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普斯将收音机调得很大声,跟着歌词里的双关语鬼吼鬼叫--没错,全都是些和性有关的双关语。
“把那垃圾关掉!”我在听完第二首歌后说。
“垃圾?”
“那会吓到蛤蚌,它们对震动很敏感。”
费普斯哼了一声:“那又怎样?”
“那它们就会潜下去。”我骗他,“我们就赚不到钱了。”
“你连定期的抽烟时间都不给我了,现在还想关掉我的午餐配乐?你知道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会怎么说吗?音乐是我的未来啊!”
“对啦,我听说很多人靠弹空气吉他也混得不错啦。”
“你是在该死的嫉妒。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一点音乐天分都没有!”
这倒是实话。我曾经学过三年吹喇叭,其中唯一值得一提的事迹是,我把一个银色的弱音器卡在了左手的小指头上。我在代数课上努力把卡住的小指藏在腋窝里,结果手指越肿越大,最后不得不到消防队去,请他们把那该死的东西锯下来。
“你会在教堂弹齐柏林飞船的歌吗?”我问他。
“当然不会。”
“是啊,这里就是我的教堂。”
费普斯环顾着查塔姆湾半露在外的沼地,说:“我没看到任何十字架啊。”
我本来想告诉他我发现的那只蓝色海星,但好险我忍住了。“你是个可悲的……他妈的浑蛋。”我说。
他说他应该狠狠踹我发育不良的小屁股,但我看得出来,他很得意我也说出他常用的粗话。
他将齐柏林飞船的音乐转小声一些,等那首歌结束后就把收音机关上了。
在我们拿着铲子开始工作后,我说了很多拿泥巴治病的那些人的故事,让他放松下来,然后想办法将话题带到他和亲生父亲见过几次面的问题上。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费普斯假笑。“想想看哦,”他假装掰手指头数着,“答案是……从来没有。”接下来几小时里,他好像在和那些蛤蚌赌气似的,挖得比平时更卖力,仿佛剑客出招一样,对着泥巴和沙地又刺又挖。
那天下午稍晚,当潘西看到费普斯挖出的两只象拔蚌时,发出一阵兴奋的惊叹。他的餐厅正要招待某个“贸易代表团”,他说那些中国人对当天抓获的象拔蚌最无法抗拒了。
他将那两只巨大的象拔蚌和半桶温哥华蚬、十八只奶酪蛤通通放进冷藏箱里,然后递给我两张皱皱的二十元钞票。我找他十元,他挥挥手叫我留着。
我告诉他,等我存够钱买伦德牌钓鱼船后,要带他一起去斯库克姆查克湾钓鱼。“三四米长的船最适合钓鱼了,”我说,“这种船非常牢固,人站在上面都不成问题。我打赌只要五百块或四百五左右就可以买到手,只要我有办法等到别人想处理院子里生锈的旧船就行了。”
“好啊,”他点点头说,“我负责带钓竿。”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我,不论我怎么拖延,他还是抽完了一支烟后就离开了。这让我很紧张,因为我希望B.J.出现时,他还在我身边悠闲地抽着烟。
我的麻烦是,那些水族馆不肯派人过来,除非我骑车到塔克玛,否则我找到的白色海参、两只海蛞蝓和一只巨大的白令寄居蟹就卖不出去。我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打电话给B.J.的答录机留话,开出价钱,以及他若有兴趣可以过来的时间。
在他停下车时,我注意到驾驶座的车门上有一道新的凹痕,并看着他爬过排档,从乘客座旁的门下车。他的牛仔靴上沾满了油污,身上的背心也脏兮兮的,腋窝下露出杂草丛生的红色腋毛。“让我看看货吧。”他说完打了个嗝。
“你还欠我五块钱。”我用一只脚的运动鞋在沙砾地上缓缓蹭着,像一头准备发动进攻的公牛。
“好啦,好啦,好啦,待会一起算。”
“不行,我现在就要。”我很惊讶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坚定。
他干笑了几声,好像我说了一个很烂的笑话。他说:“先来看看你有什么吧。”
“你欠我五块钱。”
他眯起了眼睛,然后起步往车库走去。
我用脚又将沙砾地铺平。“门是锁着的。”我说。
这话让他掉转了头,故意跨大了步子朝我慢慢走来,太阳穴旁弯曲的血管鼓胀着。“你和我来硬的啊?”他恶狠狠地说。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随便偷我的东西了。”这句话我事先可没演练过。我的心脏像是一台电风扇,突然被人拿东西戳了进去。
“你这个不知感激的小浑球,”他身上的味道闻起来像发酸的牛奶,“我肯花时间来这里就算你走运了。”
我不敢讲话,但也没有把目光移开。
终于,他拿出了一沓钞票,从里面找出一张五元,卷成一团丢到我胸前。我趁着钞票弹起的瞬间一把抓住,然后往后退了几步。
“现在打开那扇该死的门。”他咬牙切齿地说。
他的语调中有一种东西突然让我不再害怕了,我说:“门里的东西要二十五块。”
“这你说过了!该死的,给我打开门--现在!”
从来没有人命令我开门过,我接着说:“除非你先付我二十五块。”
他咬着牙摔下一句:“没看过的东西我一样都不会买。”
“如果你决定不买的话,我会把钱退给你。”我说,“但从今天开始我要事先收钱。”
“开门。”他眼里有一种疯狂的光芒,有五分硬币那么大的鼻孔颤动着,仿佛他接下来准备做的事需要消耗大量的空气。
我低着头慢慢走向车库,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竟然还能走路,手竟然还能稳稳地将钥匙插入孔中,竟然能迅速地溜进门里,把门甩上后啪地扣上门闩。
B.J.吼着要我把该死的门打开,接着我听到他用鞋跟狠狠踹门的声音,踹得整间车库都在震动。他又踢了一次,门咯嗒作响。他试着用咬牙切齿的声音试图和我理性地沟通了一会儿,然后又意兴阑珊地踢了最后一次门。在安静了片刻之后,他大吼说我浪费了他的时间,所以现在算我欠他二十块。他大笑个不停,狠狠吐了一口痰,接着我便听到他爬回车子里的声音。终于,他又发动了引擎,隆隆声吓得我连忙逃到车库的另一边去,就怕他开着那辆粉蓝色埃尔卡米诺小卡车直接冲进来。
当天晚上,我和爸爸一起看完一整场水手队的球赛。这是我第一次看完九局--总共投出了两百三十八球,整场比赛历时三小时又十八分钟,比月亮、太阳和地球合作演出一次潮汐变化的一半时间再多一点。
我们坐在沙发上,将电视音量转得很大,感觉很舒服,因为少了妈妈对着新闻播报员咆哮、批评和单边辩论之后,家里就变得像图书馆一样。只有费普斯、三剑客和妈妈知道我们的电话号码,而自从我告诉她我不需要她后,她已经有五天没打过电话来,也没来看我们。爸爸的怪异行为又多了几条,他会穿着拖鞋四处踱步、流着眼泪喃喃自语,我都快不认识他了。他的感冒症状越来越糟,我想这又进一步证明,其实妈妈早已经是她一心想成为的医生了。
伤风、感冒、扭伤、割伤和其他各种疾病症状,碰到她全都没辙。她杀病毒的妙方有大蒜、葡萄柚和她的独门痊愈大补汤--把胡萝卜、马铃薯和洋葱压碎熬成浓汤,好喝得不得了。她会质疑医生,会自己制作夹板,还会在家里帮我们拆线。我们生病时悲惨的模样会引出她的另一面,那是她在我们健康时很少会浪费时间显露出来的。不止一次,我希望自己发烧的体温不要降下来,因为妈妈只有在我发烧时才会唱歌。
我趁每次中场休息的时间跑去洗衣服,先洗爸爸的,然后再洗我自己的。妈妈知道了一定会生气,但我就是不懂,为什么白色衣服要分开洗。内衣裤要那么白干吗?一直等到第七局结束中场延长休息的时候,我才开口问爸爸可不可以养狗。
爸爸听了我的问题后流下眼泪。就像我说过的,他真的不需要太多刺激,光是联合航空公司的广告就能让他哭到崩溃了。“小子,你知道你妈妈不喜欢狗的。”
我盯着他看,他又说:“等她回来以后要怎么办?”
我迟疑、等待、在心中不断演练,但最终还是没有在那忙碌的晚上找到合适的时间,问他弗洛伦斯的事情该怎么办。
“醒醒,安琪。”
她脸朝下趴在厚厚的粉红色枕头上,像是想闷死自己。
我轻拍她在床垫外摇晃的右脚底,要她起来。
然后我又试了一次,她终于翻过身来,微微张开一只眼睛。
“有东西要给你看。”我说。
“晚一点啦,迈尔斯,”她喃喃道,“我在睡觉。”
“已经十一点四十五分了。”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告诉我现在几点呢?”她又翻过身去趴在枕头上。
“你一定要来看。”
“晚一点啦。”
“晚一点就不在了。那东西只有现在有,说不定已经太晚了。”
“什么东西啊?”
“时间会毁掉它的!”
她转过头来对着我:“你已经毁掉我的睡眠了。”
“拜托啦。”
“我不要起床去看什么有趣的海星,”她含糊不清地说着,“就算你发现沉没的海盗船我也不在乎,懂了吗?”
“反正你已经醒啦。”
她整只右腿都滑出被子外,害得我的呼吸几乎瞬间停止了。然后她翻过身仰躺,被子盖在身上,屈起左脚摇晃着。她卷曲的头发整个散开,很像我看过的一幅水母素描。她微微睁开眼睛,眯着眼看我湿答答的脚。“你把泥巴带进法官的家里来?”
“他不在家。”我说,“你到底要不要起来啊?”
她朝天花板伸了伸手臂。“这是一天中我感觉最像自己的时候。”我可以清楚看到她腋窝的凹穴,这才意识到她是裸睡的,“那些药丸把我从这个身体里带走了。如果我已经不是自己了,那我根本一点都不想待在自己身边。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我会在门外等你穿好衣服,但是要快一点,好吗?”
“你遗传到你妈妈不耐烦的眉毛了。”她说。
在离开之前,她坚持要把法官上教堂前留给她的咖啡再加热一次。她将热好的咖啡倒进塑胶杯里,但烫得她拿不住,所以她想再拿一个塑胶杯套在外面,结果一找又是半天。等我们好不容易到达弗洛伦斯家门口的沼地时,那些卵鞘已经有部分被淹在水里了,但还是紧紧地挨在一起,像朵巨大的雏菊,透明的花瓣包住一颗颗像是小扁豆的东西。
“这是蝴蝶鱿鱼的卵,”我说,“最夸张的是,这可不是一只鱿鱼产的哦,而是八只鱿鱼一起产的。”
“不可能,”她盯着我说,“它们怎么能计算好时间同时产卵?而且干吗要把卵弄得这么漂亮?”
我耸耸肩:“也许把卵产在一起,会让它们比较有机会存活下来。也或许这是一种团体艺术创作,就像全五年级的学生一起在晨星餐厅的墙上画壁画一样,谁知道呢?我最近在书上看到,有种小小的湿地海螺,必须在每次潮水上涨前爬到草叶子上,否则就会淹死。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警告它们,每十二小时就要开始往上爬到安全的地方呢?”
我不确定安琪是不是在微笑,是对我还是在对完全不相干的东西微笑。“就是这个吗?这就是你把我从床上挖起来要我看的东西?”她努力想装出生气的样子,但很明显可以看出,她很享受在沼地上的时光,就像一只懵懂的小鹿,独自享受着在宁静田野上休息的片刻,直到发现你在看它为止。
“在夏天产卵是不是有点晚了?”安琪问。
“对啊。”我点点头说,“不过这个夏天本来就很怪。”
她差点死于毒品过量后的这几个星期,我几乎没跟她说过话。在少数几次对话时,她也总是一副茫然和漠不关心的模样,仿佛早就忘了送我那张卡片的事,仿佛我身上已经不再有原先吸引她的特质。
这段日子以来,她常和一些“无聊的治疗师”在一起,而且大多数夜晚都睡在塔克玛的哥哥家,因为法官正忙着竞选,而为了某种理由,所有人都坚持她晚上不应该单独一个人在家。关于我的那些疯狂报道,她显然不太清楚;对那些俄罗斯人、弗洛伦斯和我妈妈的事也一无所悉。
“靠近一点,”我说,“到这下面来。”
她蹲得很低,眉环都快碰到我了。“你可以看到它们在里面动呢!”
我感觉到她的呼吸轻拂过我的脸。“这代表什么呢?”她问,“它们快孵化了吗?”
我把她带来的两只塑胶杯稍微洗了洗,在其中一个底端塞些褐色的海草,再盛上两杯半满的海水,然后将游动得最厉害的两个卵鞘分别放进两个杯里。我将杯子放在她手上,一起看着这些灰色的鱿鱼宝宝在薄膜中旋转游动。没过几秒钟,白底杯子中的卵开始变白,而另一杯的卵颜色也开始变深。
“我的天啊。”安琪将杯子拿得老远,好像它们可能会爆炸似的。
深色的卵中开始冒出第一只迷你小鱿鱼,靠在杯缘喷起水来。安琪呆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腿浸在逐渐上涨的潮水中,脸色像白色的卵一样明亮。
“这些卵中只要能有两只顺利长大,就算很成功了。”我说,“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其他动物的蛋白质来源。”我边说边伸手到装海草的杯子里,抓了一颗未孵化的卵丢在我的舌头上。
安琪大笑:“你疯了啊。”
我把它咽了下去。“我有躁郁症。”我说,并告诉她随时可以将那些鱿鱼放掉。
好一会儿,她什么也没做,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一切都进行得如此美好,这一刻我很想告诉她,光是能看着这些蝴蝶鱿鱼的卵孵化,活着就很值得了。我脑海里的这些话听起来实在太陈词滥调了,所以我过了几秒后,说:“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可笑,但我真的可以照顾你。”
她眯起了眼睛,仿佛脑袋里正运算着一道冗长的算式,然后别开目光,弯下腰将所有的小鱿鱼放掉。
我回到家里,爸爸睡眼惺忪地问我今天是几号,然后用力地擤了擤鼻子,声音之响简直像在铲雪。
我知道还有六天“生物闪电战”就要开始了。还有七天就是弗洛伦斯和我预测的大潮日,还有十一天学校就要开学。而且我也知道,白昼时间已经减少到十三小时又十九分钟,也就是说,没错,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
这次我没再跟爸爸提全世界成功矮子的伤心史了,我只是脱掉鞋子,挺直身体,用力到脊椎都痛了。他拿了一本他从没读过、略带霉味的硬壳书放在我头上,盯着杂物柜的门仔细研究,然后责备我不应该偷偷踮脚。
“你自己看啊。”我说。
他检查我的脚跟,瞄了我的头顶一眼又看看我的脚,然后他退开,要我放松下来让开几步,他要检查书是不是正的。我照做了。
“再站回来。”他低沉的声音里透着兴奋。
我站得不能再直了。“现在是完全平的了。”他轻声说,然后再次命令我站开,他在书的下缘画了一条细细的线,比前一次量时高出了惊人的零点三厘米!
我们两人盯着那条新画的线,好像在看彗星一样。
随后爸爸打电话给三剑客之一,请他来再次确定我们的测量是否准确。完全没有问题,我已经超过了一百四十四厘米,而且依照剑客伊萨克森的说法,我会像棵该死的黑莓树藤一样长得飞快。
爸爸没有打电话给妈妈,他不想听到那本书可能歪掉了之类的丧气话。他绝对不想。他和剑客伊萨克森倒了两大杯的皇冠牌威士忌,喝得一点点小事也能笑到快疯掉,还不停地叫我“老大”。最后,当我要爬上楼回到自己房间时,发现在进房门时几乎要微微低点头,否则就会撞上门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