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谨慎非常重要，因为德国人千方百计继续分裂盟国。东线的德军战士由于极其害怕被红军俘虏，因此拼命顽抗。在西线，他们一见到盟国远征军就立即投降。德国平民向西逃亡，以便在战争结束时自己能处于英美占领区内。5月1日，邓尼茨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他说，德国国防军“将继续斗争，以免作战部队和德国东部的数十万个家庭遭受灭顶之灾”。但是到了5月2日或3日，邓尼茨意识到艾森豪威尔不会仅仅接受西线德军的全面投降，因此他试图让德军向盟国远征军司令部投降，而在东线继续作战，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艾森豪威尔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坚持要求德军无条件全体投降。但是邓尼茨仍然心怀侥幸。5月4日，他派汉斯·弗里德堡海军上将前往盟国远征军司令部，安排西线残余德军投降事宜。艾森豪威尔坚持要求德军在东西线同时进行全面投降。史密斯和斯特朗（战前他曾任驻柏林武官，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与弗里德堡进行磋商，因为艾森豪威尔拒绝在无条件投降的文件签字之前会见任何德国官员。史密斯告诉弗里德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并命令他在投降文件上签字。弗里德堡称自己没有签字的权力。史密斯坚持要他签。他向弗里德堡出示了几张远征军司令部的作战地图。这些地图充分展现了盟国远征军的强大力量和德军的无望处境。弗里德堡致电邓尼茨，请求后者批准他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
邓尼茨并没有同意弗里德堡签字。相反，他为分裂盟国做了最后的努力。他派德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前往兰斯，安排西线德军投降。5月6日（星期天）晚上，约德尔抵达目的地。他与史密斯和斯特朗举行了会谈，强调德军愿意（实际上是急于）向西方投降，而不向红军投降。他说，不管盟国远征军司令部是否接受投降的要求，邓尼茨都会要求西线德军余部停火。史密斯说，投降应当是面向所有盟国的全面投降。约德尔然后要求给他48小时，“以便给所有在外的部队下达必要的指示。”史密斯说那绝无可能。谈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史密斯把这个问题提交给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认为，约德尔是想拖延时间，以便让更多德军士兵和平民越过易北河，逃离苏军。他让史密斯通知约德尔，如果他再不签署投降文件，“将中断一切谈判，封锁西线，使用武力阻止德军士兵和平民继续向西移动。”但他也决定，同意约德尔的请求，在48小时后再宣布德国投降。
史密斯将艾森豪威尔的答复转告约德尔。后者立即致电邓尼茨，说明情况，并请求同意签字。邓尼茨大为愤慨，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要求“纯属勒索”。尽管如此，他也只得接受条件。想到投降延后48小时，许多德军能够从苏军手中逃出生天，他心下稍感安慰。刚过午夜，他就发电报给约德尔：“邓尼茨海军元帅已授予你全权，按照所给条件签字。”
5月7日凌晨2时，史密斯、摩根、布尔、阿帕茨、特德等各位将军、一位法国代表和苏军驻盟国远征军司令部联络官苏斯洛巴罗夫将军齐集在兰斯职业技术学校二楼的文娱室里。斯特朗在场担任翻译。作战室呈L形，只有一扇小窗，其他墙上挂满了地图。图上满是图钉、箭头及其他符号，表明德国已被完全征服。这间房间很狭小，所以盟国军官不得不挤过人群走到指定的座位前，围着一张笨重的橡木桌坐下。所有人就座后，约德尔在弗里德堡和一名副官陪同下被引进房间。约德尔个子高挑，腰板笔挺，衣着整洁，戴着单片眼镜，仿佛就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化身。他生硬地鞠了下躬。斯特朗惊讶地发现自己有些同情约德尔。
在精心安排的签字仪式进行时，艾森豪威尔就在隔壁的办公室里等候。他抽着烟，来回踱步。签字花了半个小时。在作战室里，约德尔宣布德国向盟国投降，并正式承认纳粹德国已经覆灭。室外春色烂漫，宣告着新生活的到来。
艾森豪威尔知道他应当兴奋、狂喜、开心，但实际上，他只有精疲力竭的感觉。他已经差不多三天三夜没有合眼。现在正是半夜，他只想这一切早点结束。凌晨2时41分，史密斯将约德尔带入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艾森豪威尔在办公室后坐了下来。约德尔鞠了个躬，然后立正站好。艾森豪威尔问约德尔，是否理解投降条款，是否准备招待。约德尔答是。接着，艾森豪威尔警告他，如果有人违背条款，他个人必须对之负责。约德尔又鞠了一躬，离开了办公室。
艾森豪威尔走到办公室，将盟国远征军司令部的军官们召集到身边（凯和布彻也溜了进来）。他召来了摄影记者，为子孙后代记录下这个重大事件。接着艾森豪威尔拍了个新闻短片，并给广播电台录了音。记者离开后，史密斯说，现在该给盟国参联会发电报了。每个人都试着拟了一份合适的电文。
艾森豪威尔静静地看着、听着。大家写的电文一篇比一篇华丽。最后，最高统帅对每个人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但所有文稿他均未采纳，而是亲自口授了一份电报：“盟军的任务于1945年5月7日当地时间2时41分完成。”
在拍摄新闻纪录片时，他努力咧嘴笑出来，还用笔举成代表胜利的V字型，行走也没有丝毫的蹒跚。但签完最后一封电报之后，明显看得出来他有些消沉。他叹口气说道：“我觉得应该来瓶香槟酒。”有人拿了瓶酒进来。大家发出一阵轻微的欢呼，打开了香槟酒。酒淡而无味。极度的疲倦阵阵袭来，于是大家全都上床休息。
这完全不像三年来艾森豪威尔所期盼的画面。自从1942年6月离开玛米以来，他就一直以这一时刻的到来支撑着自己。“战争必将结束”——这神奇时刻的画面激励着他前进。一旦德军投降，一切都会好转起来。世界太平无事，他可以回家，工作已经结束，使命已然达成。他可以只带一根钓鱼竿和一枚浮标，坐在水流潺潺的小溪旁，身边坐着玛米。这样他就可以给她讲述所有发生过的趣事。以前他太忙，来不及将这些事写在信中。
到了1945年初，他曾无奈改变了这种幻想，因为他认识到自己作为美国占领军的统帅，将不得不在德国至少滞留数月。但他还是希望战斗一结束，玛米就能立即来到自己的身边。现在他沮丧地意识到，甚至这也不可能实现。
至于逃避责任、决策与指挥的重担，他也被迫正视现实：这一切绝无可能。最糟糕的是，他已经在担心世界安全受到了威胁。就在他上床睡觉之前，艾森豪威尔接到一封电报，称俄军不接受签署的投降协议，坚持在柏林另行签字。他不禁怀疑，与苏联人一起重建欧洲究竟有无可能。5月7日清晨上床睡觉时，艾森豪威尔觉得自己像刚才的香槟酒一样泄了气。
可是虽然艾森豪威尔颇感沮丧，但这并不妨碍众人对他的巨大的肯定和至高的赞扬。
马歇尔——这位仅次于艾森豪威尔本人，对他的成功施加了最大影响的人物——代表美国、盟友及美军，道出了众人的心声。他在答复艾森豪威尔最后一封战时电报时写道：“你以战争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完成了你的任务，出色地指挥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部队，成功地解决了涉及不同国家利益的、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困难，妥善处理了国际政治问题中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马歇尔说，艾森豪威尔成功克服了无法想象的后勤问题与军事障碍。“自从你三年前抵达英国那时起，你在行动上大公无私，在判断上总能做到准确无误，兼容并蓄，在军事决策上的勇气与智慧令人钦佩。”
“你创造了历史，为人类的福祉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你代表着我们给予美军军官的一切希望与敬仰。谨此献上我的敬意和个人的感谢。”
这是来自最高权威的最高褒奖。艾森豪威尔可谓实至名归。
艾森豪威尔能够赢得这样的赞誉，因为他投入了时间、精力与感情。当然，他也运用了他的智慧、天资与领导才能。他也非常幸运，这体现在他的职务、上级、副手、部属、对手，乃至诺曼底登陆当天的天气。好运如此之多，实际上“像艾森豪威尔般幸运”成了人尽皆知的俗语。但是，除了运气之外，他的成功还涉及到其他许多因素。
领导才能的特质之一就是他对细节的关注，尤其是他对于哪些细节需要关注具有本能的认识。例如，诺曼底登陆当天他在天气上的决策就并非完全依赖于运气。6月6日之前的一个月中，日理万机的他每天挤出15分钟时间与斯塔格上校交谈。他会倾听斯塔格对于今后数日的预测，然后盘问他为何有此判断。他想了解斯塔格到底有多可靠，以便在决策时能够自行进行评估。
作为一名军人，他的主要特点就是能够随机应变。他经常说，在准备作战时，计划非常重要，然而一旦战斗打响，计划就失去了作用。这一特点在他下令夺取雷马根大桥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他还非常善于换位思考，从敌人的思维角度来考虑问题。1944年9月，就他一个人认识到德军必将顽抗到底。同样，他在12月17日识破德军在阿登发动了反攻，而不是简单的反击。
在地中海战区，他在指挥时曾经过于谨慎，但在欧洲西北部的战役中，他表现得英勇无畏，敢于冒险。最好的例子就是诺曼底登陆。当时利—马洛里坚决要求第82和第101空降师取消行动，但他仍然决定这两支部队出击。伞兵为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仅此一项决定便足以使艾森豪威尔功成名就。
他也犯下了许多错误，虽然比在地中海战区时要少。有些错误是为了委曲求全——迁就蒙哥马利致使盟军未能在1944年6月中旬攻下卡昂，未能在8月中旬完全消灭位于法莱斯的德国，未能在9月中旬攻占安特卫普。这还使盟军在1945年1月初蒙受了重大损失，因为蒙蒂当时未能包围位于突出部的德军。1944年深秋艾克过于强调攻击是盟军在突出部遭受情报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此，美军承受了二战之中最惨重的伤亡。
对于批评艾森豪威尔的人而言，他最大的失误就是未能攻克柏林（本书作者强烈质疑这种观点）。从更高的层面来看，1945年他相信美苏关系能够维持下去当然也是错误的。他本该认识到，盟国相互猜疑，很难克服它们之间的巨大分歧。
但是作为战略家，他运筹帷幄，正确决策远多于错误判断。他正确选择了诺曼底作为登陆地点，正确选择布雷德利（而不是巴顿）担任第1集团军司令；坚持使用轰炸机摧毁法国铁路系统；正确采用“宽大正面”战术进攻德国；正确看到突出部之战并非灾难，而是一次机会；还正确指挥了莱茵河西部的重要战斗。他在重大问题上做出了正确决策。
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中，他是最成功的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