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似年，白驹过隙。
一九七○年，动过三次大的手术，下肢仍然瘫痪的玲玲已经成长为十五岁的妙龄少女了。
这年四月，她随着下乡劳动的父母，离开终日喧嚣的济南，来到鲁西平原的一个小村庄——莘县十八里堡公社尚楼大队。
当时的尚楼，是一个标准的穷村庄。
按节令，已经接近“清明”了，正是莺啼燕啭、柳暗花明的时节。可在尚楼，春天的脚步才蹒蹒跚跚地走过来。田野上，微黄的麦苗刚刚离开地皮，干瘦的小草刚刚冒出芽尖，盐碱地随处可见，茫茫然似霜若雪。村庄里，杂乱无章地排列着一幢幢低矮的小土房。不少人家没有院落。穿行在街上的孩子，不少是蓬头垢面，该换春衣了，却还穿着开了花的棉袄棉裤。
这里的一切，不像某些作家笔下描写的那样富有诗情画意。据说，这样的村庄在当时的鲁西比比皆是。这不怨别的，怨那个在极左路线阴云笼罩下的年代！
这里的大地是富饶的，人民是勤劳的。这里有过峥嵘的岁月，有过丰收欢乐，有过饱暖的春秋，但当劲使歪了的时候，劳动是无效的，热腾腾的汗水换来的只是照见人影的凉稀汤。然而，有一双勤劳双手的人民，还会描绘生活的美景的。
“笛笛笛！”汽车的喇叭声打破了尚楼村的沉寂。几天前，有人就传着济南的人要来尚楼落户。汽车喇叭响了，消息应验了。人们涌向村东的三间土屋前。
汽车停在空场上。有几个年轻人站在汽车上解绳索，大队党支部书记指挥着往下卸东西。
站在支书旁边的是一位个头挺大，膀粗腰圆的中年人，他满脸堆笑地点着头，与人们打着招呼。此人就是玲玲的爸爸。他是个乐天派，让他到穷地方“插队”，他牢骚过，怨恨过。但又一想到去生产第一线，正好丰富自己的创作生活，便觉得也是难得的好事。他望着乡亲们，喜滋滋地掏出烟，每人递上了一支。
在人们议论的同时，从驾驶室里走下玲玲的母亲。她笑容可掬地瞅了瞅人们，便从车厢里，拿出一个竹制的手推车，放到车下；接着敏捷地上车，又打开驾驶室门，把玲玲抱在手推车上。
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在玲玲身上。多漂亮的姑娘呵！她的面庞白白的微透一些红，鼻子和嘴唇的轮廓都很周正而秀气，红润的嘴唇，好像两片带露的花瓣，她的一对水灵灵的眼睛，含着一种柔合的光亮，透着心地的善良和聪慧。她的穿着很讲究，却也很朴素。这更显出姑娘的美丽。玲玲见周围的人对她是这样的主意，她不好意思地微笑着。妈妈马上拿出一包济南产的糖块分发给围在玲玲身旁的妇女和儿童。
就这样，玲玲一家在尚楼立下了脚。为感谢乡亲们的盛情，在几天的时间内，玲玲父母走访了周围的邻居。他们见老百姓吃的是拿不成个儿的一摸焦粘的地瓜面菜窝窝，盖的是分不清里表的又黑又沉的烂被子，有的一家七、八口人，连吃饭的粗瓷黑碗都不全，筷子用的是高粱楷上端的莛子。他们看了，鼻子禁不住一阵阵发酸！这里是革命的老区，刘邓大军在这一带活动过，多少烈士的鲜血曾洒在这儿呀！解放二十多年了，老百姓过的还是这样贫苦的日子！自己身为国家干部，吃不愁，穿不愁，有点小事委屈了自己，还经常暗地里骂娘，埋怨为啥不快快给自己落实政策；可老百姓被极左路线折腾成这个样子，又有谁给他们落实政策呢？一定要倾尽全力，同这里的干部和群众一起把生产搞上去！
后来，他们还发现：这个村不光是物质生活极端贫苦，文化生活也是相当贫乏的。由于缺钱买煤油，好多人家一黑天就睡觉，到处都静悄悄的。他们也下决心要参与改变这种局面。战时的艰难日子里都有歌声嘛！
爸爸、妈妈的复杂的情绪传给玲玲，她也想为老百姓做点什么，但因身体条件不允许，一时又想不出好办法。爸爸告诉她，她可以帮乡亲们剥玉米，可是，现在玉米刚下种。她从窗口看到田野上那淡淡的绿色，时常心驰神往地想象。
一天晚上，她突然有了主意。便“命令”爸爸、妈妈道：“快掌上罩子灯，放到当场里，我要唱歌！我要唱歌！”
爸爸、妈妈按女儿的吩咐做了，爸爸操着二胡，悲愤凄苦的《忆苦歌》，明朗欢快的《社员都是向阳花》，便在辽阔的天空中飞扬起来了。
优美动听的歌声，吸引了人们。睡了的，穿上了衣服；没睡的，放下手中的活计，男女老少，循着这歌声，跟头轱辘地涌了出来。他们来到玲玲家的当场里，将玲玲一家围了个水泄不通。借着明亮的灯光，他们看到玲玲唱起歌来，神情是那么专注，她已经进入到歌曲的意境中去了。
“好！再来一个！”
“好！再来一个！”
玲玲唱完一支，人们就呼叫着让她再唱一支。
歌声，沟通了人们与玲玲一家人的感情；歌声，给小村庄带来了欢乐。慢慢地，人们觉得玲玲一家人是实在的，虽然，他们之间的生活存在着差距，但人心还是相通的。他们没有人拿玲玲一家当外人了，他们心里有什么话儿，都愿意来这个小院里讲了。他们成了乡亲中的一员，乡亲们成了他们这个小院的常客。
玲玲家那时一到晚上，屋中间，生产队的干部们围坐在爸爸身边，制定生产计划；上了年纪的老头们，插空讲述当年的斗争故事。一开始，他总是拿出香烟来招待，一天三四盒还不够。后来，他觉得这样招架不了，赶了一趟莘县集，称来十斤上等的好烟叶，把它们烤干揉碎，放在一个用纸糊的圆盒里，再把看过的报纸扯成一片片，让人们尽兴地过烟瘾。西间里，是一群年轻的媳妇，间或也有几个老婆婆，她们纳着鞋底儿，向玲玲妈报告着尚楼一天之中发生的新闻。顶热闹的要数东间玲玲那一摊了。有知识的青年小伙、大姑娘们，小学生们簇拥着她。有的要她唱歌、讲故事……每逢这时节，童年就养成的寂寞感，过去的那些种种的不幸，早在姑娘的身上飞得无影无踪了。“是啊！这里需要改造！我真想能在这块土地上做一个勤劳的播种人——把幸福的种子播下去。……老人，孩子……所有的人对我都那么友好，这使我爱他们。人们啊！我真愿为你们多做些事！”
庄稼人，真正的春天来到了。芒种一到，鲁西平原变成了黄色的海洋，尽管麦子长得不太好，但青黄不接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打下麦子来，老年人总能吃上两顿馍馍，喝上几回面条，当爹娘的也能将分得的麦子粜上几斗，给孩子们换换衣裳。“争秋夺麦”，村里的男女老幼去虎口抢粮了。他们顶着星星下地，披着月色回家，平时爱坐在玲玲身边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妇女们，忙得脚不沾地，不能来了，就连常来院里戏耍的孩子们，也全沉浸在金黄色的大海里去了。玲玲在家中独坐，觉得烦闷无聊，油然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劳动的欲望，她多么想和伯伯、叔叔、哥哥、姐姐们一道，说着，笑着，打着，闹着，奔向那劳动的战场：劳动时，把一颗颗热汗甩在尚楼的泥土里；歇息时，倒在那软绵绵的麦铺上痛痛快快地打个滚儿。这时候，只有这时候，她才认真地思索起“残废”的真正含义来了。
“残废”，真的会这样糟？就像蜜蜂不能采花酿蜜，燕子不能衔泥筑巢，黄牛不能拉套耕耘？不行，我活着不能与草木同腐，枉度人生……
这天，玲玲正在思索这个问题，邻居的一位大娘颠着小碎步走了进来，她的牙痛病犯了，想来找口热水吞下“止痛片”。她一面用手捂住半边脸，一边嘴里丝丝哈哈地倒抽着凉气：
“哎呀，我的娘哎，这牙疼可苦死我了！大忙六月天，一个人恨不得把身子劈成两半用，我偏偏，哎呀——娘哎！”
玲玲望着痛苦不堪的大娘，心里觉得一阵阵绞痛。倏地，一个念头升上心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自己练针灸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给大娘治一治这病怎么样？
原来，玲玲下乡之后，就终日苦苦思索这样一个问题：群众生活这么苦，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有一天，村西头一位尚大嫂，抱来一个病得连话都不会说的孩子，是她认识的那个“小不点”。大嫂说：“你是城里来的闺女，懂得多，给看看孩子是怎么回事？”玲玲伸过手摸摸孩子身子，孩子身上发烫，凭直觉，体温大约在摄氏40°以上。一见这情景，玲玲着急了：“这孩子病得不轻，赶快去十八里堡医院！”尚大嫂一时也没了主张。一阵手忙脚乱，耽误了孩子及时上医院去治，那孩子就一命呜呼了。这孩子长得白生生的，谁见了谁夸，这么好的一个孩子失去了，全家人撕心裂肺地哭。当时的农村人，医学知识是有限的。有人见尚大嫂哭成了泪人儿，就用迷信的观点来解劝了：
“啊，人死了，哭顶啥用？我琢磨这个事儿，是你担不起他，是你哪辈子，欠了别人的，他生下来，专门是来讨账的！你看这孩子，脸是脸，鼻子是鼻子，你老辈子哪有长这么俊的，俊得都超祖了……”
“咳呀！我的妈呀！”当这些话通过常来家闲啦的婆婆们的嘴传给玲玲的时候，她憋不住，喊起来，“什么神啊，命啊，是有病没来得及治，耽误了！”她想：“我若是能治病多好！小不点啊小不点，一个多好的孩子，我们来了后，你蹦蹦跳跳地帮我们搬家，以后在我的窗后摞几块砖，站上面，从窗户外朝里看，看我读书，说‘姐姐怎么不出去玩？’我说‘姐姐腿不好，出不去！’小不点捉虫虫给我玩，捉小燕子给我玩……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我若能治病，不可以把你救过来吗？”
后来，玲玲又听到一件使人十分痛心的事儿。西头有一户人家，爹躺在炕上了，几天食不入，水不进，恰在这时，猪也趴窝了。是管爹要紧还是管猪要紧？这家人盘算来盘算去，还是管猪要紧：爹老了，得的是慢性病，还能挨上几天；猪得的是瘟疫，不马上医治，就会死掉。猪治好了，手里有几个钱，再治爹的病。所以，千抓万借，讨几副治猪的药，没料想到，猪的病还没好，爹却命归西天了。
所有这些，使玲玲产生了一种高度的责任感：“我要学会治病！我不能眼看着病魔这样猖狂地折磨人！摧残人！”
由于病魔缠身多年，玲玲还多少能懂得一点医学知识。“常病半个医”，此话是有些道理的。在济南，济南军区后勤部卫生所的曹大夫曾连续给她针灸过三个月，曹大夫用的是新针疗法。这种疗法的特点是，取穴位少，下针深，刺激强，在病人精力不集中的时候，找好了穴位，猛一下扎下去，也不痛。当时玲玲觉得这疗法有创见，于是特意买了本《新针疗法》，进行过专门研究呢！下乡时，这本书也带来了，就放住自己的枕头底下。现在，何不借此一试身手呢！
她让爸爸进城买了盒银针，又买来一些药棉和纱布。她先把药棉团成团儿，再用纱布裹上球儿，就在上面练习进针，取针，棉花球儿太软了，针一摁就下去，一取就出来，光在上面练是练不出好本领的。
玲玲想到了腿。看来这腿是多余的了。在革命战争年代，多少人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多少人毫不足惜地献出了自己的腿啊！为解除乡亲们的痛苦，我这条腿现在不做贡献，还等待何时？腿上就有几百个穴位，腿是一个最理想的有着韧性的“海绵体”。在腿上练针，可以循着穴位，试出它的深浅，可以扎到最高限度。“腿呵！你再也不是玲玲的累赘和负担了，现在又有了用武之地了；腿呵，我要充分地利用你，派你个最有用的差使，你能和我配合吗！我初学乍练，本领有限，你可能会受一些委屈，但这委屈是有价值的！委屈点是值得、值得的呀！，’玲玲抚摸着自己白生生的腿，象是和它谈心，又像是自言自语。她愉快地打开《针灸学》，按着书上说的，找出一个个穴位，每找出一个，她都要在上面用笔尖画上点儿，一个点儿，一个点儿，腿上划了无数个点了，她的腿成了花花腿了！她在上面练习行针，她在上面练习取针，她在上面抒发豪情壮志！她在上面睡炼钢铁意志！她的针法越来越熟练。她选取穴位越来越准确。可是，这两条腿毕竟是死腿，尽管它俯首帖耳地听玲玲调遣，心甘情愿地受玲玲的役使，但是它的神经系统太麻木了，太迟钝了。有时一根三寸长的银针扎下去，也引不起一点儿的反应。玲玲只好把它暂时甩开，又与自己的两臂、面颊、胸部交为朋友了。在这些部位针感是蛮强烈的，但有时穴位选得不准，或扎得太深，就会感觉疼，有时还要见点血。玲玲的胳膊扎肿了，玲玲的面颊也扎肿了，但这些苦是她自讨的，再苦也是心甘情愿的呀！
今天，面对着因为牙疼而自怨自艾的大娘，她急于行医的心萌动了。她唤住吞下药就要走开的大娘，嘴唇微微启开了：
“大娘，你过来。”
大娘停住了脚：“妮儿，有啥事？”
玲玲小心翼翼地拿出针盒，看了看大娘，却又放下了。这时，她没有勇气给大娘试针，她想：万一给大娘扎坏了……
见玲玲瑟瑟缩缩的样子，大娘理会了，一把夺过针来，指着牙疼的地方说：
“妮儿，庄稼人铺下身子当地种，哪有恁般娇贵。妮儿，你就放心大胆地扎，扎好了，算你艺高；扎不好，大娘也决不埋怨！”
大娘的话，给玲玲撑了腰，壮了胆，她当场，就给大娘治起牙疼来。
偶然中包含着必然。玲玲一根银针给大娘扎了三次，竟开拓出一条长长的道路。大娘治好了牙疼，逢人就说，见人便讲，一传十，十传百。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社员去大医院看病，一怕耽误干活，二怕花钱，三怕看“洋”医生的脸子；找玲玲看病，随到随针，不取分文，两相对比，群众自然愿意找玲玲。不长时间，全村都知道玲玲会看病了，谁有了三灾八难，别人不去求，专来找玲玲！头疼，牙疼，腰腿疼的来了；中风的，半身不遂的，瘸腿的来了；哑巴，聋子也来了！
玲玲一颗火热的心，化作融融的春水，顺着亮闪闪纤细的针儿，注入亲人们的肌肤，一个个病人，在玲玲的特别周到的治疗下，得到了治愈。疼痛的，停止了呻吟；麻木的，恢复了知觉，瘫痪的，又开始活动；聋子，用双耳贪婪地谛听鸟叫、风吼、亲人的呼唤！
邻村有个耿大爷，因长病哑巴了，瘫痪了，是玲玲扎针扎好的。老人好了以后，逢人就说，那不怎么熟练的话，充满了深情，“你、吃、饭、了、吧……我、的、病，亏、玲、玲、治、好、好，的……”
一些儿童，好了病，跑来告诉玲玲。“姑姑，俺能上学了！”“姑姑，你也走路吧！”玲玲说：“姑姑不会走，你们会走路了，姑姑就比什么都高兴！”孩子们说：“姑姑不会走，我们推着姑姑走……”
群众夸奖这个心眼好、处处为别人打算的姑娘，他们的滚烫的赞语中也包含着不少迷信色彩。
有的说：“你知道啊，玲玲是仙女托生的，是仙女下凡！”
有的说：“玲玲是华佗在世，华佗收了几千个弟子，最看中玲玲。见玲玲人性好，又灵透，就把真本事儿一股脑地全传授给她了……”
玲玲兴奋极了。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转眼间一下子变成了现实。自己的大脑和双手紧密配合，竟能解开病魔缚在人身上的种种绳索。让人从愁眉苦脸、泪水洗面改为笑逐颜开、歌声朗朗！
这是多有意思的工作啊！姑娘发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在人间的位置。
但她并不是“仙女”，而是心里想着乡亲，和乡亲命运连在一起的“凡女”，她是尚楼人的女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