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初看作品，读者很有可能将它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联系起来。但是贺叔叔与“我”的关系并不是《洛丽塔》式的肉欲沉迷。在《洛丽塔》里，纳博科夫有意将一切社会化场景从小说中抽离出来，而让主人公心灵化低语集中到一个成年男人对一个小妖精似的未成年少女的变态迷恋和肉体沉沦，不管纳博科夫用怎样华丽的语言表达了亨伯特的爱与忏悔，也无法改变作品中的阴暗本质，洛丽塔只是一个符号化的美少女，仅仅作为性存在，作为肉欲的承载者，是男性欲望化的自然物体，缺乏内心语言的呈现。
而《人寰》描写“我”从六岁开始长达几十年的的一段无望的爱恋，带着崇拜的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少女梦幻式的情感体验。“我”从六岁开始就是有内心的，作品就是以“我”为叙事者的视角展开的，六岁的小女孩与英俊朝气的叔叔不期而遇，那份看到灵魂深处的心灵沟通似乎带了当事人多年的成长经验和颖悟的。有一个巨大的张力空间，是没有“性”的性，是一个成长中的女孩对比自己年长二十多岁的成熟男性的向往和爱慕。青春女孩顺着自己的生命轨迹顺理成章的长大，恋爱，结婚，出国，离叔叔越来越远。然而这份双方心知肚明的柏拉图式的爱一直守候在他们身边，哪怕叔叔用友情剥削爸爸，用爸爸心血写成的小说去沽名钓誉。后来叔叔老得只能用拐杖走路，这份爱依然古怪畸形的存在着。这种爱慕因为现实条件的不许可而蒙上了一层忧伤的薄雾，而变得朦胧美好，纯属心灵的精神的。二人之间纠葛多年的这一份摇摆在期待与逃逸，挑逗与抑制之间的情愫，甚至影响了“我”的人生和性爱取向。
“我”的父亲与贺叔叔的交往是叙事的主线，“我”与贺叔叔的奇特的情感纠葛是辅线或者说虚线。贺叔叔是从部队转业到父亲所在城市主持宣传工作的，粗通文墨，曾以自身经历写作过短篇小说《紫槐》而成为作家。那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一本书作家。但是贺叔叔不仅仅想成为一本书作家，他渴望更大的文名，于是他利用了父亲。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还经常写作一些杂文，这些都使他在反右斗争时处于极为危险的处境。负责审查作家政治态度的贺叔叔保护了父亲，使他免于被戴上右派帽子，免于全家被流放。出于传统知识分子性格中的知恩图报，父亲主动提出帮助贺叔叔写作。他并不是敷衍了事，而是极尽心血和才华用四年的时间写作了一部百万字的巨著，虽然没有明言，两人实际上在等价交换，那就是贺叔叔利用他的权力给予父亲一家政治上的安全保障，父亲成为贺叔叔的文字苦力，为他捉刀代笔，以手中的笔保护了家和年幼的女儿。这在贺叔叔看来理所当然，是付出后得到的回报。然而父亲的心变得极苦，既有报恩的想法，又有不平和怨气，于是在文革中贺叔叔的批斗会上，“从来没打过人，恨暴力，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间的暴烈接触，认为没有比它更低级的交流”的父亲出其不意打了贺叔叔一个干脆漂亮的耳光，他是为这份屈辱的劳役而打的，但是在那个特殊境遇里，人人都认为他是为了自己撇清关系。这使得二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和意味深长。这个耳光使父亲看到了自己人格中的卑劣。而更严重的是，这一记耳光使得贺叔叔处境恶化，他因此坐了三年牢，被打断一根手指，后来又被发配到贫瘠的出生地给看瓜人当下手，吃尽苦头，受尽折磨。这使得父亲后半生艰辛地活在愧疚里。文革结束后，他又开始为贺叔叔写作，这一次是为了赎罪。“他若没有这个机会来赎回那一记耳光，他不可能去宁静地死。他心中那罪与罚的概念纯朴，孩子气到了极点。他的良知也简单、脆弱到了极点。”
如果仅仅指责或讨伐一个贺一骑那样的掠夺者，这个故事就太单纯了，没有多少好看。贺一骑在作品里有非常复杂而深刻的意蕴。他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坚定、快乐、光明。你不能不佩服严歌苓刻画人物的准确，寥寥几笔就呼之欲出了。仅仅一个照面就把贺叔叔与爸爸的不同境遇，心理状态全都描画了出来。贺叔叔从门前栅栏上一跃而过的轻盈速捷被解释为一个符号，“逾越、冒犯、侵入。”他在打扮上带着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留一个清爽的发式，一个总存积三两日胡茬的下巴，哪里都显得坚定、快乐。”简朴、清爽，爽朗的笑声，从栅栏一跃而过的动作。对体嗅的精心处理，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洋溢出的发自内心的快乐等，显示出的是一个新解放群体的风姿。“一个有权力有名望因而显得极其有力量的男人。”力量来自于他能决定别人的政治生命。
贺叔叔从小乞讨百家饭长大，十四岁参加革命，十八岁开始扫盲，二十岁写作出名成了小说家，不识字时编写的打油诗印成抗日代表作给印到小学课本里，唯一亲笔动手写的是自传体小说《紫槐》。他的传奇经历使他成为新中国建立后新的审美标准的模板。他并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一个精明世故通晓权术之人。而父亲刚好相反，是个天真之人。贺叔叔不是君子，他施恩是要图回报的，把一切都看作交易。打了贺叔叔的爸爸在两年后也被揪出来发配到“五·七”干校。
而爸爸的尴尬无处不在的体现在他的穿着打扮和举止上，领子“如同砖缝里长出的芽叶，不得伸展，愤怒而委屈地蜷在那儿，胸口的两个口袋也像他的眉毛一样愁苦而滑稽地倒垂下来”，细瘦的身材，越来越驼的背，意识到自己驼背后的挺胸“实际上是耸了耸肩”，还有一副对悲哀事物准备就绪的眼神和他不自在的仅用双脚外侧撑着地面的站姿，他用咋咋乎乎的哈哈大笑来掩饰自己的软弱，一被诘问，“有个哑口无言的瞬间，一对大眼空白地鼓胀。”这无疑是一只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前预感到穷途末路的兔子，即将到来的命运已经在身边人身上验证了，气息奄奄的等待。对于他这样的成分的人来说，只能等待命运的宰割。对父亲服装外貌的描述就是他灵魂人格的外现，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整体形象的漫画式表现：委曲求全，卑微畏缩，缺乏尊严和骨气。父亲的“挺胸”表现在反右前期写作的杂文《儿不嫌母丑》，说公民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儿可以接受母亲的丑陋担不是堕落。这样一篇在当时那个时代氛围里极具杀伤力，使他十分危险。
父亲的形象被作者做了夸张和变形，有些漫画化地描画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可悲与可笑。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要求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曲。”要求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要求他有君子人格，刚正不阿，不依附权贵，不溜须拍马。然而现实生存却要求他屈服于权力，屈辱地为他人默默地写作。二者之间的撕扯体现在他的尴尬举止上面，他的突然的失声大笑，他的脚的姿势，他的困窘的表情与他依旧洋派但是已经陈旧不堪的穿戴，他的上好的家具字画与逼仄的房间。严歌苓并没有对某一个或一类人物揭露批判，而是把笔墨集中到欲望本身：生存的欲望，想要维持现有生存状态的欲望，继续当一个作家的欲望等等。他不仅仅是一个受害人，在与贺叔叔的合作共谋中，他们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其中的屈辱和心酸都有自虐的成分在里面。他缺乏奋起反抗的勇气，也缺乏孤傲挺立的骨气，在打到知识分子的时代里谋求一份安稳，给妻子女儿求得暂时的安宁空间，他自愿出卖了自己的才华，一再为贺叔叔卖命。他成为那个时代大陆知识分子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写照。荒谬的崇高和隐忍的屈辱高度凝练在一个人的体内，将一个人的精力和才华剥夺的同时也磨尽了人格尊严。表层的救援瑜报恩和实质上的相互利用构成父亲内心冲突的缘起。浸透在血液中的传统文化因子，他所知道的滴水之恩涌泉以报的道德信念使他不能面对被剥削的残酷真相。男人间的友谊被政治窜改，传统的君子扶危济困的侠义风范掩盖了掠夺和虚伪，所以“我”一再说：“他们之间向来就存在着一点儿轻微的无耻。”
贺叔叔和父亲都是身不由己，他们都不是坏人，甚或可以说，他们都是有才华善良的人。为什么几十年里他们常常既是敌人又是朋友呢？在严歌苓看来，固然是特殊政治环境里滋生的怪异现象，毒瘤一样。政治不仅仅是一个词语，而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经验融解，左右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的力量无比强大，重新命名了人们的情感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身为知识分子的他们来说，在自己生活的环境里挣扎，受各种因素影响。最大的冲击或影响来自政治风波，在一场又一场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难以全身而退，从身到心全方位受到洗礼，甚至脱胎换骨，很多人性的恶因此显露了出来。如同一条河流，他们或者浮游其上，成为弄潮儿，或者沉没水下被溺毙，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无论谁都难逃劫数。
另一方面，受自己欲望、人性弱点的摆布。比如贺叔叔原本也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人，受名望地位的诱惑，没有写作才能偏要去博文名，他对人性的洞悉和善于利用，他对父亲身上弱点了解地一清二楚，因而巧妙地拿捏住了他，使父亲心甘情愿为他写作多年。“我”父亲原本也是一个有才华有个性不乏说真话勇气的传统知识分子，他在反右前写作的那些招致灾祸的杂文都可以看出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运动一开始，他被置于人民的对立面，报纸上的批判，发配山乡的危险，被停发工资失去现有宁静生活的威胁，使他选择了妥协。主动邀请当权者贺叔叔来家吃饭，一家人的巴结逢迎，在贺叔叔一句似乎无意的想找人润色稿子的话刚出口，父亲抢着说，那我来吧。急于邀宠献媚之态表现了出来。但正如作者所说：“谁和谁不是乞与施的关系呢？”这个高妙的电话把一个可能政治反思的主题升华为普世意义的主题。在父亲那里，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写作，过日子，却一再被牵扯到政治风暴中去。他清高孤傲，追求高的精神修为，而与贺叔叔的交往却将他从云端拉入凡俗，他带着羞愧和不屑去争取一些现实的利益的时候，比如作品的署名权，往往是他内心挣扎最为激烈的时候。他为这份争而无地自容，但不争他又会郁闷难当。一个有着魏晋风度的高雅之人生活在极度功利的时代，为那些形而下的物质争抢时是有“乞”的苦痛的。父亲试图反抗，一次是上台打了贺叔叔一耳光，结果他的愧疚再次被利用。后一次是在文学讲习所讲他正在写作的作品，贺叔叔上门兴师问罪，父亲宣布不写的结果是更加勤奋地写。之后父亲想加入访美作家团，贺叔叔的讲义气使父亲主动选择了放弃，甘愿抓紧时间写作作品。几易其稿，历尽周折，作品终于出版了。反讽的是，社会对此毫无反应，人们把他们遗忘了。个人的呕心沥血（父亲写作过程中几次胃出血）个人的恩怨情仇在整个时代洪流里多么微不足道。他们争了一辈子争的东西一出来就被社会和时代抛弃了。
当严歌苓反复写作这一题材时，目光变得极为犀利，曾经的切肤之痛渐渐变成灵魂里的伤。她因站立的地域的改变使得视野也发生极大的变化。《雌性的草地》中对专制、政治对人戕害的主题予以深化和重新演绎。《雌性的草地》中的女子牧马班被奇怪地放逐，她们实际上被时代潮流激情推挤着走上了一条艰苦的道路，这是那个时代所要求她们的上进和革命。她们被树立为样板，也开始了囚徒一样的流放生活。风吹雨淋，日晒露宿，一日几变的酷烈气候条件，潜藏着沼泽陷阱的茫茫荒原，几个风华正茂的女子与众多的马为伴，既要抗争酷烈的自然环境，又要战胜缺吃少穿的物质贫乏，还要战胜自身的欲望和需求，比如性爱、亲情等，苦行僧一样年复一年奔波在荒原。这里的思考很显然还是对专制文化带给普通百姓的伤痕。《人寰》显然站得更为高远一些。“谁不爱慕他呢？我们必须爱慕英雄和偶像，饥饿于是产生了诗歌和美丽。”
而“我”明知贺叔叔对父亲的奴役，却与他有着几十年的暧昧纠葛，同样在情感上被他奴役。这是扭曲的时代里扭曲的友情和爱情，但又不仅仅如此。为了强调她写的不是政治而是人性，她绣花针般绵密的叙事针脚串起另一对扭曲的男女关系，“我”和舒茨的情感描写是这一主题的延伸，将这种“扭曲”置于更为宽广的社会场景中，使内涵更为丰富和复杂。六十八岁的舒茨教授和四十五岁的“我”之间的恋情，是对贺叔叔与我、贺叔叔与爸爸关系的集合。他们既是上下属关系，又是恋爱中的男女，也在合作写一本书。舒茨得到“我”的爱也是以各种利害关系为条件，“我”一开始不爱舒茨，主要是为了报恩才接受他的身体。这里已经跳出了政治纠葛，“我”和舒茨在美国。但是理性、清醒、善于控制的强者对易感的弱者的控制并没有结束。后来她决定离开舒茨，“大概是想摆脱恩典。大概是想摆脱恩典之本身所含的讹诈和奴役。”
作品可以看作是对五六十年代的大陆知识分子的集体审视，他们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有着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是否可以说那是一个知识分子沦落的年代？他们书写了那一段历史，经受荣誉和苦难，他们是苦难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在那个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里，他们因自身人格的缺陷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知识分子的灾难，贺叔叔和“我”爸爸是其中两种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之间奇特的纠葛书写了当年那段荒谬的历史。但是，这部作品深刻之处还在于，作者辛辣指出，这种人与人之间互相利用、背叛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个特殊时代，到了“我”这一代，已经移居海外，在求学的过程中还在延续。教授与“我”之间以肉体换奖学金，虽然“我”强调教授是爱“我”的，但一个有妇之夫的爱是残缺且自私的。带有不言而喻的要挟成分。
“我”悲哀地发现，“我”和舒茨之间与“我”爸爸和贺一骑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方是恩典庇护却又含有讹诈和奴役，另一方却是廉价的感恩兼付出过重的人格代价。”而“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人生选择其实也是早年那段人生经历得阴影造成的。（朱立立：《边缘人生与历史症结》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2期）两个故事，两对相似的人物关系，一明一暗，形成两两相对的同构叙述，揭示出人性的阴暗面其实是无国界、无时间限制的。而一种心理症结即使漂洋过海也难以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