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感应说
孔子主张感化而不主张赏罚，是基于他的“性纯可塑论”。子贡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重视教化，很少谈论性与天道的问题。但他却是我国先哲中第一位讲性的。虽然他仅仅提及：“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谓“相近”和“相远”，系指人与人间的相近、相远。“性相近也”即“人人所禀受以生的性互相近似”；“习相远也”为“原本相近的人因习染不同而拉长其距离”。不过习之为用，陈大齐先生推定其为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即“可导人向善，也可导人向恶”。
正因为其双向，所以习的结果，使人在行为的善恶上互相远离，造成“相远”的现象。孔子的“性纯可塑论”
孔子的“性纯可塑论”，要点如下：1.人性是善是恶，孔子并未提及。《孟子·告子》记载：公都子向孟子提出若干种人性学说以后，问道：“今日性善，然则彼皆非与。”问话中用有“今”字，可见孟子的弟子确认性善之说，应该是前人所未道。2.人由先天遗传下来的性，初生时像白纸一般。后来信仰孔子这种“纯而无所谓善恶的”性说，似乎只有告子一人。他的著述没有流传下来，仅仅在《孟子》一书里有他的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3.性相近也，指先天的性互相近似。顾亭林在其《日知录》中引曲沃卫嵩说：“孔子所谓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性有善有不善，其可谓之相近乎？”因此后世儒者，大多认为性善之说，本乎孔子。孙中山先生则具体说明：“人类要能够生存，就须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养。保和养两件大事，是人类天天要做的。”
“保”和“养”是人人所禀受以生的性，亦即生命的表现，大体上是一致的，应该是孔子“性相近也”的最佳诠释。4.习相远也，后天的习惯，把人与人间的距离拉长了。孔子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上知、下愚的人，是不为教育和环境所改变的。但是这两类人，为数极少。我们所重视的，乃是界于上知、下愚之间，众多的“中人”。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又说：“中人若遇善师，则可上；若遇恶人，则可下，故再举中人，明可上可下也。”
刘宝楠《论语正义》说：“中人，为中知矣。”中等智能的人，易受后天教育和环境塑造，有的向善，有的向恶，因而彼此相远。5.一般的人，都是“中人”，可以任由后天环境塑造，改变其形态。告子也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美国现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Dewey)在其《人性会改变吗？》(DoesHumanNatureChange？)一文中指出：“当人性科学发展到像物性科学一样，关于人性如何最有效地改变的问题，自是十分重要。所问者不是能不能改变，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如何加以改变。”人性可变，于今大致获得公认。为政以德方能有良好的感应由于性纯可塑，而塑造者，就是环境，于是孔子创立仁道，把它当做塑造人性的理想模型，希望把所有“中人”的性，都塑造成他所拟定的理想模型一般。合乎仁道理想的环境，就是塑造人性的实际模型。仁道是人生活动的目标。
但是我们有了这样美满的模型，又如何才能使更多的人刻意向仁而不违背它呢？如果依照现代的观点来说，必然会提出“施加压力”的主张。孔子并没有完全忽略“压力”的必要性，只是他认为：压力可以分成“外来的”和“自发的”两种。施以外来的压力，本身就不合仁道，而且容易引起承受者的反感。不如激发他内在自发的压力，让他自愿走向仁道。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任何人从“我欲仁”而“志于仁”，便是自发地“用其力于仁”。结果必然走上仁道，因为一个人真有一天决心用力去行仁，不可能产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内在的自发压力，胜过外来的施加压力。前者是“自力”，后者则系“他力”。依据“作用、反作用”定律，“自力”的运作空间，限于人的体内，作用越大，反作用越强，自己驱使自己走向仁道；“他力”的情况刚好相反，运作空间介乎人我之间，作用越大，反作用越强，适得其反地把人逼得近乎盲目地反抗，因而一旦压力减弱，就趁机转入邪途了。自发压力是“应”，外面的环境才是“感”。孔子倡导管理者“为政以德”，这样管理者就好像北极星静居其位，而满天星斗都环绕着它正常地运行，即能“无为而治”。
《论语·颜渊》记载，季康子向孔子请教管理的道理，说：“如果杀了坏人以成就好人，你看怎么样？”就是问孔子“施加外力”的效果如何。孔子说：“何必用杀呢？”可见他并不赞成假借外来的压力，以免造成“以杀止杀”的“互杀”恶果。他认为“你喜欢好事，大家就会做好事”，有德的管理者，最好像“风”那样，微微地吹着，使被管理者如“草”一般，在和煦中不知不觉地自愿顺风而倒。管理者所散发的，是柔和的微风，为大家所欢迎的“和风”，绝不是“暴风”。把草连根拔起，就不是良好的感应，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刑是赏罚之具，乃系“他力”，礼、德才是良好的“感”，可以激起“自力”的“应”。当然，管理者是众人“十目所视”的对象，也就是“十手所指”的目标。由于大家十分注意，成为最具有感化力的一种“环境”(他人对“我”而言，其实都是环境)，所以孔子一再强调管理者必须先自正其身，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孟子的感应律
依据对公司雇员的访问调查，部属多半不满意自己的主管，而且他们还抱怨地指出：没有不好的部属，只有不好的主管。孔子说“有教无类”，即君子有教，则人人都可以为善。拿破仑自夸有能力“以泥土造军长”，他说：“头脑过热的人，我则冷之；头脑过冷的人，我则热之。我要这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人，我就能使他照我的意思去变。”我国向来也认为第一等主管，乃是善于陶铸人才的人，就像具有“点石成金”的手段，似乎可以作为佐证。
但是，担任主管也鲜有不认真负责的，他们只是鞠躬尽瘁，却不幸劳而少功，好像在球场上奋力奔驰，满身大汗，却屡投不中，未能得分。我们最好肯定：没有不好的主管，只是稍为欠缺领导的艺术。自古以来，我们便承认部属是人而不是物，是人便有感情，亦即有其好恶，诚如现代管理理论之父巴纳德所说：“关于管制或影响集体的行动，不论做法如何，常有其不可预测的反应，或好或坏，颇难以确定。”但是，西方学者仅仅了解领导的过程是领导者、跟从者及其他环境因素的方程式，却无法突破这种不可捉摸的情况，寻出我们的传统法宝：孟子的感应律。
孟子的感应四律是安人的法宝孟子虽然主张“性善”，却也认为人性是可塑的，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类本来就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它们是内在的，自己努力去求，就能够发扬光大；自己不努力，等于舍弃原有的东西。他显然是重视“自力”的，却进一步把“父子”和“君臣”的感应加以适当的区分。《滕文公上》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尽心下》则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明示君臣间的感应关系不同于父子，前者主“敬”，后者主“恩”。君臣之间应该互敬，《万章下》说：“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
孟子把这种上司与部属的感应，归纳为四个定律：1.出尔反尔律。在《梁惠王·鲁哄》中邹穆公问孟子：“我的将士在前方作战死的，有三十三人之多，而百姓没有一个为国家效死的。如要杀他们，是不能杀尽；如不杀，他们都眼睁睁地看长官战死而不肯救，这该怎么办。”孟子答道：“平时凶荒饥馑的年岁，老弱的倒毙在田沟间和山涧中，强壮的流离颠沛在四方，总共有几千人了。但是君王的仓廪盈满，府库充实，官吏们没有把灾情向上呈报，设法救济，这是对上疏忽责任，对下残害百姓。所以曾子说：‘警惕啊！警惕啊！现在你们做的恶事，将来一定还报在你们身上。’那些百姓，现在才算得到机会来报复，不要去责怪他们吧！如果能够施行仁政，那些百姓必会自动亲近君王，拼命地替长官效忠了！”
曾子的话，原本是“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旨在提醒我们：“你如何待人，人亦将如何待你。”这和孔子一贯主张“欲正他人，必先自正”的道理，完全是一样的。2.施报对等律。孟子向齐宣王说：“人君看待臣子如同手足，臣子就把人君当腹心看待；人君看待臣子如同犬马，臣子就把人君当路人看待；人君看待臣子如同土芥，臣子就把人君当敌人看待。”手足必然听命于腹心，上司视部属如同左右手，部属当然视上司为腹心而彻底服从。犬马系看门、拉车的工具，上司把部属当做利用的器具，随时可以更换或抛弃，部属也就视上司为陌生的路人，彼此既然缺乏深厚的感情，那么随时可以跳槽他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