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档案名号\小名任官儿，族名元任，字宣仲，又字宜重生卒年\1892-1982籍贯\江苏武进出生地\天津家世\出生于一个文化世家，六世祖赵翼乃乾隆年间的探花，着述等身，与袁枚、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赵元任之父赵衡年为举人出身，但未入仕途，擅长吹笛；赵元任母亲同样出身书香门第，是个才女，写得一手好字，能诗善词，还能唱昆曲、吹奏乐器艺术领域\音乐、音韵学、文学代表作品\《国语新诗韵》、《新诗歌集》、《赵元任歌曲集》、《现代吴语的研究》等经典名言\干不了，谢谢！（1946年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辞中央大学校长）特殊嗜好\模仿各地口音评价\“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胡适）赵元任：嬉戏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好玩儿”的艺术精神
赵元任，相对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在当年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这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
其实，我一直觉得把赵元任列入四大导师是一种阴差阳错。首先，中国学术的核心是“经史小学”，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在这方面都是响当当的大师，而赵元任所擅长的语言学则更多地来自西方的科学，这一点他在自传中也说到了。赵元任被选为四大导师之一，很可能是沾了他那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光。陈寅恪也在哈佛待过，不过没有取得任何学位，为此几乎与清华擦肩而过，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曹校长第一个问题就是：“陈寅恪是哪一国博士？”可见陈寅恪要有赵元任这样的文凭，问题就简单多了。
其次，其他三位导师以传统学术研究为主，偏重于考据训诂，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这也直接影响了整个清华国学院的学风。而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却独创“好玩儿”的治学之风，这又与清华国学院的整体风格不太协调。
赵元任是一个罕见的语言奇才，他从小就喜欢学别人说话，模仿能力极强，加上聪明绝顶，善于举一反三，轻易就能学会一门方言。据统计，他会的方言多达三十三种，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有一次赵元任参加一个筵席，同桌有八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他当即用八种方言同大家交谈，顿时技惊四座。
1920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访华，赵元任充当他的翻译，陪同罗素到各地去巡回讲演。每到一个地方，赵元任就以极快的速度学会当地的方言，然后用地方话来翻译，这样，不仅当地人易于理解，还可以拉近与乡亲们的距离。在去长沙的途中，赵元任向同船的杨端六学了一些长沙话，到长沙后就用长沙话翻译罗素的演讲，讲演结束后，竟有学生跑来和他攀老乡，问他是湖南哪县人。
在学外语方面，赵元任也一点不含糊，他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丁、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据说他的发音比一些本国人更地道，二战后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一位老者听到后，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面对别人顶礼膜拜的眼光，赵元任笑着告诉他们，自己学习、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这就是他在短时间内学会这么多语言的奥秘。小孩子为什么学语言那么快，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把学习语言当成一种乐趣、一种游戏，而成年人却把它当成一种使命、一种苦差事，所以成年人学语言远远比不上自己的孩童时代。丰子恺说，每个孩子都是艺术家，赵元任也可以说是语言学家中的艺术家了。
有趣的是，赵元任倒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家，这比他国学大师的身份更加贴切。
赵元任出生于一个文化世家，六世祖赵翼乃乾隆年间的探花，着述等身，与袁枚、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后来赵翼常被自己的后人提起，作为激励儿孙的榜样。元任之父赵衡年为举人出身，但未入仕途，擅长吹笛，他的母亲同样出身书香门第，是个才女，写得一手好字且能诗善词，还会唱昆曲、吹奏乐器。尽管父母均在三十多岁就去世了，但家庭环境的熏陶却让赵元任对艺术产生了一辈子的挚恋。
1907年，赵元任进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由于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深得美籍英语教师嘉化夫人（D.J.Carve）的喜爱。嘉化夫人义务教他钢琴，是为赵元任接受西方音乐之始。赴美留学后，无论是在康奈尔还是哈佛，赵元任都在主业之外锲而不舍地选修作曲和声乐，先后追随过好几位名师，并广泛涉猎西欧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在康奈尔求学期间，他因忙于学业，连近在咫尺的纽约市区都没有去过，还从紧张的留学官费中硬是挤出一笔不小的数目，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架钢琴，以便学习钢琴和作曲。
1914年，赵元任将中国一首老调“老八板”谱了和声，5月18日在风琴演奏会上演奏，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公开表演。1915年，他第一次印行的曲谱《和平进行曲》登载在上海出版的《科学》月刊创刊号上，据说这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首钢琴作品，赵元任也成为中国写钢琴曲的第一人。
赵元任的音乐创作在归国后渐入高潮，1928年他出版了个人第一本歌曲集《新诗歌集》，着名音乐家萧友梅盛赞这本歌集“替我国音乐界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并将赵元任比为“中国的舒伯特”。贺绿汀回忆说，30年代黄自教他们和声时总是以赵元任的作品为例，可见赵元任的音乐作品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翻译家傅雷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水平，眼光何等挑剔，他论中国画家：“以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各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余者皆欺世盗名。”而傅雷在谈到我国学习西方音乐的人才时竟说：“以世界标准来衡量，……早期只有一个赵元任作的歌曲。”
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初是赵元任歌曲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刘半农合作，赵谱曲，刘填词，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词原名叫《情歌》，是刘半农留学伦敦时因想念故土而写下的一首诗歌，据说女性专用的第三人称“她”就是在这首诗中首创的。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曲，改名作《教我如何不想她》。1936年，他又亲自献唱，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录了《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唱片。
原本是思乡的一首歌曲，却因为一个美丽的误会，变成一首爱情金曲，《教我如何不想他》问世后立即成为最流行的情歌之一，并传唱至今。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她着名的自传《杂记赵家》里，还提到了关于这首歌的一件趣事。1930年前后，杨步伟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她的学生们都非常爱唱《教我如何不想她》，几乎所有女孩子都认为能写出这么优美深情歌词的人一定是位风流潇洒的才子。直到某一天，刘半农来到了女生们的面前，大家看到原来他竟是个其貌不扬的“土老头”，顿时大失所望。刘半农回去后就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1934年，刘半农英年早逝，赵元任失去了黄金搭档，颇有人琴俱亡之憾，在挽联中他叹道：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令人惊讶的是，赵元任的教育背景竟然是理科。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和胡适等人一起进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辅修物理，四年后获得理学学士的学位。期间他创造了康奈尔大学历史上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数学两个100分，一个99分，天文学100分。胡适在他的留学日记上说：“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
赵元任毕业后，先在康奈尔大学教了一年物理，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一开始也是教物理和心理的，可见他如果循规蹈矩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中国可能会多一个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而少一个语言学大师。
然而，学理出身的赵元任骨子里仍是个感性的人，科学是他的职业，艺术是他的兴趣，他无法做到因为职业而舍弃自己的兴趣。他说：“我对于艺术的兴趣仿佛是男人对女人的爱，热就热到火苗儿的程度。可是热度减了的时候儿，好像就是离开了伊也能过似的，回头又想念伊起来，可是又觉得没有伊，我的生活全没有光彩似的了。”
胡适曾向自己的美国情人韦莲司抱怨自己的妻子江冬秀，韦莲司却建议他向赵元任学习：“对于与我们性情不合的人，除了用艺术家的眼光探索他们天生最好一面外，难道另有更公平的态度吗？……你能不能学会嬉戏和他做个伴呢？我总觉得世间最忽略的资源就是嬉戏，要能够在社会上撑得住，没有比嬉戏更重要了。不是指声色犬马，或神经兮兮的寻乐，而是真正轻松忘我地让想象力奔驰，表现自己另外的一面。赵元任无论在任何困境都不会令人觉得他可怜，因为他能随时以嬉戏的心态从中获得乐趣。”
比起“国学大师”赵元任，我更喜欢艺术家的赵元任。
超越形式的婚姻
1921年，从美国留学回来不过一年的赵元任准备和认识仅仅几个月的杨步伟医生结婚了。对这个人生的重大抉择，赵元任的考虑很简单，没有请示父母长辈，也没找相师测生辰八字，只是把两人结婚的利弊写在一张对照表上，天天改来改去，一天他忽然发现利大于弊，于是便决定结婚了。
该年农历六月初一，赵元任和杨步伟在北京举行了一场独特的婚礼，独特之处在于这场婚礼其实是有婚而无“礼”。赵、杨二人都出身于世家大族，按照他们的家庭关系、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他们的婚礼理所当然是万众瞩目的，排场小一点都不好意思。然而，两人的婚礼却“低碳”得让人高叹，不仅拒绝任何的仪式，甚至不打算告诉任何人，真是彻底的“裸婚”。原来，夫妻俩都属于新式人物，思想前卫，对那种形式主义的旧式婚姻深恶痛绝。
两个人一开始打算连结婚证书都不要，但友人任叔永劝他们：“你们有资格样样自由，可是一班年轻人仿照你们就会随便乱来。”胡适也奉劝他们至少用最低限度的办法，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印花，才算合法。于是赵元任便事先用白话文写了一个结婚证书，预备到指定的日子再拿出来。
商量好结婚的决定后，双方一起到定情的中山公园照了许多张相片，并从中挑选了在格言亭拍的一张作为结婚通知书上的“标准照”，洗了四百份左右，预备到时候连通知书一起寄给各自的亲友。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阳明格言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曰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
1921年5月的最后一天，赵元任和杨步伟在北京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的住处请胡适和朱徵一块儿吃晚饭，胡适是赵元任在康奈尔留学的同班同学，也是多年交情的铁哥们，朱徵是和杨步伟一起开医院的，两人亲如姐妹。用人问杨步伟晚上来客吃什么，杨步伟正在忙着整理屋子，没好气地说萝卜豆腐都可以，结果用人真的弄了拌小红萝卜、凉拌豆腐，外加两盘火腿熏鸡，一大碗清酱肉，一大碗汤，这就是胡适日记中所谓“精致晚餐”的内容。饭后，赵元任微笑着拿出早先准备好的结婚证书，请两人帮忙做证婚人并在证书上签字。
对于这件事，胡适在日记中是这样回忆的：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Chunkuo，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的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
第二天，赵元任和杨步伟将在中山公园拍摄的结婚照片连同结婚通知书一起寄了出去。通知书上写：“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医士十分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份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人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同时两人还声明，除了两个例外，贺礼绝对不收，例外一是书信、诗文，或音乐曲谱等，二是捐款给中国科学社。
赵、杨大喜之日主要的活动，就是在邮政局给亲友们寄发通知书和照片，所有人一视同仁，就连证婚人胡适和朱徵也是两天后才收到通知书的，而彼此的家人由于离京较远，反而比别人更晚知道他们结婚的消息，愣是气坏了不少人。好玩的是，赵元任的天文学家朋友，美国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收到了英文通知书后，就把通知书贴在天文台的布告上，这样，他们的结婚竟成了一“天文现象”。
其实，夫妻俩在结婚前各自有一段包办婚姻，幸而生米都没有煮成熟饭。杨步伟出身于南京望族，她的祖父就是鼎鼎大名的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杨仁山先生。杨仁山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关键人物，弟子中有欧阳竟无、太虚大师这样的佛教思想界巨擘，谭嗣同亦曾入其门下。杨步伟出生前就和她的表弟指腹为婚，但她的祖父很开明，不仅从小不让她缠足，又支持她在十六七岁时退掉了婚约。
赵元任则在十二岁时与一个远房表亲的陈姓女孩订婚，但他对这种包办婚姻很是不满，在日记上写道：“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在美国的时候，他和不少的女孩有过交往，但因为这层关系，始终没有深入发展。杨步伟在《一个女人的自传》里写道：“赵元任和好几个人做过爱，逢是他吹他做过。可是他始终没有做到什么程度，可是他始终没有做到什么程度，因为他早已订了婚了。”（特别提醒，这里的“做爱”是“恋爱”的意思。）
早在美国留学时，赵元任就屡次写信回家，向长辈申述，要求解除婚约，理由有三：其一，对方辈分不合，长自己一辈；其二，女方比自己大两岁；其三，婚姻需自己相识合意的人，方能做终身伴侣。但这件事直到他和杨步伟结婚前才办成功了，为此，他付出了一大笔“违约费”。结婚后，杨步伟常就此事开玩笑说，这三个理由恐怕都要推翻：第一，杨和赵的姨娘冯启亚是同学，结婚后冯启亚写信给他们，总是称呼“步伟姊元任甥同鉴”，她认为从这层关系来看她也长他一辈；第二，陈女只比赵大两岁，而自己却比赵大三岁；第三，杨步伟自认为她这个人的性情是不是可以做赵元任的终身伴侣是个很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