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物和满潮之间浪漫动人的关系，曾令蕾切尔·卡逊发出热烈的赞叹。
她曾经写道，欧洲牡蛎、北非海胆和热带海虫的产卵模式，与潮汐的步调竟是如此同步一致，要是有一天你遇到船难，或许靠着观察追踪它们的性生活，就可以算出日期和时间。还有一种银汉鱼，也让她大感惊奇，这种闪亮的小鱼似乎可以及时感应到，最高的浪潮将在何时涌上加州南部的海滩。
三月到八月间，每当满月过后不久，好几千条银汉鱼便会聚到海岸边，等待每个月最高浪潮的到来，并乘着飞溅的浪花涌上沙滩。它们会躺在沙砾上呈现暂时休克的状态，停止呼吸。在下一波海浪到达之前，母鱼必须及时产下鱼卵，让公鱼来授精。
如果你恰好在月光下目睹了这一仪式，可能会以为这几千条发狂的鱼正打算集体自杀，之后又突然改变了心意，重返大海。你很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埋在地上的卵，它们会在沙地里度过平静的两个星期，直到下个月冲刷上岸的满潮，来将刚孵化出的小银汉鱼带走。
蕾切尔·卡逊感到不解的是，究竟是海水的压力、水流的运动、月光的亮度，还是别的一些东西，告诉这些银汉鱼何时该冲上海滩，争分夺秒地繁衍后代呢？
看吧，就算是蕾切尔·卡逊，也不是什么都懂。
闭幕仪式结束后，我睡了一个无梦的好觉，沉得像个死人一样，就连有人来踹我们家的门或奥林匹亚东南方五十六公里外的小地震，都没能把我吵醒。我最后之所以会醒过来，是因为那位身高接近一米八的肯尼·费普斯先生，结结实实地一头撞上我房间倾斜的天花板，雨衣也落在了我那脏兮兮的地毯上，因此刷新了他自己的脏话纪录。
“你他妈的快给我起来！”他吼着，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似的，“你说的大涨潮已经开始了！”
我撑着坐起身子，眯着眼睛往窗外看，看见许多断裂的玛都那树枝正从我家前面流过。我看看时钟，离满潮还有两小时，但潮水已经迫不及待，涨得又高又急。风势是这几个月来最大的，滂沱大雨正将水流不断地灌进沟渠里。大雨引起的浓雾让海湾对面的陡峭森林变得模糊不清，看着像是一片深色的污渍，夹在尚可辨识的灰色天空和海水之间。
费普斯说，刚刚发生了一起三点二级的地震，他本来误以为那是路易士堡又在发射迫击炮了。“我的屁股可以作证，连马桶都在摇了。”他还告诉我已经有一大群人聚在市区里，准备目睹这场越发猛烈的暴风雨。“我老哥说，大风把浪吹得有一米高，就那么直直地打在巴德港上。我们快走吧。”
我听到声音往外看，发现车道上有五个穿着雨衣、吵吵嚷嚷的人，其中一个正用力敲我们家的前门。
费普斯越过我的床往窗外看，水全滴在了床单上。“你老爸在家吗？”他问。
“他这星期天去轮班了。”
另外一人敲得更用力了。而且我还看到其中一人的雨衣下鼓起一块摄影机的形状。
“他们不知道你住在这里，对不对？”费普斯问，“当然了，他们不可能知道，除了小矮人谁会住在这上面啊？”
我穿上军用短裤，找出自从春天以来就没穿过的毛夹，同时努力想听清外面的人在说什么。
我们悄悄地从屋后的楼梯下去，走到一半，我低声告诉费普斯我饿了，结果他连头都没回，就静静地递给我一包绿色的星暴软糖(1)。
我们骑脚踏车来到了市区，还有一段距离时我便听到了喧哗声，离近后看到许多兴高采烈的群众正聚在一块狭长的地上，指着北边。越过人行道和储木场，“寇立电台”办公室的基柱正承受着狂风怒浪的击打，不锈钢色的波涛重重地落在它的身上，碎裂在海岸大道上，溅起的水花得有五六米高。
费普斯和我骑车穿过人群，直到人实在是太多了，才不得不下车步行到海滨。有十一名穿着工务局橘色背心的男人正在堆叠沙包，全身都浸湿了。在他们身后还围着大概一百来人--每当席维斯特公园有免费音乐会或者有人打架时，就会出现这样的观众。工作人员快速地堆建着屏障，很显然，他们清楚这些围观者和自己不是站在同一边的--这些人都是来支持暴风雨的。
第二波的海浪捶在海边的巨石上，哗的一声漫过了沙包，越过人行道，直直地冲向储木场和市区。我看见一个身上有刺青的小鬼慌忙拿起脚下的滑板，一位拿着摄像机的女士在用水冲脚，还有很多人把粘在脸上和胸前的海草小心翼翼地拿掉。接着，又一波更大的浪潮袭来，打在沙包上，泼溅到围观者的小腿肚上。突然有人冲着我们大吼，要我们离那根该死的高压无线电塔远一点，人们这才目瞪口呆地注意到旁边立着一根近百米高的尖塔，开始争先恐后地往后推挤逃开，其中一些人因此跌倒在漫着水的人行道上，连带绊倒了附近的十几个人，摔成了一团。这时海浪毫不留情地再次冲来，直直刷过那些还来不及站起的人，淹没了电塔底端。
我在人群中看到了水泡，他正与某个穿着国王第五频道蓝色防雨夹克的男人说话。他把手抬高到下巴的高度，慢慢扫过人群，嘴里还喋喋不休地说着。我有预感他的手将会指向我，但当他的手指冲着我猛然指来的那一瞬间，就好像在指认银行抢匪似的，这令我一阵毛骨悚然。
那个摄影师和身着同色系服装的同伴朝我冲来，我赶紧骑上脚踏车，连喊了五声“借过”，踩着踏板蹍进水坑里，再猛地一个回转，溅起的水花迫使惊慌的人群让出一条路来。
后来费普斯说，他看见我在人群中迂回穿梭，加足马力越过了马林路上的木堆，再一个掉头让一堆冒着烟的汽车追撞成一团，接着穿过农民超市和议会路，飞梭上了第四大道，最后经过大桥回到了西区。他说自从我开始骑这辆三段变速、体型与我极不相称的大脚踏车以来，这是表现最棒的一次。
我们随后骑回了斯库克姆查克湾，水气像烟雾一样吹拂到我们身上，暴风稍微有所停息，雨势也没那么大了，但似乎还没有就此作罢的迹象。风虽然变得比较缓和，但偶尔还是会激起阵阵巨浪，淹过与海湾接壤的洼地。
史班瑟岬看起来从未如此窄小过。酒馆附近的牧场范围因为上涨的潮水缩减了许多，小屋也变得更为靠近海湾边缘。而且虽然没有科学家和义工，海岬上的人却比往常多出许多。
费普斯和我推着脚踏车在人群中穿梭，很迷惑为什么会突然聚集了这么多人。有一小群人正在霍尔的十字架下祈祷，另外还有十几个人肩并肩地在水边排成一列，就像等着鲑鱼洄游的渔夫一样，只是手里少了钓竿。
其中一人戴着眼罩，还有两个拄着拐杖。我看到一名妇人将她的黑色拐杖丢在一边，慢慢地将脚踏进水里--那只脚真是白得吓人，还布满了曲张的静脉，看起来好像曾经被用在解剖教学上一样。另外一个女人将秃了的头浸在水里，一位穿着牛仔衬衫的年轻母亲则把哭闹不休的小宝宝拉进水中。更有一些人拎着水桶淌入深水，装了满桶的泥巴带回岸边。
我们往桥边骑去，看见一位蓄着胡子的高大男人正比画着空手道，像是在演示分节慢动作。他身后有一位漂亮女士在卖“神奇自动开启伞”，做生意的同时还向来往的人们宣告，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满潮了。这让我意识到这个海湾有个奇怪的现象，斯库克姆查克湾满潮的时间会比市区晚十八分钟。
我们继续往前骑，到哈龙桥附近时，气氛就完全不同了。酒馆的客人多得都满到了街上来，桥的东侧还有一些年纪比我们稍大的小青年，鬼哭狼嚎地唱着费普斯最爱的摇滚乐。这时的哈龙桥距离急速上涨的水流只剩下三十多厘米了。
突然间，费普斯看见了他老哥，并决定和他一起去“朝拜”那见鬼的音乐，留我独自一人回去查看我家的房子和弗洛伦斯。
最高的浪已经可以打到我们房子基柱的顶端，这令我实在不想进到里边去。可我转念一想，如果水已经涨到这么高了，弗洛伦斯家的地板一定已经浸湿了。
我赶紧朝她家的方向全力跑去，直到累得喘不上气时才不得不改用小跑的，但等我发现那可怜的小屋几乎已经被水包围后，立刻又加快了速度。我踏过积水冲到门前，没有敲门便直接闯了进去。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屋里阴暗的光线，可以听见浪花泼溅在地板下的声音，整个小屋弥漫着海水的味道，浓郁得像是在木筏上一样。不过神奇的是，地板上居然是干的。
我终于找到了弗洛伦斯，看到她安然无恙地坐在椅子上，不像是在等我扶她去上厕所，也没发生更糟的状况，我松了一口气。
我一边为自己没早点过来看她而道歉，一边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里，顺着尘埃飞扬的光源一步步向她靠近，这才发现她额头上又添了一道新伤口，鼻子也肿得更大了。
“啊……弗洛伦斯……”我整个人充满了罪恶感，“我去拿一点冰来。”她紧闭着双眼，但我没有多想，她经常这样闭着眼睛休息。至于她嘴角上干硬掉的薄膜，我以前也见过好几次。只是她嘴巴的样子吓到我了。难道她摔得太厉害，跌断了下巴吗？
“弗洛伦斯？你还好吗？”
没有回答。这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她已经死了，已经不在了，我的胃开始灼烧，喉咙一阵哽塞，所有的一切都变得缓慢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