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蜜蜂对于齐白石只是举手之劳，但梅兰芳却从中发现其他几位画家画的繁复的花鸟与齐氏所画的小蜜蜂构成了强烈的对称，“这种大和小，简与繁的对称，与戏曲舞台上讲究对称的表现手法也是有相通之处”。梅兰芳根据这个原理再去改进自己的舞台布置，他的好学与触类旁通犹如此类。
梅兰芳学画几年之后已经有卓然成家之势，后来还举办了画展。可以说，他是唱戏里面绘画最好的，也是画家当中唱戏最好的。他戏中所用之扇，扇面上的绘图很多出自自己的手笔，尤善花鸟竹菊与仕女佛像。从绘画中，梅兰芳不仅了解了中国画那种虚与实、简与繁、疏与密的关系和戏曲舞台构图之间的联系，更从画法的“气韵生动”延伸到表演的传神。而梅兰芳的绘画老师，不少人也反过来受他影响，成了死心塌地的“梅党”。
成就梅兰芳的不只是“梅党”，还有他的对手，梅兰芳有幸生在一个京剧鼎盛的年代，与他同台演出的多是功力深厚的名角。梅兰芳曾说，演员们在台上如同斗蟋蟀一样，对方的技能相差太远是提不起劲来的。当时观众最热爱的莫过于两个好角之间的“斗戏”，双方势均力敌，谁也不服谁，使出浑身解数，非要把对方比下去，真是火药味十足，场面精彩异常。这也逼得彼此都要在台前幕后下苦功，以免落后于人。如果那个时代只有一个梅兰芳，也就没有梅兰芳了。
梅兰芳去世后，一位日本京剧票友发出这样的感叹：梅兰芳以前没有梅兰芳，梅兰芳以后没有梅兰芳。梅兰芳以前没有梅兰芳这并不可悲，因为梅兰芳的出现弥补了这一遗憾。梅兰芳以后没有梅兰芳才是我们需要深思的，纵观这个时代所谓的演员，他们与梅兰芳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
真正的大牌
在中国戏曲史上，梅兰芳的出现完全可以用时势造英才，英才造时势来形容。时势造英才如上所述，英才造时势可看有了梅兰芳之后的变化。
在梅兰芳出现以前，京剧中最为人们看重的是谭鑫培这样的老生，他们征服观众，主要靠唱功。旧时真正懂戏的人，很多人是背着戏台听戏的，听到得意之处，冷不丁叫个好，把周围人吓一跳。不过曲高和寡，真正懂戏的人也不过是少数人，且集中在精英阶层。
梅兰芳出现之后，他优美的扮相与身段让那些背着身子听戏的人掉转了过来，对于他们来说，看戏这才变得名副其实。而梅兰芳成名之时，也正是新旧时代鼎革之际，以前女人不能看戏，现在大批女观众也可以走进剧场。女人都是感性的，她们对于那扯着嗓子在台上一顿胡唱的老生嗤之以鼻，而向那些柔美漂亮的旦角抛去了橄榄枝。大家知道，一旦女人很认真地喜欢起某种事物来，其执着和疯狂的精神是势不可挡的。
可以说，有了梅兰芳，京剧才真正地从小众走向了大众，从舞台走向了社会。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政府也希望有梅兰芳这样的超级明星来吸引大众的注意力，免得大家胡思乱想，进而胡作非为。梅兰芳的出现既受到民众的热爱，也受到官方的提倡，于是全民喜欢梅兰芳的局面呼之而出。
每个人看梅兰芳都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懂戏的人欣赏其表演，不懂戏的人附庸风雅，守旧的人回味传统，新潮的人追求时髦，“梅旋风”所到之处，必是一阵山呼海啸。署名“老鹰”的大学生说他跟同宿舍的人一起在上海天蟾舞台看了一回梅兰芳，学生穷所以只能买二楼的票拿望远镜看，回去之后马上给乡下的祖父写信：“孙已看过梅兰芳之戏矣，此生心愿已了。”祖父接读后气得胡须直抖。戏院的老板一边大把地数钱，一边也会胆战心惊：万一梅老板生病，或者有事来不了，观众非砸烂我的狗头不可。
这样的情景出现一时并不为怪，暴风雨总是来得急，去得快。令人惊讶的是从梅兰芳成名，到他去世，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中，这样的情形始终在不断上演。别人是各领风骚三五年，梅兰芳却从未过时。
而更令我惊讶的还是，五十年中，梅兰芳从未因为出名而改变自己的本色，如果把这与他生活的时代一比较，那就更令人称叹了。
许姬传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与梅兰芳合作，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梅兰芳的秘书。1950年他曾将自己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两次跟随梅兰芳北上开会与演出的所见所闻写成《梅边琐记》，在上海《亦报》上连载，其中披露了梅兰芳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一次演出时，许、梅二人同住六国饭店。许姬传发现梅兰芳这样的名人在旅馆里居然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动手，临睡之前一定要把卧室和澡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方才就枕。梅兰芳和许姬传属于北上开会的代表，按照规定，每天的替换衣服可由招待处指定人员代洗，但是梅兰芳的汗衫、袜子都是自己在澡盆里面洗的。他看见许姬传把汗衫、袜子交给茶房，还拦住他说：“这一举手之劳，为什么还要浪费公家的钱。”把许姬传劝得只好跟他一起洗。
洗衣服的活看起来梅兰芳经常在干，拜梅兰芳为师的京剧旦角演员陈正薇曾亲眼看到他“专心致志”地给夫人福芝芳洗丝袜，说出来真让人难以相信。梅兰芳不仅自己洗衣服，连马桶都会修，马桶坏了这样的事情，他都是自己动手将之修好，非常熟练，绝不劳驾工人。
梅兰芳现实中穿衣绝不像舞台上那样华丽，与他同列“四大名旦”的尚小云看到他几年穿着同样一套西服，不禁感叹“畹华大哥真是勤俭”。据许姬传观察，梅兰芳穿的汗衫好几件都是细针密缕缝过的。
梅兰芳的敬业精神那是众所周知的，他生平最反对“回戏”，以前北京城的习惯是凡遇到刮风下雨，上座不好，像他这样的腕就可以罢演。但梅兰芳认为这是一种欺骗观众的不道德行为，所以尽量避免这种事情，他说：“我在北京这些年，只要贴出我的戏码，不管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雪，明知卖座不好，也不让馆子随便回戏。”
旧时演员的演出任务非常重，体力常透支，生病在所难免，梅兰芳小病绝不辞演，已不知道多少次带病上台。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在上海演出，有一天正要上馆子，却临时发现自己左眼瞳仁起了一个白点，不但痛得难受，眼白也全红了。朋友请了一位俄国眼科专家来替他诊治，检查完了之后，大夫说：“你的眼睛不是一两天可以好的，应当休息才行。”梅兰芳的答复是：“我跟戏院定有契约关系，不能中途辍演。”为此，俄国大夫只好给他采取了一个救急的办法，为他敷上两种药，使得眼上的白点暂时消失。一连几天梅兰芳上台前都是这样处理，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也可以说是非常冒险的行为。
梅兰芳因为病倒而回戏的例子是非常少见的，若事情发生，事后他还会因此而自责，感觉对不起观众。他常常告诫自己作为一个演员要比常人更懂得爱护自己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处处留心、时时在意，在饮食方面、冷暖方面、睡眠方面都有严格的程序和规律，这样的负责精神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一个人名气越大越容易在乎自己的感受，而忽略别人的感受，梅兰芳以其行动告诉人们：真正的大牌不在于名气之大，而在于胸怀之大。
梅兰芳北京寓所的书房中放着一个小号的绍兴酒坛子，用一个四尺来高的木架子托着。初来的朋友见到后总要看它一眼，问梅：“这是干什么用的？”梅兰芳会笑着让人先猜，可是没有一个人猜对。原来这酒坛子是练嗓子用的，梅兰芳练嗓练得很勤，除了每天早晨出去喊嗓子之外，别的时候就在书房里，站在木架前面对着坛子口，提高调门练习唱腔和道白，这样可以避免打扰邻居家的安宁。看，多么体贴和周到！
演员在入戏的时候，往往被戏中的情绪带动起来，不知不觉较起劲来，所以“斗戏”有时是不由自主的。加上有些大腕恃才傲物、较为自我，就容易使得舞台出现失衡的状况。梅兰芳挑大梁之后，舞台上的其他人都要围绕着他运转，但他人未必有梅的功力，难免偶尔跟不上他的节拍。梅兰芳不仅用自己的表演带动其他人，还常用自己的表演来弥补他人的不足，他常说：“好演员必须照顾到同场的每一个伙伴。”
梅兰芳对于同行的照顾不仅在于场内，更在于场外。早年每年年底北京举行大义务戏演出（当时所谓“窝窝头会”），大多是由梅兰芳主持，收入用来补助贫苦同行。同行找梅兰芳借钱，基本上是有求必应。20世纪30年代初他迁居上海后，每到岁末仍照例组织义演数场，将票款所得悉数汇至北京，分给同行救急。梅兰芳到了晚年，体力大不如前，大家都劝他休息一下，但他不听，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为了提携同行。一旦梅兰芳离开了舞台，很多人也就不会看戏了。
许姬传《梅边琐记》中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其一，《梅边琐记》内容正式登报之前都先请梅兰芳过目以示尊重，但里面所有关于赞美梅兰芳的话都被梅删掉。我们知道，抵制别人的恭维要比抵制别人的批评难得多。
其二，抗战胜利复出后，梅兰芳在剧院演出的票价都是自己决定，剧院对他的低票价政策十分头疼，却又无可奈何，梅兰芳说：“我的戏不是专门给某一阶层的人看的。”联想到现在的某些明星常常以自己演出的门票价格高为荣，做人的差距一比可知。不过由于梅兰芳的戏太受欢迎，竟有黄牛买了票倒卖，低票价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这两个故事，固然说明梅兰芳虚怀若谷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从另外的角度来说，真正的大牌，已经超然与名与利之上。忘我表演、本色为人，梅兰芳给我们当今所谓的“大牌”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伶人爱国
伶界爱国者，以梅兰芳为典型，梅兰芳的爱国，可分成有为和有不为两种。从有为的角度来说，梅兰芳一度曾是中国对外的文化形象大使，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慕名而来的老外鱼贯而至。据说那时来京访问的外宾必看的内容，一为故宫，二为梅兰芳。印度诗人泰戈尔、瑞典王储（后来的古斯塔夫六世）夫妇、美国好莱坞影帝范朋克、日本着名歌舞伎艺术家守田勘弥，都曾经是梅家的座上宾。
梅兰芳还曾多次走出去演出，包括日本、美国、苏联，虽然鲁迅对此颇不以为然，但梅兰芳的访问演出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宣传民族文化的作用，也为他本人和京剧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那个年代政府光顾着打仗，哪里还顾得上文化交流。1930年梅兰芳访美演出除了商人们的支持外，他自己也搭上了一大笔积蓄，当时适值美国经济大萧条，市面萎靡，跑到大洋彼岸去演出连很多中国人都看不懂的京剧，风险可想而知。试想想，如果不是心中有让国剧走出国门、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信念，谁愿意去冒这样的险？
1930年8月，一位学者从哈佛大学讲学回来，告诉胡适，美国人只知道三个中国人：蒋介石、宋子文、胡适。胡适笑道：“还有一个梅兰芳。”这“还有一个”，自然是梅兰芳访美的结果。而梅兰芳在美国也收获不小，除了演出大获成功之外，还获得了洛杉矶波摩拿学院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的两个文学博士头衔。
以前中国的国情是戏曲可以进入大雅之堂，但是唱戏的却进入不了大雅之堂，一般官员文人和唱戏的交情再深，到了文字上都得斟酌，题赠书画落款时绝不肯以弟兄相称，普遍就是小友，最多不过艺士之类。有见识的伶人对此很是不满，谭鑫培、陈德霖凡是别人所赠书画，看到小友二字必定撕毁，却也不能改变现状。此次梅兰芳头顶俩博士帽子回国，在崇拜海归的中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以后人们称他都可以叫一声“梅博士”了，这不仅是称呼上的改变，也是伶人地位的提升，地位提升了，大家唱戏也就更卖力了。
梅兰芳在对外宣传国粹的时候又反过来振兴了民族的文化产业。所以说，爱国不是光靠一张嘴巴的，得有实际行动。
但梅兰芳的爱国之行获得举国称颂，乃至载入史册，还在于他国难当头时的有所不为。
在日本侵华之时，拒绝与敌人合作，表现出民族气节的伶人固不止梅兰芳一人，但他人事迹都不及梅兰芳轰动。这除了梅兰芳的地位外，还涉及他在日本人中的影响力。日本是一个受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我国的诗歌、书法、绘画、戏剧在日本都很容易得到共鸣。1919年5月和1924年10月，梅兰芳两次受邀赴日本巡回演出，都取得了万人空巷的效果，梅也成了日本人眼中的文化偶像。美国报纸中说梅兰芳是六万万人欢迎的名角，意思就是除四万万人中国人外，还有日本人一万万人，世界其他地区加起来一万万人。齐如山说，中国人到日本，日本社会呼他们的姓名，永远用和音（日本音），从前只有李鸿章到日本，一部分人呼之中国音；此次梅兰芳到日本，则全体日本人都以中国音呼之。这足以说明梅兰芳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阴谋在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几次派人来邀请梅兰芳于伪满洲国成立之日，去演几天戏以志庆祝，价钱随便开，安全绝对保证。梅兰芳当然不去，来人抬出溥仪前清皇帝的身份来说项：“你们梅府三辈都受过清朝的恩典，是人人都知道的，如今又成立新政府，你们自然应该前去庆祝，且这与演一次堂会戏，也没什么分别，有何不可去呢？”梅兰芳答道：“清朝已经让位，溥仪先生不过一个中国国民，倘他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庆寿演戏，我当然可以参加；如今他在敌人手下，另成立一国，是与我们的国家立于敌对的地位，乃我国之仇，我怎么能够给仇人去演戏呢？”
1935年，梅兰芳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准备赴苏演出。日本人听说梅兰芳要到苏联去，特地派人来邀约他再到日本演出，愿意给他比苏联更优厚的条件，但梅兰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当时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苏联，势必经过伪满洲国，梅兰芳担心被日本人强留住，演几天戏，成了日本人的借口。后来经过几次接洽，规定了所有配角二十余人由北平乘火车，经东三省赴苏联。而梅兰芳一人则由上海乘苏联轮船“北方号”，由海道转海参崴，经西伯利亚铁路入莫斯科，绕了一个大圈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紧接着，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三个月后，上海沦陷。梅兰芳的处境也开始变得尴尬起来，为了摆脱日本人的纠缠，他借口外出演戏，携带家人和梅剧团离沪去了香港。在港期间，梅兰芳深居简出，大隐隐于市，整日以书画为伴，聊以度日。
没有想到，随着战事的扩大，香港也不保险。1941年12月下旬，日军占领香港，梅兰芳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大的牢笼之中，日本人肯定会软硬兼施让他出来演戏，作为大东亚文化共荣的象征。梅兰芳与妻子商量后，索性留起来八字胡须，以此表明自己已经金盆洗手，退出舞台。他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