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只是骂了几句，并没有多想什么。到了傍晚时分，喇叭里又喊了起来，还是上午喊过的这些话。那时，我和刘小手、西狗坐在长江干堤边上，西狗弄了一点三步倒，我们打算去毒死一只狗，晚上到刘小手的家里煮狗肉吃。我们在堤上游荡。西狗的口袋里装着一个纸包，包里包着一块肉，肉里包着一颗三步倒。这样的药是剧毒，狗吃了，走出不到三步就会倒在地上。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好目标，我们要等到天黑一点了再行动。就在我们等待天黑的时候，喇叭又响了起来。
西狗突然说，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胆子去干。
刘小手问西狗什么想法，西狗就说出了他的想法。西狗说，我们守在从镇上到烟村的公路边上，上面来的人肯定要从那里经过，然后我们就挡住车告状。西狗说狗日的村长，他自己家里就超生了一个。我们就把他揭发出来。刘小手听后没有说话。西狗说，怎么，你怕了。刘小手说，怕个卵子，不让在烟村混了就出去打工。西狗于是转过头来看着我。我说，你们敢，我有什么不敢的？我说，要不我们把所有超生的列一个名单，到时交给检查组的。西狗说，好，就这么办。刘小手说，要不要拉上赵大伟。西狗说，我们去问问他干不干，他要干就干，不干拉倒，不干我们三个干。
我们去找到赵大伟，我们站在离赵大伟的家门口很远的柴垛边赵大伟赵大伟的尖喊怪叫。赵大伟正在吃晚饭，他端着饭碗出来了，看见是我们，就招呼我们去他家坐。我们去了，赵大伟让我们一起吃饭，西狗说你又没有准备我们的饭菜，算了，我们不吃，找你有事。赵大伟的新娘子看见我们去了，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糖茶。西狗说，还有糖茶喝呀，不过我们可没有茶钱哟。赵大伟笑着说，我们就不要讲这些礼性了。在我们烟村的习俗里，去新婚夫妇的家里，新娘子会倒一杯里面有芝麻豆子的糖茶，这糖茶是不能白喝的，喝了要在杯子里放上五块十块的喜钱。不知道这样的习俗起于何时，总之这样的习俗，会让新婚夫妇在新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过得相对清静。喝完了茶，西狗掏出了十五块钱，在每个杯子里放了五块。然后西狗就压低了声音对赵大伟说出了我们的计划。赵大伟一听就跳了起来，赵大伟说你们有病呀，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干嘛哩，你们有什么好处哩。我说大伟你错了，这对我们怎么没有好处？他村长有什么权利不让我们说真话？我们有说话的权利和自由。再说了，他居然说，谁要是乱说了，家里有学生的要从学校开除，这是哪门子王法？赵大伟摇了摇头，劝了我们半天。最后见劝不动我们，就说，那你们也别把其它超生了小孩的人家报上去呀，你们把村干部们超生了的报上去不就得了？赵大伟的这个意见被我们采纳了。西狗说，大伟你结婚了，我们也不勉强你。西狗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一团夹有三步倒的肉，在赵大伟的面前晃了晃。西狗说，知道这是什么吗？三步倒！赵大伟说，晚上要去毒狗子呀。西狗说，跟我们一起去吧。赵大伟看了看他的新娘子，有些为难，但他还是说，告状我不方便去，今天晚上还是陪你们玩玩吧。
那天晚上，我们像幽灵一样的在烟村游荡，引得人家的狗子汪汪乱叫。可是那天晚上好像邪了门似的，狗一叫，狗主人就会从家里钻出来。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我们就这样转到了晚上十点多钟。冬天的乡村之夜，静得只有风声和我们的脚步声，还有那些狗们的吠声。我们没有找到下手的狗子，倒是顺手在人家的菜园子里扭了几棵白菜，拔了两根萝卜。西狗说，弄不到狗，那就偷两只鸡吧。刘小手说，偷谁家的？西狗说，咱们偷铁算盘的。铁算盘是我们那里有名的老抠。西狗负责去偷鸡，我们在一边望风。
然而那天晚上我们的运气很差，西狗刚钻进铁算盘的鸡舍，铁算盘家的灯就亮了。然后铁算盘就出来撒尿，铁算盘出来撒完了尿，去他的猪圈里看看，又去鸡舍里看看。那时西狗正猫在鸡舍里，吓得不敢动。铁算盘进屋后一会儿，家里的灯就灭了。西狗正要动手，就听见有人大声地叫抓强盗。西狗从鸡舍里蹿了出来，我们开始没命地跑。铁算盘的一家人个个拿着家伙跟着我们穷追猛打。一听有人喊抓强盗，家家的灯都亮了起来，我们不敢往有亮的地方跑，哪里黑往哪里钻，我们很快就跑上绝路了，前面是一条沟，那条沟少说也有二米多宽，沟里有水，要是在平时，打死我也跳不过去，可是那次，我也来不及多想，呼地一声就跃过了那条沟。刘小手的个子小，灵巧，他也呼地一下跳了过来，不过他的一条腿落在了水里，鞋也弄丢了。西狗也跳了过来，西狗跳得最远。跑在最后的是赵大伟，赵大伟跑到沟边犹豫了一下，后面的一根扁担已朝他砍了过来，他吓得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沟里。好在沟里的水不算深，赵大伟从沟里爬了上来，我们伸出手把他拉了上去。赵大伟的一条腿给弄折了，追我们的人在沟那边骂娘。我们把赵大伟弄到了刘小手的深圳发廊里面，烧火给他烤，赵大伟冻得上下嘴唇直打哆嗦。最要命的是他的腿骨折了，疼得哇哇乱叫。
那次经历并不光彩，而且似乎与告状无关，但我还是愿意把这件事说出来，因为这是赵大伟最后一次与我们一起行动。赵大伟回家之后，就再也没和我们一起玩过了。他的腿在那天晚上留下了终身的残疾，从此以后走路就是一瘸一拐的。赵大伟的父母亲，还有他的妻子，把我们当成了仇人，见到我们就骂，什么话难听骂什么。
第三天，检查组的人就要来了，我和西狗、刘小手，我们猫在烟村的路口上，我的怀里揣着我们写好的检举揭发的信。我们在等着检查组的车到来，只要车一到，村里的那些村官们的好日子就到头了。一想到这些我们就兴奋不已。可是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我们没有等到检查组的人，却看见了村里的民兵队长带着两个警察出现在了路口，我们以为村里出了什么事呢，没想到他们直接朝我们走了过来。然后，我们就被带到了民兵队长的家里。民兵队长说，知道为什么抓你们吗？我们说不知道。我以为是那天晚上偷鸡的事发了，可是那也没什么呀，我们又没有偷到鸡，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民兵队长板着脸说，还装什么糊涂？把状纸交出来吧。
有人告密了。我们那次告状没有成功。我们被关了一天，直到检查组的人离开之后才重新获得自由。但我们要告状的事还是在烟村传开了。我们再一次成了烟村人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我一直疑心是赵大伟的父母或者是他的妻子告的密，西狗和刘小手也这样猜测，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去问过赵大伟，也没敢去问他的家人。
检查组的人走了之后，村里开始秋后算账。差不多所有的村官都到了我家，他们质问我的父亲，说，王老倌，你自己说该怎么处理。
村里的意思，是要把我们家的田收回去。我父亲不停地给村官们点头哈腰赔不是，不停地说小孩子不懂事你们就原谅他这一回。
我说，爹，你用不着和他们点头哈腰。我又冲着村长书记们说，你们有种把我的田收回去试试？你们敢收我的田，我就敢把烟村的天捅一个大窟窿。
我太清楚那些村官了，他们一贯是欺软怕硬，他们不敢真把我家的田收回去。可是我父亲不这样想，父亲知道得罪了村官今后有得小鞋穿。父亲突然操起了一把椅子，朝着我的肩膀就劈了下来。父亲的举动让村官们大吃一惊。父亲举起椅子还要劈我第二椅子的时候，村长伸出手来托住了我父亲的手。我父亲的嘴里还在骂骂咧咧，说是要把我这不争气的东西打死算了，父亲说，打死了老子去坐牢。父亲的行为让村官们下不了台，他们开始反过来劝我的父亲，说红兵还是小孩子，算了算了，我们也不是真的要把他怎么样，只是来提醒他一下，让他下次别这样了。我那次伤得不轻，从此落下了一个肩周炎的毛病，只要刮风下雨，肩膀就会酸痛难忍。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不再同父亲说话。也是那一次，我坚定了要离开乡村出门打工的决心。
打 工
打工这个词是什么时候传到烟村的现在已无法考证了。烟村第一个出去打工的是刘小手的女朋友，这是肯定的。在那时，我们那些困守乡村的人，对打工生活的全部想象来自于一部电视剧《外来妹》，我们对外面的世界的全部理解，来自于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至于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精彩，我们也是从《外来妹》里知道的。
这一年，应该是1991年了。我们已不再是少年。迷茫的我们，也不再觉得没有前途。生活为我们在远方亮起了一片光，我们看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看到了改变我们生活的新的可能。
出门打工十四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听到外来妹的主题曲时，我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我都能感受到1991年的那个冬天的气息。在当时，我们天真地认为，只要离开了乡村，我们的世界将变得一片光明。那部名叫《外来妹》的电视剧，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中的希望之光。刘小手的女朋友离开了烟村之后，给刘小手来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告诉刘小手，她找到了表姐，第二封信告诉刘小手，她有了工作，第三封信告诉刘小手，她决定和他分手。这让我们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
那一段时间，我们心目中的偶像已不再是那个女歌星，不再是小虎队，也不再是四大杀手，更不是唱着囚歌的迟志强。他们都成为了过去时，成为了时代的落伍者。有一天，我们在一起谈到了我们的偶像，谈到我们给那个红歌星写信的事，我们都觉出了过去的幼稚，我们都天真地认为，现在我们才是真正地长大了。那时，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偶像，那就是外来妹里的女主角赵小云。那时，我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梦中情人，那就是赵小云的扮演者陈小艺。2004年底，我得了共青团中央颁发的鲲鹏文学奖，这是一个专门为打工者设立的文学奖，在领奖时，听说陈小艺要来演出，晚上还要和我们这些获奖者一起吃饭，这让我心情激动了好久，我都想好见到陈小艺时要对她说些什么，可是吃饭时才知道，她没有来参加晚会，坐在身边的是光头李进，他演唱过很多与打工者相关的歌。可是我的心里还是失落的。我没能见到自己的偶像。2006年，我见到了北京人艺的梁秉堃老先生，对他说起这些，梁老师先说，下次他见到了陈小艺，一定对她说说这些。我一直坚信，《外来妹》这部电视剧是深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想，因为这部电视剧而明确了。它为我们描绘了另外的一种生活，拓宽了我们这群乡村少年的视野，我们要走出乡村，要像赵小云一样，用自己的双手打出一片天。
如果说是赵小云激励着我们走出了乡村，走向了城市，开始了后来的颠沛流离的打工生活，开始在别人的城市里屈辱地生活着，如果说是赵小云点亮了我们心中的希望之灯，给了我们以方向感，那么，还有一个人，则给了我们这些乡村孩子以走出家门的勇气，这个人就是台湾歌手郑智化。我第一次知道郑智化，还是从西狗那儿。那是在1991年的冬天，我在长江边上的芦苇地里守护芦苇，这是父亲为我找的一份工作，每天的工作是枯燥的，我一个人住在江边用芦苇搭起来的棚子里，看《新婚必读》，自己解决性冲动，发呆。那些日子无聊得要死。好在西狗有时会来看我。西狗来了，给我带来了一盘郑智化的歌带。西狗激动地说，红兵你听听这首歌。西狗就开始放那首影响了我一生的《水手》。西狗随着郑智化一起激动地唱着。西狗还告诉我，郑智化是个残疾人。我第一次被一首歌深深地打动。我觉得郑智化的《水手》简直就是唱给我们听的。多年以后，每当我活得艰难，在生活的重压面前失去勇气时，我都会唱这首《水手》给自己打气加油。
西狗跟着郑智化一起唱着，“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西狗边唱边抖动着腿，脚用力地打着拍子。西狗和郑智化的歌声在芦苇荡的上空回荡着。我一直记得1991年的冬天，我和西狗听着郑智化的歌，我们激动，我们泪流满面。就是在那一天，西狗说，红兵，我们出去打工吧，我们要出去闯一闯。
西狗说，刘小手也准备出去打工了。
我说，好，出去打工。
可是西狗走后我又犯愁了，我不知道父亲是否会让我出去打工。如果父亲不同意，别说出去打工，我连到岳阳的路费都没有。可是我还是去对父亲说了，我对父亲说我想和西狗、刘小手一起出去打工。父亲盯着我看了好半天，丢下了一句话，父亲说，除非老子死了。
西狗说，要是你爹不给你钱，你就想办法借点钱。
可是我实在借不到钱。我去找我的哥哥王中秋，我说我想出去打工，你借我几百块钱的路费吧。
多少？哥哥吃惊地问我，几百？你开什么玩笑。再说了，你一个男孩子出去打什么工，人家要的是打工妹。
我说，你借不借？
哥哥说，几百块肯定没有。
哥哥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了一把零钱，数了数，一共有十几块。哥哥说，就这么多了，你要不要，你要就都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