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父亲严独鹤，生于1889年，于1914年进入上海《新闻报》，历任该报副刊《快活林》（后改名《新园林》）编辑、主笔，后又兼任新闻报副总编辑，凡30余年。《新闻报》是旧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民办报纸，《快活林》及《新园林》亦为民国时代最受读者欢迎的副刊之一。
余生也晚，未能亲历父亲当年办报的种种情事。由于我是学中文专业的，父亲晚年常对我说起办报的诸多甘苦。据父亲说，办好一张副刊，需抓住三个要领，其一是每期须有一篇好的短文（言论）；其二是须有一幅好的漫画；其三是须有一部好的连载。唯有如此，方能相得益彰，吸引读者。在这三个“要领”中，父亲本人是中国最早一代以白话写短文的大家。他自主持新闻报副刊之时起，就开设《谈话》专栏，以“独鹤”笔名（父亲原名桢，字子材），每日撰写短文一篇。取材则上自时政大事，下至市井琐闻，皆为市民所切切关心者；其文字平易，雅俗共赏；因此每篇虽不过几百字，却深受读者欢迎，历之十余年而不衰。
由于父亲的文章能切中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心态，且鞭辟入里，因此还曾为自己招来过一场无妄之灾。某日，父亲至报社上班，刚刚步入大门，即从旁窜出一男子，拔刀向父亲猛刺，幸父亲闪避及时，仅伤及颈部皮肉，此人旋被报社门房扭获至警署审问。彼坦承与父亲素不相识，亦无瓜葛，唯因父亲所写文章，每每触及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种种不为人知的隐秘，从而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故断定父亲有“妖法”，认为只有将父亲除去，自己才能安宁。最终，法官乃判定其精神失常，将其送入精神病院管制、治疗。此人家境困窘，住精神病院的钱还是父亲代付的。
父亲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寒云）是朋友，但在袁世凯帝制自为之际，仍不断撰文加以抨击（克文本人也是反对乃父称帝的）。但据袁公子后来对父亲说，这些反对帝制的报刊，袁世凯一概看不到，都被其兄袁克定扣下了。袁克定还仿冒《新闻报》、《申报》等当时一些大报的报头，每天印刷一批假报纸给袁世凯看，上面连篇累牍都是拥护帝制的文章，署名都是当时社会各界的名流，其中也有父亲的名字。袁世凯阅后，居然还对克文说：“你这个朋友不错。”克文明知大谬，却也不便说穿。
当时，新闻报副刊的专栏漫画作者是丁悚（画家丁聪之父），丁老先生的画风泼辣，揭露时弊，臧否人物，不留情面，对读者有很强的感染力。如某年元旦，《快活林》刊载了一幅丁先生的漫画，名为《向党国要人拜年》。其中蒋介石被画成了一把雨伞，伞面即是蒋介石常穿的俗名“一口钟”的黑斗篷，蒋氏是光头，且很小，于是整个头颅就被画成伞尖上的一个滴子；至于孔祥熙的尊容就更有趣了，因其爱钱之故，一张脸被画成了一个银圆，而一对眼睛则被画成了两个银毫。
说到《新闻报》的连载，不能不提及父亲和张恨水先生的一段交情。1929年，张学良将军在东北宣布易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服从中央政令。至此，中国在名义上归于统一。同年，以父亲为团长的南方新闻代表团访问东北。往返途中，在北平稍作停留，时有北平同行向父亲介绍，有一位名张恨水的小说家，其作品甚佳。父亲遂与张恨水先生相识，成为至交。从此张恨水先生每有作品完稿，必在《新闻报》副刊连载，其中包括《啼笑因缘》和《春明外史》等。《新闻报》因张恨水先生的小说而赢得了更多的读者，张恨水先生也因新闻报而声誉鹊起，其间，父亲是作嫁衣裳者。
旧中国文坛，有一个文学流派叫鸳鸯蝴蝶派。对于这个流派的评价，以往是一味贬抑，近年则略有褒词。张恨水被认为是这个流派的一员健将，该派的主要人物还有清末民初的小说家徐枕亚、李涵秋，以及与父亲同时代的包天笑、周瘦鹃、程小青、秦瘦鸥等人。父亲虽非以写小说见长，但因与以上多人关系密切，故也名列其中。然而，这个流派因何得名，或者说究竟有没有这个流派，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大学攻读中文专业，在学习现代文学史时，曾求询于父亲。父亲告诉我，其起因是有一次《虹》杂志编者和部分作者聚餐，座中有人开玩笑说，现在一些人的小说，写来写去离不开哥哥妹妹、鸳鸯蝴蝶，可以称作鸳鸯蝴蝶派了。当时就有人制止道，不要信口乱说，什么派不派的，当心传出去，让小报记者听到，又要大做文章了。果然，第二天一些小报即大肆渲染，与会诸人均成了鸳鸯蝴蝶派的发起人。
在大学就学时，我曾读到一本《鸳鸯蝴蝶派资料汇编》（书名可能有个别文字出入，编者仿佛记得是魏绍昌先生），书后罗列了该派作者和作品目录，其中既有前面所说的各位，还有还珠楼主、郑证因、宫白羽等众多武侠小说家，可谓洋洋一大串，几乎除了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以新月社为代表的那些曾留学欧美的作家以外，把文坛上九流三教、良莠不齐的各路散兵游勇全部一网打尽。当我把这份名录给父亲看时，父亲淡然一笑，“将写言情小说的徐枕亚和写武侠小说的郑证因拉在一起，说到底，这个派也就不存在了”。二
20世纪50年代初期，父亲和原新闻报的一些老报人，在有关领导部门的安排下，离开报社，被集中安置到新成立的新闻图书馆工作，由父亲担任主任。后经数次合并，新闻图书馆最终并入上海图书馆，父亲任副馆长。由于父亲的名字长时间从报纸版面上消失，大约1953年前后，香港报纸忽然传出父亲因抑郁而病故的消息，还刊登了不少挽词和悼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讯息阻隔，父亲一直蒙在鼓里，直到不少居港的学生、故友纷纷委托在沪亲属来电询问父亲安康，方知原委。父亲还通过中国新闻社，特意在香港报纸撰文，声明自己并未作古。
不久，全国首届普选开始。某日，家中突然接到当时提篮桥区人民政府的一个来电，称有事商谈，父亲惊诧莫名，自忖与该区素无联系，后来方知自己已被推举为该区的上海市人大代表候选人。父亲在国民党政府时期，曾参选过上海市参议员，后因知凡参选者均须支出大笔选举费用，即中途退出。对于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他自然是高兴的，但又不免自嘲：“哪能弄到提篮桥区当代表，好像有点不大吉利。”不料一语成谶，1964年秋，我临近大学毕业前一年，因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罪，由校门直接进了牢门，当真成了提篮桥监狱的一员。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父亲列名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却很少写文章，偶尔动笔，也是受中新社之约，为港澳及华文报纸写稿，歌颂新社会新气象。有一段时间，我曾见他收集了不少关于《西厢记》的资料研读。后来才知道，当时文化部门打算把一些古典戏剧名作改写成小说，出版社约张恨水先生改写《梁祝》，约父亲改写《西厢记》。张恨水先生的《梁祝》出版后，即遭受各方非议，父亲闻知后马上搁笔，之后有几次同我谈及此事，庆幸自己下笔慢，总算没有招来麻烦。
三
“文化大革命”中，我陷身安徽军天湖劳改农场，父亲则成了牛鬼蛇神。1967及1968年，我曾二度返沪探亲。我发现，素来谨小慎微的父亲已然心胆俱裂，终日恐惧地瞪着眼睛，坐在破沙发上呆呆地出神。他对我说，“文化大革命”初起时，他曾以为，多年远离是非的自己，也许能同以往多次运动中一样，得以幸免于难。
“可是，实在想不到”，父亲脸上僵硬的肌肉抖动了一下，轻轻做了个手势，“这次是——通吃。”
1967年我探亲回家的当天，父亲告诉我，在街道和里委的统一布置下，每一户居民都必须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邻居中一些老人的文化程度不高，父亲就把他们邀到家中，逐字逐句讲解，他希望以此获得“一个好印象”。
我吓了一跳，连忙要求他立即停止这种具有无穷隐患的无谓之举。我告诉他，以他当时的身份，根本没有资格“辅导革命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弄得不好，很有可能被说成是“蓄意歪曲毛著，乃至放毒”，从而惹祸上身。听了我的话，父亲默然有顷，最终点点头说：“我明白了。”
1968年春，我返沪探亲前，设法从农场医院搞到了一张转诊单，从而得以以治疗为由，在上海住了好几个月。此时，一辈子以文为生的父亲，一拿起笔，手就要发抖，写的字也歪歪斜斜，不能成行。他最担忧的就是图书馆造反派要他一个星期交一篇思想汇报。每到周末，他就害怕，不知下星期如何交账。好在我在劳改场所已经滚了几年，对写这类东西早已驾轻就熟。我在沪期间，父亲的思想汇报自是由我一手包办。至初夏，农场数次来函催我速回，我不得已，只好向父亲辞行。父亲睁着混浊而充满血丝的双眼，孤苦无助地望着我说：“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我知道，使父亲惴惴不安的还是这每星期一篇催命的思想汇报。于是，我在离家前两天，将原来写的思想汇报整理了一番，从不同的角度拟就六七篇适合不同时节、不同形势要求的范文，交给他，嘱其每星期抄一篇交上去，一个轮番后，再依次周而复始。
父亲接过这几张纸，神经质地紧紧攥着，就像沉船上的落水者，抓住仅有的一块木板。
物换星移，1978年秋，我平反获释；1979年春，去世11年的父亲也终于沉冤昭雪。上海市文化部门在为他筹备追悼会时，由于“文革”十年中上海文化艺术界人士被迫害致死者实在太多，又都要在短时间内开追悼会，龙华殡仪馆大厅每天上、下午排满了还不够用，于是就别开生面地将几个人的追悼会放到一起合开。记得和父亲合在一起开追悼会的还有原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原韬奋纪念馆馆长毕云程先生、京剧演员言慧珠女士、原上海民乐团副团长何无奇先生，连父亲一共五人。他们先前或是旧友，或素不相识，追悼会上一字并列着五幅遗像，遗像前分两排站着五家遗属代表，周围杂放着送给五位不同逝者的花圈。面对五家亲友，先后宣读五份悼词。四
在父亲逝世多年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和我的侄子建平（大哥祖祺的儿子）先后加入了上海作家协会。比这更早一些，80年代初，建平进入刚复刊的《新民晚报》。几年后，我调入了当时的《经济新闻报》（1987年改名为《新闻报》）。三代报人，又同属一个协会，也许，这就是缘分。
建平在新民晚报工作至今20余年，一直参与和主持副刊《夜光杯》的编辑工作，他和我父亲，祖孙二人，一个在20世纪初，一个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都把副刊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我在《新闻报》一直负责国内新闻部的工作，但在1997—1998年，我还兼任每周一期的副刊《新编快活林》的责任编辑，每期以“小鹤”为笔名，撰写一篇六七百字的短文。《新编快活林》虽然只有两年就结束了，我也因种种原因在距退休不到五年之际离开新闻报调入另一家报社工作（父亲离开新闻报时是61岁，那时尚无严格的退休制度，他至去世都没有办过退休手续）然而，回首自己的新闻从业生涯，最值得留恋的还是兼职编辑《新编快活林》的这一段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