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费普斯还带着水泡、暴眼和柯林斯兄弟一起过来找我。柯林斯两兄弟差了一岁，但看起来还是很像双胞胎，至少像是从同一棵植物分枝出来的。
费普斯要他们向我鞠躬，叫我“阁下”。这真的很可笑，我叫他们别闹了，但至少我还看不出事情有变糟的趋势。不过回头想想，我当时只是还没听到雪崩的声音罢了。
等到了星期一，同一篇报道的各种版本开始在全国各地流传，这包括了《今日美国》头版上的一小篇文章，标题写着：弥赛亚小鬼？有很多人打来电话--这些人完全没注意到时差的问题--气得爸爸在还没喝完第二杯咖啡之前，就把电话号码给改了。
那是八月底，奥林匹亚没有台风，没有选举或战争，也没有小女孩掉到井里的新闻可以报道。真是够神奇的，我成了当天唯一可以报道的新闻。不只记者想把我切片细看，就连华盛顿环境委员会、绿色和平组织和塞拉俱乐部(1)也都希望我为他们的目标发声，但即使在他们费心解释之后，我还是搞不懂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普吉特湾名人协会的人也出现了，说要颁发年度最佳环保人士奖给我，这真的很怪，毕竟离年底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呢。我微笑地接受了奖状，但实在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里好。在我把奖状折成一个可以塞进口袋的小方块时，发现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做作的假笑。
到了下午，有一堆陌生人聚在桥边和酒馆旁，像是聚在木桩边的鱼一样。其中有些人甚至还冒险跑上我们家的车道，在发现敲门没人回应后，又跑回酒馆、桥上或沙滩的空地上。退潮的时候，我们六个人正在泥滩上闲晃，突然开始有人朝我们的方向淌水走来，其中大部分人不是陷在泥巴里，就是中途撤退了，但最后还是有几个人成功走了过来。事实上他们没有真的打断什么事情，但我们还是感觉受到了侵扰。费普斯拦住他们，飙了一串脏话表明我不接受任何采访。
当然了，他们坚称自己绝对不是记者--其中三人还自称是厄琉息斯秘仪的教徒--但还是不断重复问一些无聊的问题。我尽可能不说话，他们也就渐渐地失去了兴趣，唯一例外的是一个脖子长长的黑发男人，热情的样子看起来就像一只等待喂食的鸬鹚(1)。
“你相信有某些强大的力量在指引你吗？”他问。
“不相信。”
“那幻觉呢？你有没有看到过幻觉？”
我耸耸肩。
“你会和上帝说话吗？”他继续追问。
“我有时候会和自己说话，也许他偷听到了吧。”费普斯在我背后哼了一声。
“那你是从哪儿听说九月八日将有不同寻常的大潮的呢？”他听起来很急切，“是谁或是什么让你做出这种预测的？”
“某个我信任的人。”
“某个声音吗？”
“对。”
“那声音听起来像什么？”
“像一个老太太。”
“是吗？”
“是啊。”
“这个声音以前也指引过你吗？”他问。
“对啊。”
他俯身过来，鼻子里的黑毛茂密如丛林，这样还能呼吸真让我觉得惊讶。“你相信这片海滩有治病的力量吗？”
“我又不是医生。”
“你是有信仰的小孩吗？”
“我不知道。”
“但是--”
“够了！”费普斯走出来，“对不起，欧麦里先生已经回答了太多问题，这样他就没有机会去继续新的发现了。你应该了解才对。谢谢你的关心。”
费普斯带领我走开，那种架势会让你忘记他只有五十三公斤重。“那个浑蛋快把我吓死了。”他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接受访问该收费了，一个问题十块钱。绝不打折。”
“我们？”我说。
“所有收入我们五五对分，”费普斯解释道，“在商言商啦。”他点起一根烟，把烟圈吐向水面，将两个烟圈穿过另一个较大的，稳稳地悬在空中，像是漫画书里人头上的泡泡框。
潮水持续往后退，我们继续涉水前行。注视着我们的人，比我想象的还多。史班瑟岬上挤满了观众，我还发现有三艘小皮筏和两艘独木舟正往我们划来。
“别让那些贱民靠近我们的大人。”费普斯对水泡和其他人发号施令，并催促我做些奇怪的事。我蹲了下来，像在做功夫表演的暖身动作般伸出双臂，开始轻轻拍打平静的水面。我越拍越用力，没想到这样弄出来的声音还真有意思。费普斯和其他男孩先是一阵狂笑，然后也开始模仿我的动作。没多久，我们六个人拍打的韵律就变得一致。“斯库--克姆--查克！”我唱了起来，他们也用像食人族一样的声音加入我：“斯库--克姆--查克！”一架架的望远镜和照相机从海湾的四面八方探了出来。两艘独木舟划近我们，一个拿着电视摄影机的人跳上了沼地。“斯库--克姆--查克！”
直到我们的手臂开始发酸，我才停下来，看着周围渐渐平静的水面，海水再次变得明净透彻，太阳的倒影清晰可见。但我立刻意识到那根本不是太阳的倒影，水面上的确有道橘色的亮光，但那光线分明来自水底。
我越靠近，那光就越明亮。我猜应该是沉在水底的浮标，或是一瓶橘子汽水，但它在水流中漂动的样子又像是根三十厘米长的大羽毛。
首先注意到我讶异表情的是暴眼，他问：“那是什么玩意啊？”
又有两艘独木舟靠岸了，摄影师慢慢接近，离我们不到十四米。其他人也跑了过来，其中有三个是跛子。这时要越过泥滩显然简单多了，因为距离最低潮只剩不到一小时。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又有新发现了。”费普斯用马戏团表演般的声音说道。我抬头看，一个粗壮的观众把阳光都挡住了，摄影机也开始拍摄。我看着那些兴奋过度的脸，认出其中有几个是密教的成员。
“那是什么东西？”有人问。
“一只Ptilosarcusgurneyi。”我微笑地说。
“再说一遍好吗？”
我重复着，并且一个字一个字地拼给他们。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呢？”
“这也叫做海笔(1)，我猜，是因为它的样子很像某种老式的鹅毛笔吧。”
“请多告诉我们一些吧。”某个拿着麦克风的人请求道。
“嗯，首先呢，这是一种动物，不是植物。”观众一片嗡嗡声，夹杂着窃笑，“事实上这是十几种动物聚在一起而成的。它身上的每一个小分支都是一个独立的嘴。这有点像一束海葵，它们家在一起，决定要装扮成一株色彩鲜艳的植物，这样能骗过小鱼和其他海洋生物，等它们游近的时候，就可以一把抓住。而这所有的嘴巴都共享同一个消化系统。”我微笑，听到照相机的咔嚓声。
可能是我心跳加速的缘故，也或许是光线被人群遮住的关系，但人群聚得越多，那只海笔看起来便越明亮。“这是我所看过最大的也是最美丽的橘色海笔，”我说，“不过我以前都是在水族馆看到的。”
“是什么带领你找到它的？”有人问。
“我本来以为它是太阳的倒影。”
“是不是你脑海里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到哪里可以找到它们？”
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你几岁了？”另一个人问。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回答。我不想听到人家低声讨论我看起来比一个十岁的男孩还矮，毕竟再一个半月我就满十四岁了。
我踩进水里跨到海笔的另一边，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它，并在它的后面蹲了下来。我慢慢伸出手，轻轻地抚摸它，刹那间它发出了绿色的光芒。一道突如其来、货真价实的绿色闪光。
人们发出一阵赞叹，那个像鸬鹚的男人画着十字，我的头皮一阵紧缩，就像你坐太久之后两腿发麻的那种感觉。
“它为什么会变绿？”有人问。
阳光从人群的缝隙中照射进来，让我眼前一晃，我赶紧转开头让眼睛休息一下，却发现就在距离海笔一两米远的地方，有一只藏身在海白菜下的红色海星，正伸出了三只触手。那只海星不算非常大，但也不小了。我淌着水朝它走去，将海白菜移到旁边，把海星拿起来给那群人看，引来了更多的赞叹声。
“这是什么海星？”有人问。
“Masteraequalis，”我说，“这是少数会吃海笔的海星之一。”我再次对着摄影机微笑，“如果把它们凑近鼻子，你会闻到鞭炮的味道。”
我把它交给一位看起来像是长了水痘的女士。
“为什么那棵植物会变绿？”又有人问，其他人也开始附和这个问题。
从人群的一个小缺角看出去，我看到了安琪和史坦纳法官。他们正沿着家门前的码头慢慢走着，忧郁的步伐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换了个人。等安琪转过头来时，我向她戏剧化地用力挥手，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突然感觉自己很荒谬，很自私，而且很需要妈妈。
我很惊讶自己竟突然开始想念她了，不过这感觉和我预期的又不太一样。这比较像是你搞丢了一样重要东西后的空虚感。
心不在焉的我根本没再听进任何人的问题，也无心去给他们扫盲海笔或海星的知识，等我回过神来时，只听到有人在问该拿这只海笔怎么办。“别去动它，”我说，“而且把那只海星放远一点。”
我不再理会那些恳求我回头的呼唤，以及那些像蝙蝠一样在我耳边飞来掠去的问题和要求，只是低下头，朝着弗洛伦斯的小屋大步走去，心里很气自己竟然一整天都没去查看她的情况。
我模糊的双眼，数着沼地上的脚印。到处都是人。我已经不认得这个海湾和这片海滩上的人了，包括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