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皇帝以下所有官员，千万不要自以为是，没事就发布什么指示，朝廷六部不得单就某事对地方官行文，但凡涉及五个州以上的公文，但凡涉及税收的公文，都必须经过皇帝御批，否则谁也不准对州县行文！
另类贞观
在篡改历史方面，中国历史上无人能跟唐太宗李世民媲美。后来的明成祖朱棣虽然也对老爹的实录大改特改，但是，他造假造得实在太没技术含量，以至于根本就没人相信他改的是真的。
唐朝是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盛唐开元年间，人均劳动力原粮产量已经高达四千五百二十四斤，后世所谓“康乾盛世”也不过只有二千二百六十二斤。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盛世，巅峰是唐玄宗的“开元之治”。唐朝的开端是“贞观之治”，之所以历代史籍将贞观朝奉为盛世，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开元年间的史官吴兢所赐。吴兢一生中最重要的着作叫作《贞观政要》，这是历代史家研究唐史的一部重要着作。开元初年，史官吴兢因与宰相姚崇意见不合愤然辞职，回到老家后就把自己的理想社会编纂成了一部故事书—《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基本以开元初年帝国的施政措施为基础，也提出了一些自己对皇帝品德的幻想，并把这些品德、言行统统都放到唐太宗头上，希望借祖先的伟大形象影响玄宗。与其说《贞观政要》是后世乌托邦式的范本，毋宁说这册书是开元初年唐玄宗点点滴滴的为政记录。
记述贞观朝，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件事：唐朝是第一个编纂帝王实录的朝代，也是第一个公开篡改历史的朝代。
春秋时代，史官记载的史料都是公开的；后来，史官为了不受皇权威胁，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起居注”只有史官一人知道，皇帝死后才能公之于世。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来说，史官之笔是一种巨大的威慑，千载之下洗尽铅华，史书当自有公论。这是一种所有人都认可的规矩，在唐太宗以前，暴戾如秦始皇、聪明如晋武帝，所有皇帝对史官都只能恐吓、贿赂，就是不能篡改原始史料……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叫板史官、要求看自己“起居注”的皇帝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他不但看到了其父的《高祖实录》，还看到了自己的《今上实录》，然后，史料就变成了港台影视剧—按照他的意思重新写作的版本。在篡改历史方面，中国历史上无人能跟唐太宗李世民媲美。后来的明成祖朱棣虽然也对老爹的实录大改特改，但是，他造假造得实在太没技术含量，以至于根本就没人相信他改的是真的。
无论如何更改历史，出土的货币却从来不会欺骗我们。从这里也许可以看到贞观朝的另一面。
唐朝最着名的货币当然非“开元通宝”莫属，为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李渊所铸。对中国货币史来说，开元通宝具有划时代意义，这倒不是说开元通宝有多别致，而是从此中国货币不再以重量命名，皇帝将个人的意志加于货币名称之上。
最初的时候，开元通宝并不叫“开元通宝”。高祖年间，文书的读法是先上下，后左右，所以，这种货币最初的名称应该是“开通元宝”。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将这种货币改名为“开元通宝”，开元、开元，开创新的纪元，借用彭信威先生对此的解释就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呢？
—《旧唐书》这样记载贞观初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即位之初，旱灾、霜灾遍布全国，饿殍遍野，米价昂贵，一匹绢只能换一斗米。
—《旧唐书》这样记载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大唐帝国商旅遍布各地，天下已经没有盗贼，监狱基本是空的，牛马遍布山野，人们夜不闭户，一斗米才仅卖三四钱。
西汉年间，从吕后到文景二帝，汉帝国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实现了天下大治；隋文帝也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实现天下大治；唐太宗真是神人，刚当上皇帝短短两年时间就缔造了一个歌舞升平的天下！
真的是这样吗？
《旧唐书》关于贞观三年的这段历史记载，与《汉书》的“文景之治”非常类似，如果检测“抄袭”的软件能够意译，那么两段文字的雷同度肯定相当高。如果说史书对“文景之治”的记载确有溢美之词，那么，唐初“贞观之治”的记载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了。
第一，终唐太宗一朝，所有官员的朝廷俸禄居然全部为粮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武则天时代。任何时代，商品流通都是衡量社会经济是否发达的标志。唐朝初年，封建官僚是最有权势的社会集团，这些人居然连钱都没有，商品经济之凋敝可见一斑。
第二，贞观年间，物价记录根本不可信。按照《旧唐书》的记载，贞观年间一斗米的价格平均在五钱左右，远低于五代萧齐大通缩时期—即使今天的转基因玉米也不会这么便宜。我们仍旧借用彭信威先生的解释：
第三，贞观年间，民户总数远低于隋朝。在中国古代，民户数量是衡量一个帝国是否强盛的最有效的标志。民户数量多，证明人们有能力生儿育女并抚养儿女成人，也为帝国增加了剥削对象。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书》记载的民户数为八百万，贞观初年民户数仅为三百万，而直到唐高宗李治登基，唐朝民户数不过也就三百八十万。
第四，按贞观年间奏本，大唐帝国的天灾几乎连年不断。唐太宗即位后，黄河连续三年发大水，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高昌王鞠文泰朝见唐太宗，这样描写沿路的景象：洛阳之东，诸州郡俱为沼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根本就没有道路可行。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
第五，按敕令记载，贞观鼎盛时期，堂堂大唐帝国居然有很多人“挥刀自宫”。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七月，唐太宗发布敕令，禁止国人自断手足。当时，自断手足的行为被称为“福手”、“福足”，因为，按照隋末旧制，肢体不全的人可以免服徭役，很多人想借老办法逃避徭役。唐太宗李世民用事实告诉大家“挥刀自宫，未必成功”—就是自断手足，也要继续服役！
这就是传说中的“贞观之治”？
李世民当政二十三年，究竟干了些什么？
第一件事：试图仿效吕后、文景二帝分配土地，不过，分配的主要对象是封建官僚。
土地代表着财富，在农耕时代就更是如此，“均田制”意味着打破现有利益格局，会得罪所有既得利益者。只有雄才伟略的帝王才有魄力推行土地改革，也只有前朝末年强势阶层在社会动荡中损失殆尽，新的统治者才有可能对天下财富重新洗牌。
隋末战争中，大唐帝国的缔造者李渊本就是关陇士族，他和他的继任者都无法也不可能剥夺自己依靠的对象。所以，西汉、南朝、隋朝授田都是“每丁百亩”，唯独到了唐太宗这里，改为按官职授田：从五品至正一品依官衔分别分配五顷至六十顷土地，六品以下按爵位可占有五顷至一百顷。至于庶民，二十一岁以上“壮男”授田一百亩；至于寡妇、中男、老男、笃疾和废疾，对不起，不在授田之列。
更为重要的是，但凡接受授田的庶民，都要从“狭乡”迁往“宽乡”。所谓“宽乡”，就是富庶地区，是长安京城一环以内，是城里；“狭乡”就是土地贫瘠、无人耕种的地方，迁往“狭乡”的人还要把户籍迁出京城长安！即使在“宽乡”，朝廷对“壮男”授田实际上也只是每户六十亩，较隋朝及前朝各代公认的标准少了40%。
“狭乡”几亩土地本来就可以在“宽乡”换到几十亩土地，这哪里还是“授田”，说是抢劫都不为过！
第二件事：帝国是要有点规矩的，最大的规矩就是服从皇帝，包括所谓“敢于直言犯谏”的魏徵！
为了确立皇族的统治地位，唐太宗命高士廉修订《氏族志》，名义上是为魏晋以来的士族高门确定门阀。高士廉是一个很懂事理的人，他在收集全国士族家谱、考证世系的基础上弄出来一份《氏族志》。在最初的《氏族志》中，天下士族高门被分为九等，李姓皇族位列第三。
这已经是高抬李姓皇族了，在士族高门中，关陇士族根本就排不上号，不过是一些汉代“豪强”而已，何况李唐皇室在关陇士族中也不应该名列第一。
对于这个很炫的马屁，李世民还是非常气愤。
看完初稿后，他指责高士廉：世俗相沿，江南崔、卢、王、谢是源自山东的一等大姓（看来李世民也知道自己门第不够）。现在，你必须知道，是我李家平定四海，难道你看不起我赏赐的官爵（赤裸裸的威胁）？所以，绝不得以前世祖先功业论士族高低，修订《氏族志》，皇族李姓必须排第一！
有这样的《氏族志》，连老爹都坑、亲兄弟都杀、历史都敢篡改的贞观朝，怎么可能真的存在直言敢谏的大臣？
让我们来看看魏徵。
—魏徵本是瓦岗军李密的谋士，瓦岗军败亡后魏徵降唐，居然自告奋勇去招降瓦岗寨残部；劝降未果，魏徵再为窦建德所俘，结果—投降；
—窦建德在武牢为李建成所破，魏徵为李建成所俘，结果—投降；
—李建成为李世民所杀，魏徵被俘，结果—投降（李世民如果败亡，估计魏徵一样能找到一个新主子）。
魏徵根本也不是什么宰相（仆射），贞观朝共任用二十三名宰相，二十三人之中马周、张亮、褚遂良、许敬宗都是魏徵的晚辈，轮了多少圈，就是没有轮到这个号称直犯龙颜的魏徵。
所谓魏徵直言敢谏，除了不许唐太宗喝酒吃肉玩女人，就是一些求饶的哀鸣：李世民你如果敢杀我，你就是历史上的昏君。所以，李世民才说：“你们都觉得魏徵说话难听，我倒是觉得很中听，很好听！”
最离谱的是，魏徵每次冒犯唐太宗后，居然都要记录下自己的言行，并编写了一本“魏徵语录”，专门收集他所谓的“直言”。魏徵死后，褚遂良把“魏徵语录”献给了李世民，李世民一怒之下毁掉了魏徵的墓志铭。
可有这样的直臣？
说白了，魏徵不过是换了个花样拍马屁而已。
第三件事：铸行开元通宝，用于放高利贷—官府放高利贷。唐太宗铸行的开元通宝确实成色很好，一千钱成本在九百钱左右。只不过，贞观朝开元通宝最主要的用途是用这种钱放贷款，即臭名昭着的“公廨钱”。所谓“公廨钱”，就是官营高利贷，官府将钱借给黎民百姓，然后收取本息。公廨钱始于隋文帝杨坚，杨坚对公廨钱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只能用于为贫困的农人购买种子和度过荒年。
唐朝的公廨钱，就算承贷者死亡、逃亡，本息也要由子孙偿还；如果没有子孙，就要由亲族旁系代偿；如果旁系亲属死亡殆尽，就由支族偿还；如果族人也没有，一定要当地的人代偿。用彭信威先生的评价，公廨钱就是。
反正最后要还钱！百姓之利，以权夺之，形同猛火；以商夺之，摧之无形！
非但如此，李世民及其手下还对公廨钱进行了金融创新，官府不但可以对黎民百姓放款，大官也可以对小官放款—摆明了就是直接索贿！
李世民亲自修订了《今上实录》，《旧唐书》、《新唐书》当然不会对公廨钱造成的惨状过多描述。没有关系，北宋年间这个悲剧会重演，到时候我们再详细说。
第四件事：三征高丽。
贞观年间，一小撮高丽好战分子越来越猖狂，不但扣住新罗、百济对唐朝的纳贡，不允许唐太宗收葬隋朝将士尸骨，还窝里反杀掉了亲唐的建武帝（高丽王）。
以隋朝经济之鼎盛，隋炀帝三征高丽尚且无功而返，何况疲敝的唐朝初年。果然，唐太宗三征高丽，结果：全败！唐军所失，千条万条，其实就一条，粮食不够。
唐太宗三征高丽，前后耗费了十几年时间，也耗尽了大唐帝国血脉。贞观末年，开元通宝已经在市面上消失了。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这位在史书上最伟大的帝王最后一次颁行讨伐高丽诏书，未及出师就溘然长逝。
无字碑上的轮回
真实的武则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简要回顾汉武帝年间的盛衰循环，因为武则天当政期间的政策，完全是汉武帝政策的20版。
贞观末年，皇九子李治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成为唐高宗，太子李承乾被判充军，皇四子李泰被圈禁，皇三子李恪被处死。能在如此残酷的搏杀中胜出的人，绝不可能如史家所言“仁弱”，这同样是一位工于心计的帝王，他创造性地把货币改革与削弱关陇士族结合在一起。
高宗即位之初，全国范围内恶钱盛行，物价更是一飞冲天。当然，铸造恶钱的人不可能是无权无势的黎民百姓，而是那些把持着朝廷要害的关陇士族。对皇权来说，关陇士族已经不再是朋友，而是阻挡皇帝唯我独尊的绊脚石。
高宗登基六年，办了两件大事：货币改革、废黜出身关陇士族的王皇后。废黜王皇后与推行货币改革在同一年发生，并非偶然。
先说第一件事，货币改革。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下令皇室重新铸行开元通宝，各地官府必须以开元通宝收缴旧钱，比例为1∶5。开元通宝的重量实际上与隋五铢钱相仿，为三克；唐初恶钱在一克左右。这样的兑换比例，关陇士族会吃大亏的，不过是皇权以货币改革之名掠夺财富的伎俩。
再说第二件事，废黜王皇后，扶持武瞾登上后位。武瞾即武则天，与她卑贱的出身相比，皇后王氏家族可是自高祖起就与李唐皇室联姻的士族高门。所以，徐敬业才在《讨武氏檄文》中说。
是不是武则天在幕后策划废黜王皇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旦王皇后被废，关陇士族在中枢朝堂上就岌岌可危了—连皇后这样根深蒂固的位置都保不住，何况长孙无忌、禇遂良、上官仪这些出身关陇士族的臣子？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没收财富只能削弱关陇士族的实力，只有将他们彻底赶出朝堂中枢，才能彻底斩断关陇士族掠夺财富之手。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给唐高宗展露才华的机会，推行货币改革当年，他经常头晕目眩、目不能视，后来终于发展到不能亲自处理朝政，大权落入武则天手中。
关于武则天，几代史学家对她的评价大相径庭：20世纪50年代岑仲勉先生着《隋唐史》言称武氏当政二十年，毫无建树；60年代，郭沫若编撰历史剧《武则天》，断言；70年代末，关于武则天的评价又完全翻转过来，说她；从80年代冯宝宝版《武则天》到今天的《一代女皇》、《无字碑歌》……人们对武则天的艺术描写更多出于一种对女性的尊敬，毕竟她是中国历史上数三数四的女皇（武则天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仅武则天本人的密友陈硕真就于永徽四年在扬州起事，并于同年称帝）。
真实的武则天，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汉武帝年间的盛衰循环，因为武则天当政期间的政策，完全是汉武帝政策的20版。
汉武帝的做法是：第一步，为筹集征伐匈奴的费用，先铸造虚值货币白金币；第二步，货币改革失败后要求全国富人捐献财富，结果没有人肯捐献；第三步，盛怒之下，汉武大帝颁行“告缗令”，要求百姓告发匿藏财富的人；第四步，“告缗令”断掉了小农最后一丝生路，流民第一次出现在西汉帝国版图之上；第五步，为控制局势，汉武帝迅速使出铁腕，任用酷吏镇压豪强；最后，不可一世的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忏悔一生所为。
汉武帝20版的历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货币改革，类似于汉武帝年间的白金币。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也就是武则天成为皇后当年，她下令铸行“乾封通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