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巳死”的说法，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实验小说告一段落时就非常流行。显然，这里的文学指的是先锋派文学，他们自以为，先锋派文学代表着文学想象力的极限。当然，巴思后来从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和拉美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那里看到新的希望，文学似乎还有新的得救的可能。但这一切在80年代也是昙花一现，不管是先锋派文学还是传统延续下来的纯正的文学都蒙受了后工业化社会带来的冲击，电子工业创造的新的文化生产类型和消费方式，使传统文学陷入困境，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80年代是文学复兴的时代，文学承担着整个社会的精神想象，表达人们的愿望和情感。但进入90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到了21世纪初期，情况似乎更令人困扰不安。特别是当代消费社会的兴起，文化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格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民族国家的需要。人的需要必然会使文学的存在本身也要采取人性化的形式。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说文学是为人的文学，或者说“文学是人学”时，这样的命题本身其实是把文学看成是为民族国家服务的工具。只有在消费主义的社会，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才回到个人，才是与人的身体、欲望、情感、想象融合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