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瑞仔细地打量着自己面前这位庄稼汉，心想“田夫”这个名字，对于他实在太确切了。当他直立行走时，他就像一座普通的山峁，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一切压迫磨难、风霜雨雪；当他终于躺下了，就像一掬黄土消失在连绵的群山中，把有限的生命，融入永恒。这难道就是一个陕北农民生活的全部意义和唯一归宿吗？文瑞很动情地想到这些，突然意识到自己小知识分子的思想有些过于悲观。面前这位“田夫”，他的精神世界，已经挣脱了传统观念的羁绊，他要努力地改变农民悲惨的命运，他的心灵已经觉醒。他方才扯圆了嗓门，纵情吼喊出的一曲《收秋歌》足以证明，他已经看清了在土地背后，有一张贪婪的血盆大口，那便是财主量粮食的斗。他己经意识到，穷人的汗水，不是渗进了土地，而是流进了财主的钱柜和粮仓。这种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觉悟，以及势必产生的反抗意识，使他变成一个觉醒的农民。虽然眼下在长工汉眼里，他还是一个同样穷得丁当响的长工头，但他已经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方才唱的歌，是他自己编的。别以为他是在逗狂发牢骚，他是巧妙地揭露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罪恶，宣传革命的道理呢。
马文瑞深情地打量着崔田夫，田夫小声说：“我常听田民念叨你，说你岁数不大，文化高，胆头大，办事稳当……”两个人说着话，走到地畔上坐下来。
文瑞有些不好意思地打断他的话说：“你的情况我也早听说了，咱陕北大革命前后加入党组织的农民党员，就你们绥德县有几位，有李仰勋，有丁精业，还有霍维德，还有你。事实证明，你们都很坚定。你们受的剥削压迫深重，虽说不识字，可比我们学生党团员的革命性强。”崔田夫说：“我看学生派，也分几等几样。有的那巫纯粹是投机分子，墙头草，蒋介石一反革命，他们就转了向。还有些胆小鬼，一听见敌人拉枪栓子，就调转尻子逃跑了。再一号，就是你和田民们，死心塌地，坚决革命！听说米脂出事后，你吆个驴驴进城给特委取文件，走到城门口，敌人盘问，你装成哑巴，只摇头不说话，把巫井大人的兵哄得晕头转向。我就爱你这种人，说革命就革命！你就是套上三头牛两匹马，也休想把老爷扯回头。你把老爷脑割了，老爷也不说话！”田夫说着，动了感情，先前压得很低的嗓音，几乎变成了高喉咙大嗓门，惹得山洼里割谷子的其他三个长工扭头直瞅他。其中一个说：“你们听，崔老二又说开他闹红那一套套了。”文瑞很喜欢这个爽直而坚定的农民党员。他虽然不识字，讲不出多少深刻的革命道理，但他的阶级觉悟不低，对党和革命事业怀着毋庸置疑的赤胆忠心。
“哎……敢问过路的先生一句吗？”一个老实巴交的红脸长工远远地喊道。
“他是谁？”文瑞小声问。
田夫说：“揽工汉崔国祯嘛，瞎字不识的粗人，今儿倒文文雅雅。”文瑞说你有什么话，尽管说。”“我们打头的（指崔田夫）常给我们说，跟上共产党闹革命，穷人翻身，分土地，这都是真的吗？”“你信不信？”文瑞故意反问。
“我们都说他瞎说哩，世上哪有那号价事？他还硬说，你们不信，等着看！，”文瑞说：“他说的全是真话。”“真话？”长工们听得都很吃惊。
“我们还当他好逗笑，又是逗笑哩些。”田夫生气说：“唉，这号当紧事，谁和你们逗笑哩些！你叫人家说，看我崔老二说的是实是虚。”还没等文瑞开口，一个长工故意抢着说：“怕是鸡蛋碰碌碡，自寻倒霉哩！”田夫急了眼，说：“你巫们不要瞎嚷，鸡蛋碰碌碡咋啦？至少碰他驴日一身黄水水。碰家多了，渗也把它驴日渗倒灶啦！”逗得长工们哄笑起来。文瑞也禁不住嘿嘿地笑了。田夫却不笑，生气地提起自己的烂袄子，趿拉起两只没屁股鞋，就要随文瑞回村里去。文瑞把他挡住了，又对长工们说：“你们打头的讲的对着哩。常言道，不怕筷子细，就怕心不齐。人心齐，泰山移！”随即又把话岔开说：“今年可旱得不轻呀。”“可旱日塌咧！”田夫说。“你照那谷子，长得一屎高，穗穗刚吐出来，有壳壳没颗颗，割回去也只能喂牲灵。”“那，人吃什么呀？”“吃什么？吃风巵屁嗑！”文瑞的心情随之沉重起来。穷人没饭吃，财主照样逼租讨账，井大人还要收税征款，这日子可怎过呀？
“他巫的，天灾人怨，官逼民反！到时候没吃的，就都到财主窑里要饭吃！有他狗们吃的，就有咱穷人吃的。”文瑞一路走着，耳边还老响着田夫临了说的这句话。连续两年的大旱，给贫苦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也给财主带来了发家的机会。闹灾荒的结果，必然是农民破产卖地，财主放粮买地。土地将更多更快地集中于少数大地主手中，许多自耕农迅速沦为雇农。这种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上的变化，必将进一步激化农村阶级矛盾，但也把反抗的火种播进了千家万户农民的心中。他仿佛3到，有一团看不见的地火正在地下运行。总有一天，这无形的地火会喷浦而出。文瑞预料到，来年四五月间，青黄不接时，穷苦农民与财主的矛盾冲突，会变得异常激烈，这对于革命来讲，或许是一种求之不得的机遇。他想着，感觉自己胸中有一股激情涌起来，迈步走在山路上，感到格外急切。有一种斗争的紧迫感，压迫着他，脚步开始变得坚实沉重起来。
铁茄坪村，绕川而行，距离绥德城约四五十里路，是无定河上下川里一个较大的村庄。村里近百户人家，多数姓崔。无定河在这一带河床平缓，两岸淤积了不少平坦的川地，但绝大多数川地都属于几户财主。穷人多为悃农和长工。因此，村中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同是姓崔，也分为财主和穷人，姓崔的穷人照样得给姓崔的财主揽工。譬如财主崔正强、崔田武，他们雇的长工，多数也姓崔。这铁的事实，把村子里的阶级阵线分得很清。后来“闹红”了，村子里的人又分成“红”、“白”两派。红派跟着共产党，白派跟着国民党，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这是后话。
崔田民（崔逢吉）家在村里属于自耕农。有几亩川地，还有十几亩山地。家口大，劳力也较充足，风调雨顺的年份，打的粮食还能维持生计。若遇灾荒年景，就免不了勒紧裤带，吃糠咽菜了。
文瑞进了村，看到深秋时节了，富人家的娃娃都穿着新衣衫新鞋袜，穷人家娃娃却还赤脚露体。这种鲜明对比，就像村中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他一路看一路想着，朝村办小学校走去。
崔田民同马文瑞年龄相当，也是自小念书，平日一副严肃认真、文质彬彬的样子，言谈举止，同他的户家哥哥崔田夫形成很明显的对照。1921年，绥德城内文庙东院创办了一所民众小学，后改称平民小学，专门招收贫寒子弟入学。1928年崔田民由文庙学校（绥德高小）毕业，回村办起这所小学。办学其实是掩护身分，他此时已是共青团绥德县南区区委书记，并在铁茄坪村秘密组建了第十个团支部。教员刘汉武是共产党员。
文瑞找到仅有三孔石窑的铁茄坪小学时，学生已经放学。崔田民正在学校同刘汉武交谈。团县委书记的到来，使他俩喜出望外。田民是个急性子，一见文瑞没顾得寒暄便说：“蒋介石叛变革命，井岳秀动手清党，地主老财们在乡里又猖狂起来了。我们村里的地主老财放账赊粮，打骂长工，欺压穷人，有的甚至伙同土匪掳女人、绑票。而咱们见天只能偷偷摸摸开会，暗地里搞宣传，这顶甚哩！闹革命，闹革命，再这么闹下去，相信我们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文瑞听得，沉吟片刻，态度严肃地说：“崔田民同志，你谈的这个现象很普遍，也的确是个问题。不论反动派多么猖狂，我看还是得想办法把穷人组织起来，坚决同他们斗。我在来时的路上遇见崔田夫，从他和他的长工伙伴身上，看到了一种可贵的斗争力量。这力量就像是地壳中的烈火，虽然眼下还埋得很深，但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连年的旱灾和地主老财的猖狂，他们对于穷人更加深重的剥削压迫，我看正是这种地火爆发的一种外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团组织要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巧妙地坚持斗争，不能只停留于开会、做宣传，要更加扎实地深入民众，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把农民群众中潜伏着的反抗烈火点燃起来，把分散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崔田民听得兴奋了，站起来在窑地上来回走着，说：“文瑞，咱们的想法完全一样！”党团工作转入地下，隐蔽活动，并不是说不要工作，不要斗争呀！”文瑞点点头继续说：“去年是个灾荒年，今年又是个灾荒年。我刚才还想，表面看起来灾荒带给穷人的是苦难，带给富人的是发家致富的机会，但是也要看到，穷人忍耐苦难也是有限度的，当他们被生活逼迫得无路可走，就会起来反抗，地火就会冲破地壳，喷射出烈焰，把这个黑暗的、不合理的社会烧毁。我们党团工作，主要就是要搞好组织引导；譬如组织饥民同有钱人斗争，向他们要粮食吃，要衣服穿。等到春荒时节，饥荒闹起来，我们还可以组织更大规模的斗争，给反动军阀政府、贪官污吏们一点颜色看看。”崔田民听得有些激动，用右拳狠狠砸了一下左掌，压低嗓门说：“你想的这事，咱这里好办。随后我和文运、文宪（田夫）他们私下再商议一下。咱们这一带有义仓，里面有许多存粮，到时候可以组织群众上义仓要粮，逐步扩大斗争。”文瑞说：“我看这个想法很好。只是按照上级精神，要尽量努力把农民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让农民在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加强团结，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受到打击和破坏。”崔田民点头同意。
文瑞问：“哎，你方才提到的文运是谁？”“你是说崔文运？他是田夫的亲哥哥，也在党，革命精神像田夫一样坚定，只是比田夫说话办事更稳当。他们弟兄俩都很可靠……”两人正说着，就听门外有人喊道：“窑里有人没？咋黑灯瞎火价？”他们这才注意到，光顾了说话，天已经快黑了。崔田民急忙把灯点上。崔田夫已经推门进来。他身后紧随着一个人，看样子老成持重，进了门，很有礼貌地朝马文瑞点一点头。崔田民说：“这就是崔文运。”文瑞起身同他握了握手。文运显然对握手这样的新式礼节还不大习惯，双手捧着文瑞的手，像作揖打躬一样地摇了几摇。崔田夫在一旁打趣说：“人家我哥那礼数可是土洋结合哩。
逗得大家都笑了。窑里气氛顿时热闹起来。大家拉了一阵话，天就完全黑下来了。崔田民说：“走，都上我窑里吃饭走。”崔田夫忙拦住说：“哎，兄弟，你这又成马后炮啦，你嫂子早把香喷喷的酸菜麻汤饭给咱马书记做好啦，这才打发我请人来啦。你有那份儿心思，赶明日绥德街上割上二斤肥猪肉，再请人家不迟。〃崔田民说：“猪肉咱割不起，黄米干饭炒洋芋条条明早起管饱！”大家说笑着离开学校，一路来到崔田夫家里。这是一孔老祖上传下来的碎石头石窑。窑壁早年裹的泥皮全脱光了，露出的石碴子被柴烟熏得乌黑。眼下窑里点着油灯。马文瑞走进门，见崔田夫婆姨背上背着娃娃，正在灶前忙活。一见客人进门，她忙说：“咋上炕去。咋看我们家脏成什么啦。”文瑞答应着，就要脱鞋上炕。
崔田夫把他推一把说：“脱什么哩，你看不见咱炕上穷得连张席子也没铺，上炕跟坐在地下一样，不用脱鞋。”文瑞只得连鞋上了炕。
大家围着一张炕桌坐定。文瑞这才借着灯光打量起这窑里的陈设来。他吃惊地发现，这个长工汉的家里真是一贫如洗。便沉默着，心里很有些难过。崔田夫看出了他的心思，故意轻松地说：“你照，咱这可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除了这三个娃娃，一个老婆，再就什么也没了。咱不革命怕尿哩些！”崔田夫家婆姨性情也很开朗，她听上夫嘴里又带出了粗话，便说：
“见来个人，你那二圪梁劲气又上来啦！”田夫假装生气说：“你解开什么，我们内部拉话，你不要插嘴。”婆姨并不相让，说：“你能解开，咋连个字也不识？”田夫急了眼，说：“谁说我不识字？不识字我当校长哩？二娃，你把爸爸的写字本本拿来，叫你叔们看。”文瑞这才听田民介绍道，崔田夫眼下果真自告奋勇地担任着本村小学校的校长哩。
二娃把父亲的写字本本不知从什么地方翻了出来，文瑞好奇地接在手中。这是一个用粗麻纸钉的小本子。他一页一页地翻看。上面歪歪扭扭地写满了字，像刚学写字的小学生写的一样：“共产主义”，“闹革命”，“穷人翻身”，“分土地打土豪”……看得出，这些字写得很认真，也很费劲。他能想象得出，那双握了几十年锄柄锹把的长工汉的手，捏着那一截细细的铅笔，像掮着一口袋粮食一样沉重而吃力。每一笔，每一画，都显得那样艰难。然而也看得出，写下这些字的人，他是怀着多么远大的志向呀！文瑞一页一页地翻看着。他渐渐觉得，那歪歪扭扭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农民同志的革命激情。当他偶尔抬起头时，发现那双平时好像总是在笑的长工汉的眼睛，正一本正经地瞅着自己的脸，那认真的神情就像一个刚刚报名念书的学生娃娃，眼巴巴瞅着先生批阅自己的作业。文瑞被这目光深深地打动了，心想面前这位长工，他该是一个多么忠诚可爱的同志呀。革命要是有了千千万万这样的好同志，何愁不能取得成功！崔田夫见文瑞看完了自己写的字，便不好意思地问：“你……你看咋的个相嘛？”文瑞说：“写得好，将来革命公开啦，你都可以写标语，搞宣传啦。”田夫一听，一双眼睛立即恢复原先的笑意，朝着做饭的婆姨说：“哎，我说三娃他妈，你可听见了没？这马文瑞可是个文筒子，人家都说我好字眼，你瞎字不识个婆姨，还敢说我不识字！”众人听得都笑起来。
他的婆姨说：“哎，人家给你脸面面，就卷起高帽帽各自戴上啦。”田夫也不计较，忙着对文瑞说：
“这些都是田民的功劳，他让我一天至少要认一个字。我这脑子不争气，认下的字爱忘，夜黑里刚认下，今早起见了，看着面熟熟的，就是叫不起名字。”他的话，把灶火讫速做饭的婆姨和炕圪谤里的两个大娃娃全都逗笑了。田夫瞪起眼窝对两个娃娃说：“你巫们笑什么哩？操心跟上你田民叔叔学认字。不要像老子这号，记起识字就迟了。”那一夜，在崔田夫家那孔破烂的窑洞里，马文瑞同闻讯前来串门儿的穷苦农民一直拉谈到深夜。在那充满旱烟味和汗腥气的热烈气氛中，他了解着他们的疾苦，体察着他们的处境，也从他们身上感受着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力量。这种力量，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也启发他思考着革命深入发展的道路。
春、夏、秋三季又没有落雨。1928年的冬季在酷旱中来临。干燥的寒流由遥远的西伯利亚进入毛与素大漠，然后漫卷着尘沙，无情地袭裹了丘陵起伏的陕北高原。连年大旱的山川越发枯黄僬悴。一道道几乎干涸的河流，在严寒屮变得僵瘦。四野看不到一点儿生机，酷旱和严冬似乎杀死了一切，原野上所有的活物仿佛已经消失。其实，在这一派萧条里，依然潜伏着生命。正如农民的心中永远怀着春天的希望一样，草叶枯萎了，草根还活着；柳叶飘落了，柳枝的包皮下照样涌动着绿色汁液；河流冻结了，坚冰下面照例流动着活水。
在这样的日子里，那些穿着破衣烂衫面有饥色的贫苦农民，大都蜷伏在自己的土窑热炕上，凭借肠胃中有限的一点糠菜糊糊，哼着酸曲，说着古朝，拉谈最多的却是饥民造反和共产党“闹红”的故事。“秋里庄稼又没收，苛捐杂税还跟蝗虫一样凶。绥德四十里铺方圆几十里内的上千农民，拥进顾家杂税局抗税，人们砸了招牌，赶跑了爪牙，杂税局被迫废除了。”“嘿，安塞洛河川闹腾得更凶。几千人提上锅，成群结队前往县政府抗粮抗捐。闹腾了半个月，人还拥着不退。县长没办法，减免了粮款捐税。那阵势可危险哩！”“十月里，榆林、镇川五六百饥民，到财主家分粮吃大户，那可解馋哩！”干旱、洪涝、冰雹、严寒、兵荒、匪劫、酷吏、苛政，一切的祸乱与灾荒反复磨难着的千疮百孔的土地，一代代在天灾人祸中挣扎着繁衍生息的苦难的人民，在无数次的斗争失败之后，再一次为摆脱苦难的命运而奋起抗争。
隆冬的日子里，马文瑞和他的同志们，整天奔走于山间小路上，走村串户，拥挤在那些穿烂袄子、挽羊肚子毛巾的贫雇农中间，传播着各县饥民斗争的消息，秘密策划着新的、更大的斗争。
元旦过后，马文瑞回到县委所在的李银家沟，向白乐亭汇报工作。乐亭正在伏案疾书，那是在起草“土地革命”宣传提纲，一抬头看见文瑞，便停下来和他交谈……文瑞谈了各区党团组织的现状，谈了各区的灾情和农民的情绪。白乐亭听得很认真，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往小本子上记着。他说，这些第一手的调查材料很重要，对于制定斗争策略和工作方针很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