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历史，要衡量中国古代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准，无非有两个标准：衣食温饱和政治清明。如果能够让老百姓拥有自己的娱乐时间和场所，那就更加OK了。如果以上三个标准来评价刘启俩父子，我们可以亮出这样的分数：满意。
据司马光介绍，文景之治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收入。首先，汉朝政府的钱堆在府库里，数都数不清，花都花不完，连穿线的绳子都烂了。
其次，全国各地粮仓满足，甚至有的地方没地方装了，粮食露天腐烂得都不能吃了。
再次，百姓生活富裕，很多人都买得起真正的宝马。听说，只要在大街上，如果你骑的是雌马，或者是幼马，那你就太掉价了。肯定逛一趟街回来，就再也没人瞧得起你了。
如果一个时代牛到连老百姓都争相拿宝马来攀比，我想，这个时代肯定是真的富了。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关心的上层建筑，无非就是社会福利及养老医疗等制度。
再加一个奢想的想法，恐怕就是公民话语权。如果汉朝人真正做到哪天突然心情不爽，站在大街上骂皇帝不被抓，那幸福指数恐怕神仙都要嫉恨了。
事实上，彻底开放公民话语权，爱骂谁就骂谁，这不仅仅是汉朝人的奢想，更是两千多年以来，古代中国人最浪漫的遐想。古代中国，特别是文景之治这么美丽的时代里，为何都不能冒出一点民主气息。我想，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探究的问题。但是这个宏大的历史社会问题，还是留给象牙塔里的老学究去弄吧。现在，我们最关心的是，文景之治的魅力和良心。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皇帝或时代，要想在历中上光耀千古，不仅是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一样需要解决。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之父管仲曾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通俗地讲，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对于汉朝人来说，何为礼节，相信礼学大师叔孙通及其弟子已经给他们解释得相当清楚了。汉朝人所谓荣辱观，无非就是少受点皮肉之罪。
曾忆否，秦始皇焚书坑儒，天下刑罚，犹如枷锁脚镣，天下无不呼吸艰难，寸步难行。秦朝诸种苛政，不叫良心，而叫黑心。到了赢胡亥当皇帝时，甚至可以把他骂做狼心狗肺。然而与之相反，自高祖以来，几任皇帝，包括吕雉在内，都在做一个民心工程：减少刑罚。
但是，能够真正将汉朝人从苛刑彻底解放出来的人，正是刘启。刘启登基初始，曾经认为刘恒对相关刑罚减得不够。于是他规定，罪犯应该打五百鞭的，改打三百鞭；应打三百鞭的，改打二百鞭。
可是，十二年之后，刘启发现，他改得还不够，必须继续改。因为，这些该打三百鞭和两百鞭的，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成残废。这跟活活杀人有何区别？
于是，公元前144年，刘启再下诏：凡是罪该打三百鞭的，减为二百；该打二百鞭的，改为一百。别以为各少一百，如果刘启只改到这一步的话，汉朝还真不知有多少残废。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问题就出在鞭棍和打法上。
之前，汉朝对罪犯都是大棍侍候，而且是直打后背，不打折扣。如此打法，不要说人，就是拉来一头大象，恐怕也要被打成残废。于是乎，刘启重新颁布了一条新法：《鞭棍执行法》。
该法是这样规定的：鞭打只能用竹棍（竹棍比木棍实力弱）；竹棍的标准是，一端直径一寸，末梢则薄半寸（直径大，压力肯定大）；鞭打时，只打屁股（打背部伤内脏），一口气打到底，中途不准换人（傻瓜都知道换人力气足，打死人更快）。
什么叫良心？这就是历史的良心和国家的良心！
如果那时的一个汉朝人站在你面前，你要问他：你幸福吗？他或许这样回答：幸福。
如果你再问：你幸福在哪里？他会这样说：有饭吃，有钱花，有房住，失业率低，还有宝马开。犯罪了，还少挨打，忍忍就可以回家了。手痒了，还可以跑去雁门郡参军，保家卫国打匈奴。
我想，仅以上汉朝人一席关于幸福指数的话，足可地道地诠释文景之治的魅力。事实上，文景之治，哺出来的不是一只花翅膀的蝴蝶。而是一只展翅高飞，傲视天下的雄鹰。
这只雄鹰开创的时代，就叫：汉武雄风！！
走进新时代
董仲舒：天人三策
公元前141年，刘启崩，太子刘彻转正为皇帝。这一年，刘彻十七周岁。他一上台就雄心勃勃，准备推行人生的第一个皇帝计划：推翻黄老，独尊儒术。
汉朝的老人政治，自曹参定下了黄老治国的路线后，像老牛赖窝似的，几十年从来没挪过屁股。于是一直到现在，窦太后还在孜孜不倦地信奉这套。
然而，在刘彻看来，窦太后已经老了，眼睛也瞎了，汉朝不能再被《道德经》圈住了荷尔蒙过剩的身躯。如果再不开窗放空气进屋，或许第一个被憋坏的，首先是他这个当皇帝的。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无争。刘彻还要告诉老子，他不喜欢做低眉的水，他要昂起高贵的头颅活着。这个崇尚有为的皇帝，他是当定了。
有为，就是积极行动。用西方哲学流派来说，这叫行动主义。实用主义从来都是行动主义的好兄弟。于是，刘彻登基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忙着给老爹评职称，定功德，或者修身养性，而是大张旗鼓地开选贤大会。
曾记否，曹参主政汉朝时，谁向他推荐贤良，他第一个灭的就是他。于是，曹参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懒人治国时代。口才好的，不如木讷的；干得好的，不如喝得好的。于是，惹得当时的少年皇帝刘盈很是没辙，最后想劝，反而被曹参以萧规要循的借口驳得无话可说。
现在，刘彻准备告诉汉朝的老人们：懒人时代即将结束，让曹参那一套喜喝懒做的国策，通通见鬼去吧。
汉武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天，十月。刘彻发布文告，广招天下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经过层层推选，全国有一百多位高人被招入京考试。
此次考试，刘彻亲任主考官。那时，汉朝离发明科举制度还遥远得很。所以免去笔试一关，凡是被推荐上来的，直接进入面试。面试的方式，就是面试者和皇帝面对面，一问一答，或以书面材料呈上答案，史称对策。
那次是汉朝立国以来，第一次举办的大型人才招聘大会。翻开刘彻手中那张人才名单，有许多人竟然是当时汉朝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之中就有：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人东方朔，赵人董仲舒等。而这张灿烂的名单中，最引人瞩目的，首数董仲舒博士。
董仲舒，广川人（今河北景县）也。早年以治《春秋》闻名于世，孝景时为博士。据司马迁介绍，当时研究经学的国宝级人物屈指可数。然而，那些经学大师，大多都是八九十岁的老古董。如果皇帝要请他们出山，估计只有抬出来讲课了。
董仲舒就不必抬了。因为，他与那帮经学大师齐名时，不过是三十多岁的青年。而且更让那些老家伙佩服的是，正当年壮的董仲舒已经像模像样地广罗门徒，授业解惑。
数尽天下，包括董仲舒的学生，都没人知道董仲舒心里怀着怎样的学术梦想。这个梦想，不说则罢，一说肯定吓坏一帮老人：一统江湖，独步天下。
武术有江湖，学术也有江湖。在中国历史的学术江湖中，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话语权的争夺。而思想学术和国家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往往会间断性地呈现出这样不均衡的关系：国家不幸，学术幸。
君不见，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民不聊生。然而，诸子思想如雨后春笋，纷纷冒出。于是，成就了中国历中上第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后来，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坑儒，百家如花凋落，唯有法家横绝于世。
先秦时期的儒家，日子一点都不好过。忆当年，孔子奔波于诸侯之中，举世悲绝，仍然心存梦想，发出悲音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从那以后，此话就成了儒者追求理想的座右铭。终于，秦朝一崩，儒者们仿佛在历史的夹缝中看到了希望。儒家各路门派和精英，纷纷打包上路，乘着大风去追逐梦想。
在汉初，那些敢于追求理想的儒者中，代表人物就有叔孙通、贾谊、晁错。然而，董仲舒看来，叔孙通不过是与时俱进的混饭者，贾谊和晁错不过昙花一现的救世者。他要做，就做永恒的思想者。
任何思想，都有源头。董仲舒的思想源头就是五经，五经宴席中，主菜就是《春秋》。如果换用江湖的说法，《春秋》就是董仲舒修炼的主要秘笈。
翻开金庸小说看，我们都能发现：所谓的武功高手，都有一个老套的成功过程：要想成功，首先闭关。
搞学术和练武功也是一样的道理，唯有忍受大孤独和大寂寞，才能修成上乘功夫。跟所有大师一样，董仲舒为练成学术神功，也选择了闭关。
他的闭关纪录是，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