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科举制缔造了相对清明的封建官僚制度；在全境范围内再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国家的统一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隋文帝、隋炀帝坚持执行重商政策。除了最后几年，隋代国家富强、民众富裕，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肩……
壮哉盛隋
各郡均有如此多的粮食，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关中大旱，隋文帝宫殿中的粮食居然不够吃，只得率领文武百官一起逃奔洛阳（一说出关中就食），后世也有人将隋文帝讥讽为“逐粮天子”。
侯景之乱后，江南士族高门衰微，北方士族的中坚—关陇士族元气仍在。从血统上讲，关陇士族并非累世为官，也不以儒术传家，他们属于起自西汉末年的豪强，五胡乱华后依附北方异族。公元581年，关陇士族出身的杨坚废黜了北周皇帝，自立为帝，国号“隋”；公元589年，隋帝国攻破南陈王朝京城建康，生俘南陈皇帝陈叔宝及满朝文武。
东晋以降，中国经历了两百六十多年分裂，在隋文帝手中再次统一，仅此一项，隋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就毫不逊于唐宗宋祖。不仅如此，隋文帝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超人”，中国历史如果缺少了隋文帝，后来的路径或许会完全改变。
西汉帝国用了整整一百年时间才实现“文景之治”，晋代还经历了祸乱天下的“八王之乱”。隋朝立国前，北方，江南也是；
隋朝立国时，北方突厥已经兴起，这是一个毫不逊于匈奴的游牧民族，后来曾逼得唐太宗献举国之宝求和。隋朝立国后，短短十几年就从大乱转向大治，不但平定突厥，社会财富也开始呈几何级数增加，所谓。
唐朝着《隋书》，对隋朝极尽攻击之事。即使如此，《隋书》仍然这样记载隋朝开皇年间的景象：人们喜欢节俭的生活，民间徭役并不是很重，官府和百姓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朝廷法令得到执行，富裕人家享受着自在的生活，小康之家也各安其业，见不到强者凌辱弱者，很少有暴力犯罪，天下一派承平景象……
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迹中的奇迹。
从秦朝到宋、齐、梁、陈，历代王朝已经把财富生产和毁灭的轨迹表露得很清楚：天下人生产财富的动力是获得财富，一个成功的财富生产分配制度，必须平衡所有集团利益，必须遏制掠夺之手，不能让一个人、一小撮人独占天下之利，更不能让人们劳而无获。
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群雄逐鹿，江山谁主，自然是英雄人物最为关心的话题。“打江山、坐江山”说到底不过是为了掌握、分配天下财富，不为天下之利谁又会颠沛流离半生？封建官僚又怎么可能不热火朝天地去搞土地兼并呢？
然而，隋文帝坚定地选择了对封建官僚说不！
与此前的所有王朝不同，隋文帝建立了“科举”制度，给封建官僚用上了紧箍咒。
隋朝以降，以科举为基础的文官制度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赖以为生的根基，直到清末袁世凯仿效西欧推行“新官制”才被打破。只是从近代“戊戌变法”开始，废科举的呼声才不绝于耳，似乎就是这个制度牢笼了中国人才。在痛骂科举之前我们还是应该想想，如果科举制真的一无是处，怎么可能流传千年？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科举”。简单点说，科举就是“高考（秀才）+考研（举人）+考博（进士）+公务员考试（中央国家机关）+领导职位公开竞聘（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只有一路过关斩将的人才能进入帝国中枢。从隋朝开始，历朝历代科举舞弊都是一个难度和风险极高的活儿，偶有作弊者并不影响制度本身的公平性。这是最接近现代国家“考试权”的一种制度，把选官机制建立在社会阶层流动之上，因此一定会得到全社会支持。既得利益者无法对抗整个社会，何况，科举制从关陇士族自身开始。
公共经济学认为，权力只对来源负责；简单点说，谁给你官当，当官的就对谁负责。只有到了隋朝，哪怕是九品芝麻官也要由皇帝任命，无论谁要想当官都得走科举这套程序。所有封建官员都必须从心底里听命于皇帝，皇帝不希望封建官僚拼命搂钱，封建官僚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有所收敛。
我从事教学工作多年，不得不承认人的学习能力确实存在差异，依此类推，商业敏感性、吃苦耐劳精神、风险承受能力自然也存在差异。任何时代试图打破、能够打破现行利益格局的人都是最有能力的人，这些人既然能搞得天翻地覆，就一定能从科举遴选途径中胜出。
科举为皇帝选拔了天下最聪明的人，隋文帝还设计了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完美的权力制衡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封建官僚的搂钱难度。
—中央设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分别负责决策、监察和执行，三省独立对皇帝负责。文官制度是一种类似于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制衡机制，在这个体系内，任何位高权重的人都不可能肆无忌惮地靠权力捞钱。此后每到王朝末世，文官制度被破坏殆尽，神奸巨蠹才会登上历史舞台。
—北周末年，已经遍地都是公务员。隋文帝提出了一条简单易行的办法—裁撤，州、郡、县被裁撤为郡、县两级，一半以上官员失业—反正这些人是前朝官僚，隋文帝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隋文帝还主持制定了《开皇律》，这是中国封建时代一部极其奇怪的法律，五百条开皇律令，绝大多数是冲着封建官僚来的。皇帝对官员一年一小考，考核不合格，罢免；“父老”若公认地方官不合格，罢免；即使连续三年合格，也必须轮换岗位。
—最阴损的在下面，门下省经常雇佣百姓向本地官员行贿，甚至雇佣小吏向封疆大吏送礼。一旦官员收受礼物钱财并被查证为事实，结果就是很不幸的—死罪，无论收礼多少。
隋文帝的大儿子秦王杨俊因为生活奢侈、生活作风有点问题被幽闭。事后，很多大臣为杨俊求情：秦王不过犯了点小事，不应遭此严惩，希望陛下再行斟酌。
隋文帝的回答是：“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难道不是天下子民的父亲？如果按照你们的意思，何不单独制定一部“皇帝儿子的法律”？我历尽艰辛才创立隋帝国，自己尚且努力成为臣民的道德榜样，他是我的儿子，却来败坏我的江山，断不容赦。
干部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了驯服的干部队伍，隋文帝才得以真正推行“耕者有其田”，他创立的办法叫“输籍法”。“输籍法”其实毫无新意，还是按照“百亩之田”的规则，授予大隋帝国每一个成年男丁一百亩土地。
在这里，我们忽略过程，直接给出结果。
开皇初年（公元581年），全国仅有纳税农户四百一十万（士族无需纳税）；到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全国纳税农户在不到二十年内增加至八百九十万户，共开垦五千五百八十五万顷农田，在中州大地再现了吕后年间的“耕者有其田”！大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朝洛阳义仓的粮食，瓦岗军李密用了很多；扬州义仓的丝绸，王世充用了很多；长安义仓的粮食、布匹、丝绢，都是我们在用，虽然你送给了突厥人很多，不过，现在还没用完。”也就是说，大唐帝国在中国版图上存在了几十年后，仍然在使用隋朝积攒下来的财富。
中国史籍如果赞美一个朝代，经常会夸大其词，大家对“如山”、“万万”之类的形容词大可一笑置之，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是着史者梦呓般的意淫。《贞观政要》里这段话却不太可能是传说，唐朝没有必要为隋朝皇帝表功。更为重要的是，出土文物证明了这一切。
隋朝是第一个于民间大规模设立储备粮仓（义仓）的朝代，据史籍记载，当时每郡义仓存粮都在百万石以上。遗憾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大隋帝国的这种繁荣只能停留在尘封的史籍中。
1969年，洛阳市郊发掘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这座粮仓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伟大的大隋帝国。1969~1972年，人们用了整整四年时间才完成这座古粮仓的发掘，结果震惊了当世考古学家，粮仓建筑面积四十五万平方米，有二百五十九个粮窖，窖口一般为十至十六米（最大直径为十八米）、深七至九米。如此规模，在世界考古界也是最为辉煌的古粮仓之一。人们甚至惊异地发现，其中一个粮窖中居然还留存着五十万斤已经炭化的谷子，颗粒仍旧清晰可辨。
如此盛世，隋文帝的生活却非常惨淡。
隋朝国都面积为八十二平方公里（明清之际的北京也只有六十平方公里），最破的地方就是大兴宫—皇帝的房子。在这所破房子里，有一次隋文帝染上了风寒，配药需要一两胡椒粉，居然没有找到。最离谱的是，各郡均有如此多的粮食，开皇四年关中大旱，隋文帝宫殿中的粮食居然不够吃，只得率领文武百官一起逃奔洛阳（一说出关中就食），后世也有人将隋文帝讥讽为“逐粮天子”。
明末清初王夫之说：
隋五铢的奇迹
观张威所作所为，充其量也就是个奸商。这件事情被门下省的御史上奏给隋文帝，经门下省合议，判定张威有罪，愣是因此将张威一个堂堂“省部级干部”削职为民。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货币的人是隋文帝杨坚。
—秦始皇试图以秦半两统一六国货币，但短命的秦王朝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西汉年间，汉武帝以铁腕统治整个帝国，以杀头威吓不准私铸货币，仍然无法统一全国货币发行。白金币、皮币改革期间，盗铸更是成风。
—东汉、魏晋南北朝，皇权孱弱，历代皇帝根本不曾想过要统一货币。
—隋文帝也要同时面对南陈五铢、六铢、鹅眼钱，北朝常平五铢、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但平定南陈后数年，中国流通中的货币就仅剩下隋朝官铸货币—“隋五铢”。
杨坚统一货币的方式非常特别，隋朝货币没有统一的重量甚至形制，但是，所有货币基本都出自官府。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帝国消灭了南陈王朝，隋文帝并没有立即下令禁止私铸货币，只是要求各地统一按照西汉五铢钱样式铸造新币，毕竟在大多数人心中西五铢是传承千年的货币，象征着帝国的统一和富强。
一年之后，隋文帝很生气。
没有人按照五铢钱的样式铸造，历代的旧钱也依旧在市场上流通。隋文帝把五铢钱标本挂在全国各地的市集之上，并拿出了杀手锏—罚没。敢用旧钱或者不合格货币者，忠于皇帝的各级官僚派出差役在路口截、在市场罚，甚至跑到商人家里搜查，无所不用其极……
两年之后，隋文帝更生气了。
旧钱确实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但民间私铸的鹅眼钱又开始盛行。私铸鹅眼钱的重量远小于五铢钱，只要有利益就会有人铸小钱。谁又会真的用那么多铜材铸造与鹅眼钱面值相等的五铢钱呢？
此后，隋朝的货币制度就显得颇离经叛道了。
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推出了自己的货币改革，宣布禁止民间私铸货币，并同时推出了官方铸币—“隋五铢”。隋五铢是一种中国历史上最奇怪、最有意义的货币，并非朝廷统一铸造，而是要求各郡县官府自行铸币，至于铸币标准，由各县“父”自行议定。结果让所有人瞠目结舌，隋朝一千二百五十五个县，所有的郡县无一例外选择了同一个货币标准—242克。
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经济自然演进中最合理的单一货币重量既不是西汉官定的五铢钱，也不是民间私铸的鹅眼钱，而是隋五铢。这个标准的确立有赖于隋文帝放开了市场，废黜了盐铁专营，对民间放开了所有工商业渠道。天下只有一种人不能做生意，那就是封建官僚。
大将张威在平定北周贵族叛乱时曾经孤身破连营三十里，是大隋帝国的英雄。隋文帝称帝后，张威官拜青州总管，业余时间做了点生意—买卖芦菔（萝卜）。关于芦菔，《后汉书》曾记载汉朝宫女无聊时喜欢，后世也有诗词夸赞……
芦菔还有一个很通俗的名字—大萝卜，张威所在的青州就盛产大萝卜。
张威本是关陇士族，家中财力雄厚。到任第一年，张威在青州哄抬萝卜收购价，忽悠全郡百姓都开始种萝卜；第二年，青州萝卜大丰收，张威却不再在市场上收购萝卜，直到把萝卜价格压到跳楼价才肯出手。
张威这局棋布了两年，终于以极低的价格在本郡收购了萝卜，又在外郡卖了个好价钱，确实捞了一票。
观张威所作所为，充其量也就是个奸商。
这件事情被门下省的御史上奏给隋文帝，经门下省合议，判定张威有罪，愣是因此将张威一个堂堂“省部级干部”削职为民。隋文帝在诏书中责备张威：“我将一州之地交付给你，等于跟你赤心相见，你却不珍惜名声，不检视自己的行为，只会唯利是图。你是执笏大臣，官人怎可争百姓之利？官家多一分利，百姓失一家血，如此，天下人当如何看我？”
倒卖萝卜，还为此丢官，让倒卖马匹、丝绸的前辈情何以堪啊！
对官员来说，自己不能做生意，家人也不能做生意，更不能铸造伪劣货币，门下省盯得实在太紧。何况，每个郡县都面对其他郡县的挑战，一旦铸行小钱，就等于葬送了百姓发财的机会。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种合适的货币重量成为价值尺度，让大家都能从中赚钱。
242克的隋五铢应运而生！
对关陇士族，隋文帝也授予其货币特许铸造权，这种货币叫“阔边直笔五铢钱”。“阔边”顾名思义就是钱廓非常宽，钱廓是古代铜钱中最厚的一部分，结果就是这种钱非常重。隋文帝时代，阔边直笔五铢钱只有一个用途—关陇士族向皇帝缴纳供奉。遗憾的是，隋文帝拿到阔边直笔五铢钱后便会将之回炉重铸，这种钱目前已经没有实物存世，我们无法一睹其真容。
隋炀帝的国际贸易
在这种有损大隋帝国经济利益的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特许权的西域诸国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隋朝的好处。既然已经获得了好处，这些部落也就必然切断了和西突厥、吐谷浑的往来。游牧民族化整为零，也就失去了挑战大隋帝国的实力。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四年，缔造了一个富饶而强大的帝国。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统一的隋帝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太平时日，国库中积累的财富已经足供五六十年所用；国势达到了巅峰，大量精美的隋五铢在市面上交易，江都城内各家的粮食堆满了院落；边境最大的威胁—突厥也被杨坚折腾得奄奄一息……
在新时代来临之前，大隋帝国出了一位偏心眼的皇帝—隋炀帝。
但凡谥号为“炀”的皇帝，基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据说，隋炀帝就是一个的昏君。这种论断最初来自《隋书》，在《隋炀帝本纪》里，杨广被描写成一个弑父淫母的昏君，他滥用民力开凿大运河、修建东都洛阳、三征高丽、经略西域，甚至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当纤夫拉着龙舟前进。
以上故事，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我也相信，很少有人知道绝大部分隋朝第一手的史料都在隋末农民战争中被毁掉，而《隋书》的作者是魏徵等唐朝官僚，写作素材基本来自这帮人丰富的想象力。《隋炀帝本纪》读起来丝丝入扣，更像是一篇惊悚小说。我始终很奇怪，作者怎么可能连晋王杨广与隋文帝侍妾陈夫人幽会、通奸都言之凿凿，莫非他们亲眼所见？隋炀帝杨广在位的十四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