捕关押了一批共产党员。马文瑞得知这个情况后，便下决心争取西北军那个营能够同情革命，然后再通过他们施加压力，迫使县政府放人。
据了解，这个营的营长叫陈玉璧，是榆林镇川堡人，黄埔第四期学生，同刘志丹是同学。马文瑞在米脂三民二中读书时，他曾担任过体育教师。俗话说：“亲不亲，乡党分。”马文瑞便亲笔写了一封信，派人去联络。派去的人回来说：“那家伙很反动，根本不认你这个共产党老乡，我说了老半天，他连个回信也不写。”马文瑞一听，不服气，决定自己亲自带人到宜川城里去做工作。就在这时候，接到了一项新的重要任务。
原来，中央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军人马大增，供给有了问题，连吃饭穿衣都有困难。这时，敌人大军压来，为了襄开重兵，开辟新区，中央决定再度东征。于是派后方参谋长张云逸带一部电台，来到延川做渡河准备，马文瑞、邵式平、戴季英也参加此项工作。
接到任务后，他们来到紧靠黄河的延水关村住下来，和地方党组织一道，发动群众，开展工作。不料，刚过了两三天，就传来了“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
那天上午，张云逸兴奋地操着浓重的广西话对大家说：“哎呀，发生大事情了！”马文瑞问：“什么大事情，叫参谋长这么高兴？”自从那次撤离瓦窑堡认识张云逸后，他就很喜欢这个性格幽默的老同志，觉得他人很朴实，没有一点架子，说起话来总是乐呵呵的。
“大事情，大事情，这可真是天大的事情！”大家被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才神秘地说：“昨天夜里，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了！”“是真的吗？”“这还有假，军委刚才来电报通知我们的。这个消息，眼下恐怕全世界都知道了！”戴季英因错误“肃反”被撤了职，情绪本来不高，一听说“西安抓了蒋介石”，一下子来了劲头儿，说：“参谋长，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咱可得喝酒庆贺呀！”张云逸说：“应该，应该，可到哪里去搞酒呢？”他的眼光望着马文瑞。马文瑞说：“让我试试看。”说着拿上一只搪瓷缸，出门走到一户熟悉的老船工家里。他知道长年累月在黄河上摆渡行船的老艄公，腰间总有一个装烧酒的酒葫芦。果然，不费多大劲儿，就找到一缸子烧酒。大家喝着酒，热烈地议论着应该如何处置蒋介石。
马文瑞平时滴酒不沾，今天心中太高兴，也乘兴喝了两口酒，有些兴奋地说：“西安捉了蒋介石，等于搬了挡在抗日统一战线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东北军和西北军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和我们搞统一战线了，可以公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逼蒋介石表态同意。这样，对我们在全国推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有利，也有利于苏区的巩固和发展。”戴季英一听，急了眼，把酒缸子往桌上一暾，红着一双眼睛说：“我看首先应当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邵式平也说：“是的，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围剿红军，是千古罪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抓住而又不杀，就不如不抓了。”张云逸一直笑眯眯地听大家争论，并不插话，也不明确表态。显然，马文瑞听了那两位的意见后说：“主张杀蒋介石我不反对，但什么时候来杀，得慎重考虑。”“什么慎重不慎重，我看对蒋介石这样的人，关键是要快杀，不然夜长梦多，一旦放虎归山，必定后患无穷。”那天中午，他们几个人在黄河畔上热烈地争论着。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所争论的问题，正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保安的红石窑里，热烈讨论着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刻，毛泽东和党中央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高瞻远瞩地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实践证明，毛泽东、党中央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如果杀掉蒋介石，会爆发内战，继而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那样一来，客观上将有利于曰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1936年12月17日，驻守延安的东北军奉命撤出，红军随即驻防于此。在此期间，东北军、西北军驻防陕北的部队撤走了。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驻延安。但有些县城里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宜川县国民党县政府仍然关押着我们一批同志。马文瑞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派王秉章前去交涉，才把我们的同志放了出来。有个县苏维埃主席姓赵，长期囚禁，快被折磨死了，放出来时连路也不能走，被人用担架抬着。这个同志握着马文瑞的手，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老半天才说：“感谢组织营救我们出狱。”马文瑞说：“老赵同志，听说你被捕后，坚强不屈，一直在狱中坚持同敌人斗争，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你为党和人民争了光。”被营救出狱的同志都很感动。经过狱中的磨炼和考验，这批同志成了更加坚强的革命者。
白军争取工作圆满结束后，马文瑞回到陕北省委。这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已迁驻延安，中共陕北省委迁往距延安城六十多里的蟠龙镇。当时，郭洪涛已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由马明方担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
马文瑞在蟠龙镇见到马明方，两人都非常高兴。“唉呀，早就听说你要回来了，就是只等不见！”“宜川县有几个被捕的同志，刚交涉把他们营救出来。”当携手从陕北革命最艰苦的岁月里，舍生忘死走过来的革命战友又得以重逢，真是不胜欣喜，感慨万分。陕北特委的“二马”又见面了！两个人握着手，心情都有些激动，反而无话可说。马明方看到如今自己面前站着的这个比自己小七八岁的马文瑞，已经完全成长为一个老练成熟的党的领导干部。他那当年学生派的年轻而英俊的脸上，已经被风霜雨雪磨炼出一种工农干部式的粗犷而深沉的表情。更有趣儿的是上唇也已经有了黑黑的一抹胡碴子，给人暗示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男子汉的力量。马文瑞的眼里，这位他一直很信赖的兄长式的同志，显得有些苍老樵悴。但他的目光，依然还是那么聪慧、坚定而乐观，总给人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马文瑞心中突然涌起这样一个奇怪的念头：这个同志，他的精明天资和沉稳个性，使他在复杂的党内斗争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态度。这一点在他看来，很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