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兵法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商战与兵战一样，环境与态势都是瞬息万变的，它有时天高云淡，风和日丽；有时山欲雨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有时电闪雷鸣，急风骤雨，天昏地暗。久经商场、历经起落的商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他们深信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只有无穷的变化，才会有无穷的机缘，无穷的魅力，才会使无数英雄竞折腰。
徽商非常重视商业信息，对收集市场信息不遗余力。其方式大致有：利用“伙计”充当耳目，收集商业信息；或是在商品运销的各个重要口岸设立办事机构，广泛收集商业信息；或是通过同业、同乡会馆和公所了解市场信息。
徽商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长江和运河沿岸的各重要城镇都几乎建立有会馆和公所。会馆和公所既是徽商活动的中心，也是他们互相交流信息的场所。他们利用宗谱，编制徽人行商的联络图；利用联络图，互通各地的市场信息与情报，从而运筹帷幄于全国各地。
万历年间，朝廷修乾清宫、坤宁宫，置皇家采办于江南采购木材，徽商王天俊获知此事，乃“广挟金钱，依托势要，贾木十六万根”，大获其利。因而在明中叶以后，徽商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资本积累起来越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歙县商人程澧，他在决定经商时，曾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远游。通过这次市场调查，了解和掌握了天下万货之情。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在江南，由于棉织业发达，宜做布匹生意；在扬州，由于地处天下之中，则适合经营盐业；徽州贫穷，则可经营典当业。实践证明他的这种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不但自己更加富有，而且带动同族一大批人致富。
明代歙县商人阮弼，他初到芜湖时，看到这里舟车辐辏，信息灵通，遂决定在此创业。当时芜湖市场的其他行业均有人经营，唯独缣帛一项无人问津，他于是决定经营此业。因是独家经营，无人竞争，阮弼获利数倍。后来彩色缣帛旺销，阮弼抓住时机，招募一批雇工，在芜湖开设染局，经营彩色缣帛，结果又大发了一笔财。
可以说，树立信息观念，根据市场行情制定灵活的商业经营策略是徽商发家致富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徽商胡玉美在安庆开设的“胡玉美酱园”闻名全国，他把一个平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得益于他发现商机快，决断迅速。
清代中叶，安庆古城是长江的重要鱼虾产区，当时那里出产的鱼虾特别多，人们除了煎着、煮着吃之外没有更多新鲜的吃法，因此消费量有限，鱼虾的价格十分低廉。胡玉美的本行是经营“蚕豆辣酱”的，他的脑筋比别人动得多，动得快，在别人对着满船便宜鱼虾无动于衷的时候，胡玉美发现了其可资利用的商业机会。
胡玉美用低价大量收购虾子，制成“虾子腐乳”高价出售。独家生意，利市十倍，而别人“徒有羡慕之情”，只怨自己的脑袋没他转得快，转得活。虾子腐乳推出后不久，胡玉美更加注意观察市面，以求在别人前面捕捉商业机会，再做几桩独家生意。
他看到长江的航运越来越繁荣，安庆已成为重要的鱼虾码头，每年都有大量的鱼虾在这里上岸，然后运往外地。鱼虾一多，如果天气一热的话，鱼虾变质，鱼贩就要亏本。眼明手快的胡玉美看准这一点后，立即买来制冰机器设立造冰厂，大量生产冰块，每天出冰2吨多。由于这些冰能够帮鱼行虾贩解决冷藏保鲜问题，能够使鱼行虾贩的生意更保险，更有钱赚，所以他们竞相购买，又让胡玉美稳稳当当地赚了不少钱。
胡玉美酱园在当地声誉日隆，一位浙江商人心里很不服气，准备也在安庆开个酱园与胡玉美比个高低，而且店址就选在胡玉美酱园的隔壁，要在胡玉美眼皮底下争生意。面对对方咄咄逼人的攻势，胡玉美立即组织反击。他探听到这位浙江商人只是和隔壁的房东谈妥了价格，还没来得及付款，于是他连夜找到隔壁房东，出高价用现钱把隔壁的铺面抢到手，使得迟到一步的浙江商人只能望铺兴叹。真可谓“先下米的先吃饭”，先人一步就能胜人一筹。
经商少不了资讯，而阅读正是获得信息的途径之一。阅读是一种状态，是一种与外界沟通的方式，许多企业家正是从阅读中寻求商业灵感的。图书、报纸、杂志、网络等都是阅读的载体，大凡企业家都有敏锐的思维能力，若通过阅读发现和迅速判断各类信息中潜在的商机并付诸实施，即可产生巨大的威力。
8．经营靠山，借势获利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干任何事情只要凭借权力就能通行无阻，否则就会寸步难行。为避免封建政治势力的欺凌，求得自身的发展，徽商不得不踏上投靠封建政权的台阶，不得不从政治势力上去奋斗。
近代徽商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鲍漱芳，他们都是歙县人。江春早年乡试失败，于是弃学经商，寓居商业中心扬州。他深谙官商结合的道理，乾隆6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驾，并个人捐银30万两。乾隆对他颇有好感，为他手书“怡性堂”匾额，赐封为内务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衔。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盐商的财雄势大。
鲍漱芳从小跟随父亲在扬州经营盐业，也没有科举经历，他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6万石，捐麦4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改六塘河需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300万两。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赞赏。乾隆皇帝也曾亲笔为鲍家祠堂写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紫阳书院就是得到鲍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胡雪岩在商场上一路走来，他从经验总结出，商场之道，就是寻找保护，寻找靠山。胡雪岩是这样找的，首先他帮助有希望有前途的人。如帮助何桂清。因为有了王有龄的例子，胡雪岩对何桂清更是不惜钱财。为了何桂清的升迁．他一次拿出15000千两银子，为了获取何桂清的欢心，也为了日后自己的商业利益，忍痛将自己的爱妾转赠于他。与王有龄相比．他所享受的待遇可算是最高的了。
何桂清在苏浙之日，为朝廷非常卖命，所以在这一带很有名声。为此，胡雪岩的的商业乜有了依靠。他逐渐冲破了先前钱庄的经营观念，开始在何桂清官府为后盾的前提下向外扩张。这一扩张预示胡雪岩在而业上必将称霸东南半壁江山．
但是何桂清毕竟只是地方官员，虽能使胡雪岩的生意遍及江南一带，但却不能促使其发展到北方。后来，何桂清势力逐渐削弱时，胡雪岩已经开始在为自己寻找新的商业保护和靠山。这一次的寻找是有意识的，不过也不得不迁就时局，于是，左宗棠成为胡雪岩后期最大的保护和靠山。
左宗棠在位之时，胡雪岩为他筹粮筹饷，购置枪支弹药，购买西式大炮，购运机器兴办船厂，筹借洋款。尽心尽力地为他做事，使他乐此不疲。胡雪岩这样卖命，也是因为在这些事中，可以从中赢利；又因为左宗棠需要这些东西，才能安心军务，兴办祥务，成就功名大
业。左宗棠是个难得的英才，事业逐渐腾达，声名也越来越响。他在朝廷中的地位日益巩固，胡雪岩也愈加踏实。
不过与左宗棠这样的封疆重臣进行交往，需要的不是一些小恩小惠，而是能够辅助他成就大业的才能。如果体是个庸才，就凭左宗棠那湖南骡子的脾气，不费唬灰之力就会把你打倒。如果你是个人才，左宗棠自然会对你礼如上宾。胡雪岩之所以能使左宗棠成为他的靠山，不仅靠他那张能言善变的口舌，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坦荡磊落的胸襟和超乎常人的聚财凑饷之道。胡雪岩依靠自己已有的实力和能力．辅助左宗棠实现了他成就大业的愿望，取得左宗棠的信任后，才真正获得左宗棠这座靠山。
在以后左宗棠的东征西伐中，由于胡雪岩筹饷有方，左宗棠无后顾之忧，指挥大军一路飙迸，功勋累累。胡雪岩依靠左宗棠这座靠山，十数年间，转运输将，购置枪械弹药，筹借洋款，拨饷运粮，无一不经其手。正是由于依附了左宗棠这座靠山，胡雷岩的事业随之欣
欣向荣如日中天，财富也从数十万银转而至数百万，进而至数千万。
由于胡雪岩的功勋累累，深受左宗棠的赏识。光绪四年春，他会同陕西巡抚于钟麟，联衔出奏，请朝廷“破格奖励胡雪岩”，在奏折中历举他的功劳，计九款之多。至此，胡雪岩走到了他事业的最高峰。
除了依附王有龄、何桂清、左宗棠，胡雪岩还通过钱庄业务与京中王公显贵奕沂、文煜等人接上了关系。在他认为．多一个靠山多一条路，对于官阶和名气小的胥吏僚属之辈以及文人士大夫，胡雪岩事，实际上是为自己寻找庇护神．财神爷。胡雪岩心里清楚，办团练，
漕米改海运，征厘捐．购军火，借师助剿，所有这些应对的办法，虽然是绕了一道弯，代他人操劳。但最后，无非是帮助这些官员得到朝廷赏识巩固他们自己的地位。这些人的地位稳固了，他就会惜助他们的权势．发展自己的商业帝国，从而使自己的事业也得到稳固。
由此可见，胡雪岩之所“仰赖官府，就是为了减少风险，以保护自己。现在有了左宗棠这样一位一品大员做后盾，有了朝廷赏戴的红顶，赏穿的黄马褂，胡雪岩便成为天下一等一的商人，而胡雪岩的阜康招牌为一等一的金字招牌。
胡雪岩因此也敢放心地一次吸存上百万的巨款，大胆地与洋人抗衡。任何一个以本业为主、不能上传下达、没有靠山的商人是不敢像他这么做的。只有一个胡雪岩，依靠官场的靠山做到了。
胡雪岩多年在商场上纵横驰骋、挥洒自如，正是因为他层层结交官府势力，才为自己铺了一条财源之路。假如没有王有龄、何桂清、左宗棠等靠山，胡雪岩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成不了后来的红顶商人。
9．资本运作方式灵活多样化
商务运作过程中，一个最基础的工作，应当是资金的筹措。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做生意一定要先有本钱，生意越大，所要的本钱也就越大，这是人人皆知的。就商务运作的实际情况来看，自然最好是有多大资本做多大的生意，或者想做多大的生意就先去尽量筹集多大的资本。
徽商很早就懂得资本对于经商成功的重要性，因此，其所采取的资本运作方式十分灵活多样化。主要类型有自由资本和借贷资本相结合、独资和合资相结合、委托和非委托经营相结合等。
每一类中又有许多形式，如行商坐贾并行、商品的囤积与垄断贸易并行，产销一体化与赊销赊购并行等。 徽商很早就懂得资本对于经商成功的重要性，许多创业伊始的徽州商人出自贫苦之家，是迫于生计才外出经商的，而从事长途贩运活动通常都需要大量的资本，这就需要灵活多样的资本运作方式。
徽商在从商之初大多采用贷资经营。由于许多徽州人家境贫寒，经商资本匮乏，迫不得已只有“贷本经商”。这种借贷资金一般都是在同宗同乡的范围内进行的。债权人往往念及乡谊族谊，给债务人一定的资助与接济，把利息率调得比一般贷款更低。甚至“不望其息”或“不较其息”。很多徽商都是贷资而富的。如婺源李世葆“中年货本经商，家道隆起”；程鸣岐“贷资贩木，乃渐饶裕”等等。为了弥补资本的不足，一些徽商也会利用血缘、乡谊搞合资经营。也就是乡族宗亲之间通过投资八股，积少成多，共谋发展。并对投资合股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制定详细明确的规定，这种方式由于将经营风险按股份摊给大家，因而每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就极小。
其实在明中叶以前的徽州商人都是采用独资经营的方式，他们的力量一般比较单薄。后来，在经营实践中，商人们逐步懂得了“财从伴生”的重要性，因而开始把资本集零为整，“合本求财”。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本的活动能量大大增加，才能在激烈的商战中更有竞争力。此后，合资经营也就成为徽商经营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合资经营是乡族宗亲之间通过投资入股，再对投资合股者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制定详细明确的规定，这种方式由于将经营风险按股份摊给大家，因而每个人所承担的风险就极小。
由于在早期，徽商的宗族观念比较强，因此在经营上大多采用同姓合股这一形式，它包括一家合资和同宗合资。如徽商中的“伯兄合钱”，指的便是一家合资。同宗合资，在集资规模上要比一家合资大些。
在明朝年间由于商业竞争的激烈和商业活动领域的进一步开拓，要求更大规模的集中资本，于是同姓合股开始向异姓台股过渡。到了清朝，异姓合股渐渐增多，如在光绪十五年，屯溪“万康钱庄”的老板——程德宗、邵运仁，在屯溪老街创办的“同德仁’’药店，便是一个异性合资经营的店业。药店创办之初，胡、孙二股东投资27股，每股100银元，投资额计5400银元。
还有些徽州人虽具有经营才能，但却苦于没有资本，只好通过出售服务，运营至亲好友委托给他的资本。在这种委托经营方式下，盈亏都由资本所有者承担，被委托人的风险较小，但须努力盈利以赚取酬金来积累资本。
合股经商出现后，独力经营已无法应付，不得不使用商业代理人，往往是用一个掌计和两三个主管。掌计又称家监，一般是代主经商的高级奴仆，执掌商业大权。在明初，掌计实际上是宋代的“干人”，主人仍然可以任意鞭打，随意处置他们。但是明末时，江北就改用雇佣奴仆制，徽商与所用掌计之间也变成了雇佣关系。此时“掌计”已由自由人充当。与主人以叔侄相称，不但可以读书进取，而且可以纳资为官，它与“主管”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了。这就为那些虽具有经营才能却没有资本的徽州人通过出售服务来积累资本。
从以上的经营方式可以看出，对于创业之初自有资本较少的徽州商人，他们通过低息贷款、与人合资及出售服务等方式，既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大量资本将其经营规模扩大，又只需承担少量风险，这是十分有利于鼓励他们充分发挥其商业才能而经商盈利的。
经商致富的徽州商人常常将大量的资金转化为金融资本，如徽商开设的茶行，在毛茶的收购季节将大量资金贷给急需资金的徽州茶商，之后又代理销售茶商加工好的茶叶。有些徽商是用大量资本转来经营典当业，他们利用这些具有高利贷性质的当铺一方面大量赚取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钱，另一方面又有力地扶持了徽州粮商。
由此可以看出，徽州商人通过多种灵活的资本运作方式，已经将相互间的商业资本或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进行融合。
从徽商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用小竹竿挑起地球的商海韬略。徽商把筹措资金看做是营商的第一步，一个人筹措资金能力的大小，往往就决定了他在商业中所能取得成就的大小。筹措资金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贷款营商靠的是借鸡生蛋、借钱生钱。而“合本求财”就相当于现代的股份制经营，这与徽商的见识高远是分不开的。多方筹资为徽商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