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扶桑》中，严氏也娴熟地使用着你我对话体。作品对扶桑得描写一直是以“我”为观察者和讲述者的，而“我”被扶桑称为“你”，似乎是相隔百年的两位女性在对面聊天。在讲述百年前的辛酸移民史时，严氏巧妙地将视角移回当代，对以自己为代表的第五代移民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说几句冷言冷语。她把克里斯的爱情时刻不忘与自己相比较“这情分在我的时代早已不存在，我们讲到爱情时脑子里是一大堆别的东西，比如：绿卡、就业、白领蓝领、HONDA或是BMW。我们讲到爱情时都做了个对方看不见的鬼脸。”一下子穿越时空了，有了历史的纵深感，所描写的内容变得宏调。她对出卖的指控，“有多少女人不在出卖？难道我没有出卖？”这一类尖锐的指控几乎穿透人的灵魂，也是自我谴责，更是对扶桑的理解、包容与致敬。几乎在说百年后的女人与扶桑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甚或更糟糕。她们为自己定下价格，以婚嫁的方式出卖给一个男人以换取衣食首饰，有人卖给权势、名望、城市户口、绿卡。将百年前扶桑的遭遇与百年后我的境遇嫁接在一起，形成一种奇特的令人震撼的美。“我们之间的遥远和混沌已经稀薄，我发现你蓦然间离我这么近。”
“我”与“你”（扶桑）隔世的对话，准确地说，是“我”的倾诉。“我”是人们口中的第五代中国移民，“这时你看着二十世纪的我，我这个写书匠，你想知道是不是同一缘由使我也来到这个叫做‘金山’的异国码头。我从来不知道使我跨过太平洋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口头上嚷到这里来找自由、学问、财富，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想找什么。有人把我们叫做第五代移民。”这使叙述者和被叙述者之间多了同病相怜的亲切和他乡逢故知的熟稔，她们都背井离乡漂泊海外，经受着移民的痛苦。同时也指出，在移民中存在的问题，即使过了一百年也依然存在，即种族歧视、人种排斥、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等，它们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是以更隐蔽的面容存在在人们身边。“就像我们这批人涌向机场闸口，引得人们突然向我们忧心忡忡地注目一样，警觉和敌意在这一瞬间穿透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回到我们双方的内心。”
她以敏锐的眼光有效利用了有关素材，虚构与非虚构交叉进行，鲜活再现了历史，并使一系列问题凸现出来。在主要线索和结构的中心，又有非常广泛的辐射，涉及到众多因素。形成了一个故事与审思互相渗透的框架，读者可以从这个框架的各个角度，跟随人物命运的起伏，透视历史狰狞的一个层面，重新看到被主流历史所掩盖的罪恶。而对这一框架的建构，作者是以沈红霞与历史人物之间的对话的方式，相隔了几十年的来年改革女性因不同原因在这里相聚，而她们共同的理想信念，因为前两位女性命运的比照而显得苍白，残酷。她们的身影飘忽，在许多章节显现魅影一样，不断引发读者阅读的欲望和思考的张力。几代女性的苦难又因为叙述者“我”的介入而有了历史文献的意味，在我的观察思考、审视之下进入读者视野，更强烈的震撼效果。
这种对话模式在严歌苓特有的语言魅力的作用下，别具一种撼人魂魄的效果。她不断将当代推回历史，又不断从历史拉回当下。“我”在观察历史中的人物，历史中生者又与死者相照面，从死者的遭遇和生活中获得思考。她们似乎面对的是同样的困惑，又有着同样亲切的命运感。也因此写出了非常强烈的爱，《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我”对又聋又哑又盲的女儿的骨肉挚爱和女儿对母亲天性的依赖与亲近，这份蒙昧的爱一旦释放出来有着摧毁一切的力量。三十六的“我”直到最后才明白，菲比不是何必，不是一个交易的产物，而是上天赐给的爱的天使，她使我和亚当重新学习了如何去爱爱和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第九个寡妇》中养女对养父的生死相托的深情。《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对欧阳萸不离不弃，无论疾病、苦难都与之患难相随的执着深情等。
这种叙事人与被叙述者互相对照的写作技法严歌苓运用得十分娴熟，在很多作品中都有，这是元叙事技法，故意露出写作者的行踪，拓展了阐释空间，使写作的视野更为开阔。有新历史的影子。九十年代尘嚣至上的新历史小说兴起的理论根源就是发现了历史写作的不可靠性，历史被个人写作，携带个人好恶，故而不是客观真实的历史。在扶桑里，作者一再强调是从160册史书的阅读中获取的材料，而在叙述中又用自己的分析怀疑了它们的某些真实性。同时将很多西方元素娴熟地运用于小说中。比如符号学，后西方拼贴式技巧，元叙述，精神分析，视点的不断转移，形成一种“多音共鸣”的效果等。比如《人寰》中对贺叔叔一个跨栏杆的动作进行符号化阐释，“一个如此符号——逾越，冒犯，侵入。”这也是贺叔叔进入我们家庭生活的姿态，与我们家关系的一个符号。
三、女性视角
《扶桑》是以一百年前旧金山名妓扶桑为主人公写作的一部反映早期华人女性移民遭遇的小说，1995年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奖，历来被认为是严歌苓去国之后的代表作。海外华人移民史历来是被主流社会蓄意遗忘的，而早期女性移民历史更是被沉潜在海底，尘封在故纸堆中，女性作家以特有的性别敏感将之发掘出来，有着夺目的鲜亮色彩。作品有意将历史文献与故事讲述并置，以扶桑为线索，鲜活再现了早期华裔移民，尤其是女性移民的悲惨遭遇。她一出生就被订了娃娃亲，而她的丈夫八岁就去了美国淘金，等扶桑长到十四岁被要求成亲时，她抱着一只大公鸡拜堂。实际上成了夫家不花钱的奴仆，种田、洗衣、做饭等。来到美国的历程令人发指，被人拐子盯上，几句花言巧语将她骗上船，与众多被拐骗来的女子被关在底舱，牲口一样运到美国，在唐人街的人肉市场论斤拍卖，成为鸨母手中赚钱的工具，在妓馆，她们承受男人们的凌辱，鸨母们的打骂，疾病的折磨，暗无天日的生存，往往年纪轻轻就已经离开人世。同时，她们也遭受到美国的种族歧视，比如白人报复唐人街的方式就是轮奸这些可怜的妓女等。在严歌苓的写作视野里，扶桑这样的女子在国内饱受男权社会压抑，没有丝毫的自由。而来到美国之后则受到双重的摧残，她是男性蹂躏的物品，也是主流社会报复的对象。
美国主流社会的表现在严歌苓作品里是一座叫做“金山“的充满赤裸裸人欲的城市，以枪战、行骗、豪赌和世界各国的妓女而闻名，以恶意和恐惧看待来自遥远东方的梳长辫的男人和缠小脚的女人。“他们意识到大事不好：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生命，这些能够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黄面孔将在退让和谦恭中无声息地开始他们的吞没。”一百二十年后，作者依然感受到这种敌意“就像我们这批人涌出机场闸口，引得人们突然向我们忧心忡忡地注目一样，警觉和敌意在这一瞬间穿透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回到我们双方的内心。”“不可解的东西引起的敌意与迷恋是相当强烈的。”克里斯对扶桑的爱和那些白人对中国人的恨都缘自“不可解”，文化上的隔膜使八万白人上街游行，到市政府请愿，要求将中国苦力、中国鸦片鬼、中国婊子赶尽杀绝。他们把梳辫子、缠小脚的中国人看成藏污纳垢的低劣人种，应被灭绝。
借助克里斯的目光，看到白种人对华人的无根由的厌恶和排斥，他的长兄和他的朋友们把反对华人看作一个政治家爱国的标志，报纸上充斥着对华人贬抑、诋毁的话语，他们认为中国人的赌博、鸦片、卖人口、用奴隶等罪恶，男性被视为黄色“工蚁”，女性被视为勾引白人儿童的祸水。这仇恨蔓延成唐人街骚乱。种族间的仇恨，使人们陶醉在毁坏和残忍制造的壮观中。作者提到文革，提到写作时刚从电视上看到的光头青年们对所有非白种人的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们只要你们别在我们活的地方活。给我们一片纯的天和地，让我们别看见你们、忍受你们。”
严歌苓谈到，她写作此篇的契机是在一处旧金山华人历史展览馆里看见一张华人妓女的照片。她对扶桑的追问和顿悟是同那些男性观察者一致的。克里斯终生都觉得扶桑是一个谜，她的病态颓废的美，她宁愿呆在迫害她的唐人街而不是拯救会，她在大勇临刑前去刑场与他举办盛大华丽的婚礼并手捧他的骨灰归乡，他因此困惑了一辈子，直到垂暮之年才终于理解了她。这一解谜过程是作者“我“与克里斯共同完成的，它构成了小说的叙事基础和深层内涵。那就是一个白种男人对华裔女性的欲望、困惑和了解。
在她一生的命运纠葛中，两个男人至关重要，白人克里斯和唐人街的霸主阿丁（或大勇或大雄），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爱着扶桑。克里斯是怀着骑士的浪漫拯救梦想在爱，“一个勇敢多情的骑侠”去救深陷昏暗牢笼的奇异的东方女奴。他要扶桑等着他，等他有足够的力量将美丽的女奴从囚牢中救出去。她的特殊的境遇，她的被裹残的小脚，她身上神秘的东方气息都成为扶桑身上致命的诱惑。十四岁的克里斯被父亲软禁起来，他经不住思念的煎熬，徒步前来寻找扶桑，四十里路，他走了一天半夜，却进不了扶桑的门。他被另一个白人少年勾去喝酒、赌博，一团污泥一样醉倒在扶桑门前。扶桑把他扶进屋，为他洗澡，怜惜他，他却怯懦了。此时大勇回来，两人唯一一次正面的交锋，大勇丝毫未将克里斯放在眼里。而扶桑与大勇之间奇特的和谐又使克里斯难以理解。在他心目中，大勇与扶桑之间是奴隶主与女奴的关系，而现实中他们之间似乎又存在一种克里斯也插不进去的关爱。然而，高尚的骑士竟也参与了唐人街那场大浩劫的行凶，他也在奸污扶桑的人之列。这使他的拯救变得滑稽可笑。个体在群体的狂热中也可能为一种情绪所蛊惑，迷失本性，失去善恶标准。“那个整体的本能、情绪代替了他的一切，他根本无法从中独立出来。假如这一大团人当时是去投海，他便也跟着去投海。随同这个整体去做最危险的事，也比单独去做最安全的事显得安全。”身为儿童和个体的克里斯拯救不了扶桑，无论他的正义感多么强烈，伤害扶桑的行为更是让他的灵魂受到煎熬。他的爱注定是一个未成年儿童对成年美丽女性的膜拜，是一个西方人对悠久的东方文化的神秘向往和倾慕。而不是一个对等的爱人。两种文化因为地域的阻隔和时间的遥远距离而产生不可解，因为不可解而产生倾慕或敌意。当浅黄头发淡蓝眼睛身穿骑装的十四岁的克里斯与身穿绣花缎袄，头盘乌黑发髻，小脚颤颤悠悠的二十三的扶桑对面而立，双目长久凝视的时候，不是一幅很美的画面吗？年轻的美洲与古老的中国双目对视了，灵魂刹那间战栗，陌生和新鲜，渴望了解与交流，彼此探索的欲望和热情。作者有意将克里斯与扶桑的对视和“我“与白人丈夫的对视相比较，认为这是两种一样的战栗，是对于彼此差异的迷恋以及彼此企图懂得的渴望，一种对陌生和新鲜的探索。而克里斯在此后的人生里为了赎罪参加了华人女性拯救会的活动，终其一生反对迫害华人。
阿丁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种精神-－侠，在阿丁身上有着非常复杂的因素，他亦正亦邪，是人们口中的传奇。他神貌极为怪异，高大雄壮，一头厚重的黑发一直长到脊背，有着马或者狮子的体貌特征。腰缠飞镖，拳脚功夫非常好。阿丁八岁出洋，十五岁从金矿开掘处偷走两匹马起家。他心思很深，在替人驯赛马时，琢磨出赚钱之道，但是华人不能买马，于是用金钱驱使两个洋人按照他的指令买马，然后分成。他则在马的饲料中动手脚，发了大财。当事情将要败露时，两个白人蹊跷地死了。他是唐人街的邪恶，却又代表着唐人街与整个白人世界相抗衡。手下有二十几个不好男儿随时会手拎板斧冲出来砍人，放高利贷，开春药厂，出卖自己的裸照给妓女，他多次杀人后失踪之后更换姓名。“没了明里暗里造孽的阿丁，便有了这些大模大样逛进铺子，舒舒服服抢钱的洋人。”制造大劫难，烧毁众多房屋，强奸众多华人妇女。而当他在铁路工地出现时，从不延迟的五千工人同时大罢工，他成为幕后的操纵者。组织罢工是阿丁正义感最充分体现的地方，他在假扮翻译对那两个雇主代表所说的那番话可以载入史册，他用非常谨严的词汇指控美国人：“新法案把中国人作为惟一被排斥的异民，这是地道的种族压迫。他们还说，铁路老板们把铁路归功于德国人的严谨，英国人的持恒，爱尔兰人的乐天精神，从来不提一个字的中国苦力，从来就把中国人当驴。”这也是严歌苓写到此处时的义正词严，忍不住借阿丁之口发了话。旧金山铁路修建中华人的辛酸血泪史在汤亭亭的作品中也有相当多的展示。
这样一个凶蛮罪恶的阿丁却在内心深处思念着他从未见过面的妻子，“似乎是一个颠沛在旅途上的行者——一个住尽客栈，吃百家饭的江湖倦客对于归宿那非同寻常的珍视和渴望，尽管这归宿遥远、朦胧，尚不如驿道尽头的海市蜃楼。”他认为只有这样一个妻子能让他滚去一身兽皮，做回乏味的规矩人。他爱扶桑，是对他名贵的马、犬、鹦鹉的爱，是用来解闷、赚钱的工具。当他发现扶桑就是老家给他娶的妻子时极为矛盾。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男人和贞洁观，如果妻子白璧有瑕就要杀了她，还给她一个贞洁的美名。何况扶桑已经堕落为一个卑贱的妓女。他就想杀了她，并说杀她是因为爱她，把她当老婆来疼和看重。但是阿丁犹豫多次却未能动手，这与他果断刚毅的个性是不太相符的，写出了他对扶桑的真爱和他在美国多年后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许多观念，其中也包括对贞操的观念。最后他放弃了杀扶桑，也失去了活下去的精气神，他散尽家财，散尽手上买来的女子，变得极为颓废消极。
扶桑对这两个男人都有爱，是大地一样温厚接纳的爱。她以她博大宽宥的母性宽恕了克里斯的暴行，将他衣服上的纽扣盘进自己的发髻，实际上在内心给他留下了一个位置。她身着盛装来到阿丁受刑的刑场，与他举办刑场上的婚礼，并最后将他的骨灰护送回国，这个画面是作家的夸张和浪漫想象，但也的确凄艳温情。这是她爱阿丁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