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令艾森豪威尔愤怒的是，法军实施了抵抗。他不愿把用来消灭德国人的子弹浪费在法国人身上。因此，在阿尔及尔的克拉克与法军总司令让·达朗海军上将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虽然达朗是一个两面派，有着与希特勒勾结的可耻记录，但他保证，如果艾森豪威尔能让他担任法属北非的总督，他就让法军放下武器。艾森豪威尔急于东进消灭突尼斯的德军，为了确保后方的安全，所以同意了这一条件。
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从直布罗陀飞往阿尔及尔，与达朗见面并完成交易。个子矮小、烦躁不安的法国海军上将高兴地和他握手，签署了一份协议，发誓“严格”遵守承诺，将法属殖民地陆海军的“满腔怒火”转向德军。这是一份即将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协议。
为了保证后方的安全，艾森豪威尔与达朗签署了协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貌似谨慎的做法却使他面临了一次极其巨大的政治风险，几乎为此而丢官。
达朗协议公诸于世后，遭到了各界非常猛烈的批评。在战争的首次攻势中，盟军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与达朗这个欧洲法西斯头目做了一笔交易。对此，报界与电台评论员一致表示反对，有些人更是火上加油。这样强烈的反应使艾森豪威尔感到措手不及，平日里应裕自如的公关意识也没能帮上他的忙。对于协议遭受的批评，他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批评极其猛烈，甚至有人指责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将军，不知政治的深浅上了大当，这使他很受伤。他开始为达朗协议进行辩护，并且拒绝承认自己因批评而吃惊。
虽然批评者横加指控，艾森豪威尔却不是法西斯分子。他在给儿子约翰的信中写道：“有人叫我法西斯分子或是希特勒主义者”，而事实是他对于战争有着“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这场战争中，专制压迫及独裁势力、主张人权及个人自由的力量各有归属，壁垒分明。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恪尽职责，“打垮希特勒的爪牙”。
【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将自己视为理想主义者。他说：“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不切实际的、养着长头发的伙计总是批评我。我不是反革命分子。天哪，我是地地道道的理想主义者。”
在描述民主并为之辩护时，他非常雄辩。他说，盟军担负着一个激动人心的目标，因为它“与普通百姓的权力与福利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指示手下的指挥官，确保每个士兵都要认识到“个人生活……和权利的意义。他可以自主选择职业，决定宗教信仰，生活在能够安居乐业的地区，受到任何刑事指控时保证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而如果德国人赢得了战争，“这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他热爱民主，但仍然基本属于保守派，一心维护英美自由派的基本原则。这一立场并非进攻性的，不会咄咄逼人地去推广民主思想。他没有前往北非改善阿拉伯人的状况，或是向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伸出援手。
艾森豪威尔只是委婉地向达朗提出，希望对反犹太法作某些细微的改进。达朗说这需要时间。他辩称，如果“采取引人注意的手段来改善犹太人的待遇”，会出现法军无法控制的反应。
艾森豪威尔认为，治理部落是件“棘手的工作”，最好留待法国来处理。反犹太法没有丝毫变更。在菲律宾，艾森豪威尔了解了与土着居民打交道办法：通过当地士绅开展工作，不要对当地的状况提出质疑，不要干预。正因为艾森豪威尔有这样的思想与经历，他从未想过不理会达朗。因为他别无选择，所以受到批评时尤为惊讶。
仍然留守伦敦的史密斯第一个向艾森豪威尔转告了英国强烈反对的立场。丘吉尔称，这一协议使他大感震惊。英国外交部则说，达朗劣迹斑斑，不应考虑让其担任北非常任领导。英方宣布：“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自己的道德立场。我们正在为国际正义而战，而达朗属于非正义的一方。”
罗斯福也表示，他不愿履行这一协议，也许在此过程中，要撤换签署这一协议的将军。迄今为止，艾森豪威尔的军事行动犹豫再三，坐失良机。“火炬”行动已然成为一次战略上的失败，艾森豪威尔的政治行为招致了一片责难之声。他的处境岌岌可危。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做出了果断的反应。11月14日，他向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封长电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第一句写道：“与法属北非举行的谈判在伦敦及华盛顿造成某些困惑，这不难理解。”接着，他解释道：“此间人们的态度与先前设想的状况全然不同。”
在北非，最重要的实际情况是“贝当元帅具有相当高的声望”。所有法国军官都想让旁人认为，他们是在“贝当的领导下”生活与工作。法国人一致表示，只有一个人才能“继承贝当元帅的衣钵”，而“那个人就是达朗”。他们愿意追随达朗，“而绝对不愿意听命于他人。”
艾森豪威尔知道，“国内可能有人觉得我们受了蒙骗”，但他坚持认为，如果没有达朗的话，自己只能完全凭借武力占领北非。而这将造成时间与资源的“极大浪费”。
电报给罗斯福留下了深刻印象。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也有同感。他闯入总统办公室，要求罗斯福全力支持艾森豪威尔。马歇尔也对总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此外，马歇尔还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对美国记者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原计划估计在“火炬”登陆行动中美军的损失将高达1.8万人，而实际上只有1800人阵亡，达朗协议使美军避免了1.62万人的伤亡。
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尔的报道继续强调，在达朗的统治下，当地居民没有政治权利，犹太人仍在遭受迫害，监狱中关满了犹太人、西班牙共和分子和反对维希政权的法国人，法西斯组织继续欺压百姓，维希政权的官员们仍在执政。
马歇尔没有否认这些报道，但是他告诉记者们，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和达朗协议的批评“极其愚蠢”。这么做正中英国人下怀，他们会趁机要求由一名英国人来接替艾森豪威尔。因此，马歇尔认为，报界其实正在批评美国的领导能力，如果成功的话，将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声望跌落到从未有过的低点。这次记者招待会之后，部分美国报纸拒绝刊登批评北非局势的文章。
对艾森豪威尔而言，主要成果就是他度过了这次危机。如果他在前线取得一些进展，证明协议发挥了作用的话，渡过难关本可以更容易一些，但是他没能做到这点。这部分是达朗的责任，部分是艾森豪威尔自己的问题。早在“火炬”行动的第四天，艾森豪威尔表明，作为一名野战指挥官，他不愿冒险行事。他拥有一支隶属英国第78师的水上预备队（译注：两栖作战时在船上待命的预备队。）。因为这支部队仍在海上，所以它具有极强的机动能力。他本可以派这支部队前往比塞大，但到了11月11日，他认为比塞大过于危险，所以派部队在阿尔及尔以东仅100英里的布日伊登陆。与此同时，德军冒着更大的危险继续在突尼斯集结。
盟军参联会本希望这支水上预备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参联会建议，艾森豪威尔可以进攻撒丁岛，扩大在地中海的作战范围。参谋长们认识到，虽然此次作战规模较小，但撒丁岛由装备差、士气低落的意大利军队防守，不会有多少抵抗。参谋长们提出，艾森豪威尔可以把参加“火炬”行动的后续部队从阿尔及尔调往撒丁岛。较小投入可能带来巨大的收获。占领撒丁岛，能使盟军获得用来对突尼斯、西西里和意大利发动攻击的机场，威胁法国南部沿岸。最重要的是，整个意大利半岛将受到包抄。
但艾森豪威尔却有着参谋人员那样按部就班的思想，现在又加上指挥职责的压力，这一提议使他大为吃惊。他没有地图、计划和情报，没有任何准备，对于北非的局势也仍然忧心忡忡。他对参谋们说：“如果现在要减少‘火炬’行动的既定兵力，对于这样的建议，我坚决反对。”他说，像他们一样，自己也想抓住机会，但循序渐进很重要。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我们一次只完成一项工作吧。”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后方。他辩解道：“我不想弄虚作假，也不会胆小如鼠。”但是那天他后来对史密斯说：“不要让任何人以为我们已经完成了工作。”
回想起来，这是二战中错过的一次绝好的机会。如果盟军在1942年11月发动奇袭攻占了撒丁岛，整个地中海战役就会截然改观。这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艾森豪威尔不会愿意冒这样的险。
12月中旬，艾森豪威尔认定盟军由于兵力不足，仍然不能发动进攻。他下令，再次推迟对突尼斯的攻势，盟军参联会提醒他，“宁可在坚决的突击战初期遭受重大损失，不可在消耗战中浪费资源。”这其实就是指责他过于谨慎。从艾森豪威尔看来，这一责问毫无根据。时隔不久，在英国第一集团军右翼指挥美军的劳埃德·弗雷登多尔将军提议向斯法克斯或加贝斯方向发动攻击，艾森豪威尔强烈反对。为了避免“出现误解”，他亲自接见了弗雷登多尔，指示他集中力量巩固阵地。“只有在……整个地区不会受到攻击时”，弗雷登多尔才能考虑发动进攻，而且即便如此，他也要确保前锋不会被切断或孤立。
在日记中，艾森豪威尔写道，自己在第一个月的战斗中学到了“丰富的组织经验和有条不紊的逻辑对胜利而言至关重要”，“华而不实、一心只想出人头地的冒险家可能会抢到头版头条，成为公众眼中的英雄，但他绝不会造福大众……”
不管是在当时还是日后，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自己除了等待更多的人员与装备之外别无选择。当然这种说法很可能没有错，但大家想知道巴顿或隆美尔那样的猛将能取得怎样的战绩。
布彻回忆道，艾森豪威尔像“牢笼中的猛虎”，“张牙舞爪，咆哮着要完成手头的任务。”被上级激怒的他对部下声色俱厉。政治问题继续困扰着他。他痛恨参谋人员把压力往他身上推的做法。他抱怨，这些人似乎没有意识到“当他们接受某个命令时，许多道义上的责任其实已经由别人来承担了”。他对玛米承认，工作前所未有地辛苦，自己疲惫至极，“与之相比，伦敦的工作仿佛一次野餐。”他又说：“我希望自己能在年老体衰之前回到家中。可是，因为我不时有度日如年的感觉，所以不敢说我还能找回当初年少轻狂的感觉。”在某封信中，他一开始就写道，“今晚我满腔愤怒，情绪低落，希望此信不会让你有此感觉。”
在公开场合，艾森豪威尔巧妙地掩藏了自己的疲惫、沮丧与悲观。他每周召开记者招待会，对战局总是显得很乐观。他向玛米解释道，“随着压力的增加与紧张情绪的加剧，每个人都会暴露出内在的弱点。但指挥官要隐藏这些弱点，最要紧的是隐藏疑虑、恐惧与猜忌。”他在这方面表现如何，我们可以从他手下参谋人员当时写的一段话中略知一二。“（艾森豪威尔）精力充沛，富有幽默感，对细节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将来有着非凡的勇气。”
12月22日，艾森豪威尔出发赶赴前线。他想亲自了解那里的情况并指挥一次攻击。圣诞夜，他视察了作战部队。连绵阴雨把整片田野变成了一片沼泽。不管是哪类车辆，离开道路便寸步难行，连在公路上行驶也非常困难。艾森豪威尔决定停止所有攻击，等待天气好转和更多的援军。他告诉盟军参联会：“暂时放弃我们全力出击的计划，是迄今为止我最感失望的事情。”他将其称之为“痛苦的决定”。奔袭突尼斯的机会一去不返，一场持久战似乎不可避免。
首次执掌指挥权的艾森豪威尔可谓优缺点并存。他最大的成功就是缔造了盟军参战人员（尤其是盟军司令部）的团结。但在进攻时，他却缩手缩脚，缺乏坚定不移的决心，结果错失战术机遇，未能通过展现个人的魄力，指挥盟军一鼓作气攻下突尼斯或撒丁岛。
1月14日至24日，丘吉尔、罗斯福及其参谋人员一起在卡萨布兰卡开会，商议1943年的战略，对指挥问题做出适当安排，并讨论世界政治。1月15日，艾森豪威尔在卡萨布兰卡待了一天，汇报了自己战区的情况。起初，他给罗斯福的印象不好。罗斯福对顾问哈里·霍普金斯说道：“艾克似乎有些紧张不安。”霍普金斯解释道，这是因为艾克经历了一次痛苦的飞行、（飞越亚特拉斯山脉时，艾森豪威尔的B-17飞机两台发动机停转，他几乎要跳伞）和一次感冒，再加上他对未能拿下突尼斯深感失望。霍普金斯还漏说了一点，那就是艾森豪威尔正为自己的前途而忧虑。
其实艾克无须担心。大家对他的报告感到很满意，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致同意保留他的指挥权。接着，盟军参联会任命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为分管地面作战的副司令；坎宁安海军上将为分管海军的副司令，亚瑟·特德将军指挥空军，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
这样分配指挥权使马歇尔颇为满意，因为艾森豪威尔仍然是最高指挥官；而作出这一安排的布鲁克也同样高兴，因为对日常作战的控制权落到了担任艾森豪威尔副手的英国军官手中。
布鲁克坦率地说出了将盟军最高指挥权交给艾森豪威尔的目的：“我们让艾森豪威尔高高在上，出任最高统帅，让他放手处理政治及盟国间的问题，而我们则把自己的指挥官安插到他下面……处理军事问题，改变以往犹豫不决、缺少协调的局面。”
三位副司令都是四星上将，在军衔上都要高于艾森豪威尔，因为他的实际军衔仍然是中校，只是临时佩戴中将的肩章。但艾森豪威尔从未被军衔或职务吓倒。他不愿将个人的意志强加给他们，而是打算以说服与合作的方式与副手们一起工作。他要同他们建立起亲密的私人关系，发挥这些人的才能。
他早就与坎宁安相识，对其敬佩有加，相处非常融洽。在卡萨布兰卡，他与亚历山大进行了一次长谈，对其印象颇深，并深有好感。
他和特德也很快成为很好的朋友。初次见面时，艾森豪威尔笑容满脸地伸出手去。特德心想：“哦，又是一个美国佬。”但艾森豪威尔开始说话时，特德觉得“此人很有想法”。特德性情温和，举止大方，但他喜恶分明，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他经常叼着烟斗，嘴里喷出来的烟雾多少反映了他内心是否平静。像艾森豪威尔一样，特德在工作中不拘泥于规定，痛恨开会。直至战争结束，他都与艾森豪威尔待在一起。在英国军官中，他对艾克的思想与行动影响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