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本有的“五戒”基础上，慈济制定了“十戒”制度。在早期，由于成员不多，慈济理念传播面狭小，有募款能力的人也很少，因此慈济吸收委员的门槛就比较低，只要你有心做，由资深委员带，经过证严法师的面试就可以了。随着组织的扩大，人员的增多，人数增长的迅速，对成员的管理时时就会遇到新的困难和问题，这对慈济带来了新的挑战，就是新成员是否能成为慈悲喜舍、诚正信实的慈济大爱精神的忠实实践者？老成员是否能长期坚持？慈济作为一个宗教团体、非赢利组织，对于成员的管理主要靠加强其自律来进行，行为必须出于内心的自觉自愿，这样才能减少管理成本，确保慈济的效率与形象。为此，证严法师专门制定了慈济“十戒”，作为慈济人的行为准则：1．不杀生，慈悲喜舍；2．不偷盗，诚正信实；3．不邪淫，夫妻守分；4．不妄语，口吐莲花；5．不饮酒，身心轻安；6．不嚼槟榔戒烟酒；7．不可赌博勿投机；8．孝顺父母声色柔；9．交通规则切遵守；10．关心政治不介入。[56]很清楚，在“十戒”中，前“五戒”是佛教中本有的戒律，而后“五戒”则根据中国台湾现代社会价值失落，道德无序现状而制定。对于一般的台湾民众而言，这些行为标准或许较高，不易做到，但也正是这种高标准规范，用宗教社会学的术语表达就是宗教组织与周围社会环境之间的“高张力”，既给了慈济人以自豪感，也有力地约束了慈济人的行为，凸显了慈济人不同凡俗的社会形象，给社会公众以信心和信任。其第十戒，则凸显了慈济与法鼓山、中台山、佛光山等佛教教派的不同，使她能超然于台湾与海外华人蓝、绿纷争的政治乱象之外。
作为一个民间慈善团体，如今的慈济能够动员社会各方资源，每年吸纳庞大的善款，形成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其重要原因之一乃良好的慈善诚信形象。而在此背后的是慈济在开展慈善活动中所形成的一系列诚信制度，使慈济“诚正信实”的组织宗旨真正落到了实处，取信于信众，获得社会的广泛信任，包括：
1．善款善事公开。一是善款收支公开。早期慈济就及时通过《慈济》向社会公开交代捐款的来龙去脉，几乎每期都会发布慈济功德会的财务收支状况。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举。“那时一般道场的账目通常都是一个黑盒子，劝募来的善款往往不知所向，社会上对少数住持在道德或操守上所产生的怀疑都会不问青红皂白地怪罪整个佛教界。”[57]慈济仿佛为佛教界注入了一股清流，刷新了佛教慈善的形象。为了进一步取信于信众，慈济在早期把善款交给德高望重的社会名绅负责保管。他们请到了当地有名的佛教居士和大善人75岁的许聪敏老居士，他时任花莲汽车货运公司董事长和花莲市第一信用合作社理事主席[58]。二是做善事过程公开。慈济在做善事时的高效透明的管理运作，使信众有了相当高的信任度。一位男性荣董在谈到自己由信道教投向慈济时的动因说：“就是只有认为这个团体（指慈济——笔者注）很实在，实实在在做事。让你这些委员去收钱，再一些济贫，也让你委员自己去济贫，让你收来，又怎么放出去，都看得到。”[59]正如研究者所揭明的那样，信用度背后功德累积过程的透明化，才是慈济吸引其它信众改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60]
2．善款专项专用。慈济除了公开财务之外，始终坚持公私分明，善款专用，把善款交到真正的救济对象手中，决不把善款挪作他用。这包括两方面，首先，作为慈济宗教崇拜的核心——比丘尼僧团不受供养，自力更生维持生计。其模范则由“克里斯玛”崇拜核心——证严本人做出。用慈济人的说法就是，不把善款用于师父身上。换句话说，这一慈善团体的创建者与核心团队，甚至有些义工在他们的感召下，对自己心智与体力的付出，没有要任何的物质回报。其典型为慈济人朝圣地——花莲静思精舍的建设，其土地是由证严法师俗家母亲在1967年出钱替她买下的，以后法师及弟子们自力更生，靠着做手工和土地抵押逐步完成，前后经过了十一次的增建，直到1999年才有了整体性的规模。[61]还有一个故事也颇能说明问题，在一次发放赈米时，一位在家弟子把掉在地上的几粒米拾起放进精舍的米缸。法师见到了，一方面肯定了这位弟子良好用心，但同时指出：“每一粒米象征着善心人士对救济户的爱心，可不能放在我们自己的米缸啊！”[62]更感人的是，当慈济医院用地被军方收回时，法师坚持把募集到的善款一一退回给了捐款人，她认为未经捐款人同意，这笔钱决不能挪作他用。[63]这种做法对于建立慈济诚正信实的社会形象影响很大，一位荣董以切身体验肯定了这种制度：“我觉得第一点是慈济的钱，每一点都一毛一分，交到实际需要的人的手上，这一点很重要性，没有浪费掉……最重要的是……慈济自己……义工太多，宁愿掏腰包，自己牺牲时间、金钱……就是说跑来跑去的车资、吃饭啊，都是自己（出的），这个是慈济绝对没有负担这个钱，就是说，每个个人出来帮忙都是吃自己的、花自己的，就是说到外国去赈灾，也是花自己的钱……这一点很可爱……我这个对慈济这个制度喔，我很欣赏，所以我就极力来参与……当然比较熟悉的亲戚或朋友，我就建议他们参与（慈济）。”[64]
其二，善款不用于投资生财，也不被大出资人用于慈济志业之外的其他目的。当初，有人建议证严法师用善款去投资股票、房地产，可以增殖资产，利上生利。慈济护专开学后，她的一位弟子就曾建议买下周围的土地，等待日后地价升值，可以用更多的钱来办慈善。但是，证严拒绝了，为什么？法师认为，慈济确实需要更多的钱，但是，钱不是慈济的最终目的，最重要的是唤起每个人愿意付出关怀的心，“我希望福田大家种，也希望大家能够不止息地付出”[65]。也正是坚持这种福田大家种的理念，在筹建慈济医院资金缺额高达数亿元时，她坚决拒绝了日本人的2亿捐款。她认为，要通过慈济人一点一滴的辛勤付出，让医院成为我们的医院，而不是被大出资人所控制，防止将来大出资人的要求与慈济理念的冲突。[66]这种做法确保了慈济的钱是用来为慈善事业服务的，也与中台山、法鼓山等同样迅速发展的佛教道场有所区隔，但与佛光山在一定程度上相似。在证严的心目中，慈济是大家的慈济，需要大家一起来经营和付出心血，也保证了慈济所拥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让慈济的根永远扎在民众的心灵深处，源源不断地从中汲取力量，永远枝繁叶茂。
3．产权与管理分离。在经营基金会的策略上，证严法师也是独出机杼，她把“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慈善事业作区隔，让事业体由台湾的主流精英来筹办和管理”[67]，形成出资的法人产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这样，一方面解决了慈善组织在经营事业体方面，由外行领导内行可能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利于在信众中树立善款善用的信心，为善款建立起安全的使用通道，增强信众对善款发挥作用的信心。如当初慈济医院与台大医院的合作，聘请台大医院副院长杜诗绵及曾文宾两位杰出医生担任首任和第二任院长，这就为慈济医院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扎实基础。
总之，人间佛教思想为处于困境中的传统佛教指明了适应现代社会、关怀现代社会的大方向，也为证严法师等不满当时台湾佛教现状的少数精英，在迷茫中指明了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不要小看印顺“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正是这句话，使证严这一瘦弱的比丘尼，凡遇困难、挑战，就会以此来问自己究竟是否做错？如果依此没错，就会有坚持下去的无穷信心与力量。慈济由小到大的发展及其成就，就是由于他们长期累积下来的点滴坚持。不少慈济研究者忽视了这点，其实就是取其“形”而略其“神”。慈济救助的主要类型与方式虽然也很重要，但只是理念的具体化，主要通过对现代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模式的借鉴，通过对基督教教堂建筑（如静思精舍与会堂）、组织、形成文化凝聚力的方式、慈善事业等等借鉴，经过创造性的转换、改造而得以落实，不少方面确实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慈济的公信力与制度建设则为其落实提供了保证。慈济文化价值理念及其利他导向则为慈济人个人行为提供了经久不衰的内驱力。所有这些，构成了慈济运作模式的主要方面，具有内在精神的统一性。
由于两岸文化的同质性，包括慈善文化也有一定同质性；而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经济转型也先于大陆大部分地区，因此，慈济慈善事业的创立及其模式运作、模式背后的慈善文化转型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典型意义。
注释：
[1]《证严法师简介》，慈济全球信息网，2002。
[2]陈慧剑：《证严法师的慈济世界：花莲慈济功德会的缘起与成长》，慈跻文化志业中心，1988年，第11页。
[3]释证严：《慈济法会中的讲词》，《慈济》第92期（1974年6月5日）。
[4]王见川：《透视故事的背后：略论“佛教慈济功德会”的早期情况》，《圆光佛学学报》第4期。
[5]江灿腾：《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