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斯洛文尼亚政府指责联邦政府在分配修筑高速公路的国际贷款中歧视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损害了他们的民族利益，要求联邦政府下台(当时的联邦总理是斯洛文尼亚人米·里比契奇)。卢布尔雅那的报刊抱怨“联邦堵塞了斯洛文尼亚的一切机遇”，要求“削减斯洛文尼亚对联邦的负担”。这种史无前例的事件，构成了南共联盟讨论联邦内部关系和联邦制问题的起因，并成为1970年1月克罗地亚共盟十中全会对一元主义的斗争及其引起连锁反应的重要因素。
6．克罗地亚事件
1969年年底，克罗地亚共盟提出一项关于对联邦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的倡议，认为国家中央集权制已成为发展自治的主要障碍，并扼杀了民族的“主动精神和地位”，因此在南斯拉夫社会发展中应考虑民族特点，肯定民族的发展。倡议引起全南的强烈反响。一元主义者认为，倡议者是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威胁了国家的统一，并予以严厉批评。克罗地亚共盟中央以需要对各种批评“进行评价”为由，于1970年1月中旬召开了十中全会。全会认为，中央集权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在南斯拉夫社会发展中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倾向和危险，并提出了克罗地亚共盟的政治行动纲领。此举引起南舆论界的哗然。克罗地亚的主要社会力量都参加了这场反对一元主义的政治运动。后来，反对共产主义的主张及民族分立的势力也混入了。为排除不利的社会发展因素、阻止不信任情绪的扩大和维护国家的统一，1970年夏，铁托就联邦关系问题建议修改宪法，在货币、税收、财政、援助不发达地区等方面进行改革，规定在这些方面，联邦未征得所有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同意不能做出决定。这成为联邦议会在经济问题上协商一致原则的开端。
7．克罗地亚“反革命事件”
1971年克罗地亚文化协会(“玛蒂察”)在其报刊中说，南斯拉夫是“克罗地亚的监狱”，克应当成为“真正的主权国家”，从联邦收回外交权和国防权，申请参加联合国，建立由本民族军官指挥的共和国军队。克民族主义分子说，波黑的穆斯林都是克罗地亚人，应与克合并。这实质上是企图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克罗地亚独立国”，使克在人口和地域上可以与塞尔维亚相抗衡。弗·图季曼在《克罗地亚周报》上说，克罗地亚人对联邦国家已感到不满意，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邦联”或“国家联盟”才能解决。在经济问题上，他们认为，克受到“剥削”和“掠夺”，其处境比奥匈帝国和南王国时期“更加糟糕”；抱怨联邦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提取过多，但克境内有20个区人均收入低于克平均收入的50％，却得不到联邦基金的援助。对于这些言论，克党政领导态度暖昧，放任不管，甚至暗中支持，以便向联邦施加压力。11月23日民族主义分子在萨格勒布发动3万名大学生举行罢课，并企图煽动工人总罢工。铁托总统被迫中断在国外的访问，匆匆赶回国内，亲自出面干预，召见克罗地亚共盟领导人，严厉指责他们的“反革命行为”。11月30日～12月1日，南共联盟主席团召开会议，对克罗地亚领导人进行了批判，撤换了克共盟主要领导人。会后改组了克罗地亚政府和议会。此外，还有数百人被撤职，骚乱的某些首要分子被判刑，党员都被开除出党。一场分裂主义活动被平息了，但是，南斯拉夫社会内部潜伏的矛盾并没有解决。
8．“铁托式的文化大革命”
1972年10月南共联盟对塞尔维亚共盟领导人进行了批判和清算，指责他们宣扬“伯恩施坦式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推崇专家治国论，在公开的宣传报道中缺乏阶级观点，把战争时期的干部当做教条主义和保守思想的代表加以排斥，竭力想使塞尔维亚摆脱联邦政府领导的“监护”，企图破坏南共联盟的团结和损害国家的利益。但是在塞共盟中央的三次秘密会议上，撤换塞共盟领导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铁托亲自到会作了长篇讲话后，塞共盟主席马·尼凯集奇和书记拉·佩罗维奇提出辞职。会后，塞总理米·博亚尼奇和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博·帕夫洛维奇也提出辞职。一批大企业和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人被清洗。到年底，共盟伏伊伏丁那省委主席米·查纳达诺维奇和书记米·拉多伊钦提出辞职。外交部长米·特帕瓦茨下台。曾任总参谋长、外交部长和副总统的科·波波维奇从政治生活中引退。接着斯洛文尼亚总理斯·卡夫契奇，马其顿共盟书记斯·米洛萨夫莱夫斯基，曾任马其顿共盟主席、当时任联邦主席团委员和南共联盟主席团委员的克·茨尔文科夫斯基，波黑派往联邦工作的阿·胡莫、奥·卡拉贝戈维奇、哈·卡佩塔诺维奇、切·科波乐都被撤职。西方报刊把这次清洗称作“铁托式的文化大革命”。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这时南斯拉夫内部已有相当多的不稳定因素，特别是发生的某些重大民族纠纷和政治事件，已不能靠制度本身的力量来妥善处理，而只有靠铁托总统个人的威望来解决，暴露出南联邦体制和南共联盟领导体制的软弱无力。
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矛盾逐渐显现。由于改革不到位，问题不仅未能解决，而且越积越多，致使困难越来越大，形成经济危机的潜在威胁。
二、全面危机
1980年铁托逝世后，南斯拉夫遇到了严重困难，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意识形态和党的体制都发生了危机，而且日趋严重。南共联盟中央和联邦政府虽然从各方面做了许多努力进行改革，期望扭转局势，怎奈改革不到位和积重难返，终于未能挽回局面。
1985年1月，南联邦议会社会制度问题委员会通过了《对社会主义自治政治体制运行的批评性分析》。文件虽然提出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但实际上仍然只是在1974年宪法和1976年联合劳动法的范围内提出一些抽象的建议。这些建议没有通过具体措施来贯彻落实，所以没有收到显著成效。
经济困难加剧了各地区间的利害冲突。1983年冬，发达共和国和不发达共和国之间为确定下年度的外汇提成比例而激烈争吵，使社会计划迟迟得不到通过。到年底，总理普拉宁茨带上辞职书去出席议会会议，这样才使下年度的社会计划在议会中勉强通过。
1986年6月举行了南共联盟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指出，在过去的四年里，南共联盟在许多方面遇到了新的社会形势和新的挑战。为摆脱经济困难，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实现劳动的自治一体化；在继续反对国家所有制垄断和剩余劳动的国家主义异化的同时，不应取消国家必要的历史作用，联邦国家机构应加强发挥职能。大会呼吁加强南共联盟的团结，加强多民族社会主义自治大家庭的团结。
5月16日联邦议会选举的米库利奇总理执政后，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和制止经济恶化，在1986年6、7、11月连续提出三个控制物价，限制工资增长过速、实行现实的外币汇率，鼓励第纳尔储蓄、制止任意贷款、提高农产品价格、整顿企业，鼓励旅居国外的南侨民回国投资等的“一揽子计划”。
这些措施收到了部分的暂时的效果，由于其中有些措施具有行政命令的性质，难以持久，而且整个经济体制没有进行改革，所以困难的经济局势没有得到扭转。
1987年前后，许多有识之士提出要对南现行的自治体制进行改革。南共联盟中央接受了这方面的建议，决定要进行“全面的、总体的和多渠道的改革”，即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党的体制都进行改革，并开始酝酿修改宪法。
1988年11月联邦议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公布施行，共修改补充和废止了1974·年宪法中的135条，占总数的三分之一。针对80年代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修正案确定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措施。宪法修正案虽然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由于80年代后期国内形势的急剧恶化、已难以贯彻并取得成效了。
经济危机的延续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罢工经常发生，参加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1987年发生1627起，参加的人数约15万。1988年共发生罢工1700余起，参加人数超过40万，甚至某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小学教师也举行罢工。基层党组织和工会往往站在罢工工人一边。
特别是民族矛盾更是日甚一日，民族关系日趋紧张。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力图更多地为本地区谋利益，以取得本民族的信任和拥护，而把联邦的共同利益放到一边。于是以前比较隐蔽的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本位主义公开泛滥起来。
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不再设立总统的职位，国家元首的职权由联邦主席团集体行使。联邦总理(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继续由韦·久拉诺维奇担任。久拉诺维奇来自黑山。黑山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共和国。在当时经济日益困难的形势下，他周旋于几个强大的共和国之间，工作十分困难，曾几度想辞职，勉强维持到1982年5月到期。
接替韦·久拉诺维奇的米库利奇工作也很艰难。联邦执行委员会提出的经济措施，由于各共和国自行其是，互相掣肘，收效甚微。经济困难加剧了各地区间的利害冲突。普拉宁茨在总理位子上勉强维持到1986年5月到期，由米库利奇接任。
1988年5月．米库利奇政府任期满两年，向联邦议会作全面的工作报告。在讨论中，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共和国对他表示不信任。虽然由于在表决中得到其他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支持得以留任，但是在这种政治和经济形势下，以米库利奇为首的联邦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988年12月28日联邦政府提出的紧缩开支、削减社会消费的议案遭到联邦议会否决，米库利奇总理提出政府集体辞职，这在战后南斯拉夫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除了政府危机，还发生了“元首危机”。南斯拉夫实行国家“集体总统”制，国家元首是由各单位派出的代表组成的联邦主席团。每年5月15日是联邦主席团主席换届日，按轮换原则，1991年5月15日应当由当时担任副主席的克罗地亚代表梅西奇接任主席，但由于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以及两个自治省代表的反对，梅西奇未能获得二分之一以上的多数票而不能上任。这使南斯拉夫第一次成为没有国家元首的国家。后在欧共体和平使团的斡旋下，7月1日梅西奇才当选为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由于克罗地亚已宣布独立，同年12月5日，梅西奇在克罗地亚议会上辞去克罗地亚派往联邦主席团代表资格，也就等于辞去了联邦主席团主席职务。
在经济困难、政局动荡的形势下，各共和国各行其是，联邦国家机关被架空，渐渐处于瘫痪状态，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得不到落实，收不到效果，分裂的倾向日益明显。
首先是宪法原则遭到破坏，失去了统一的法律基础。1990年8月8日联邦议会通过了一批宪法修正案，准备征得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议会同意后施行，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议会忙于各自的事务，对宪法修正案置之不理，结果不了了之。起草新宪法的工作也因联邦濒于解体而事实上处于停顿状态。但是，各共和国却相继制定或修改了自己的宪法或法规，而且其中的基本原则与联邦宪法和法规严重抵触，造成宪法危机。塞尔维亚共和国1889年3月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自治省的部分权利。斯洛文尼亚议会于1990年3月发表宣言，声称斯洛文尼亚拥有完全的经济主权；7月，斯议会通过国家主权宣言，宣称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完全独立自主，是国际法的完整主体；9月，斯议会通过一批宪法修正案和法律，强调斯洛文尼亚拥有经济主权和民族自决权，未经斯同意，南斯拉夫联邦的国防法和兵役法等一系列法律和法规不得在斯境内实施。1990年7月2日科索沃议会114名阿族议员签署并发表《宪法宣言》，宣布科索沃是南联邦(或邦联)内的平等的独立单位。9月7日已被塞尔维亚议会解散了的科索沃议会阿族议员举行秘密会议，通过了《科索沃共和国宪法》、“结社法”和“选举法”，还规定了国旗、国歌和国徽等。针对上述行为，联邦主席团向联邦议会提交了《为解决宪法危机而改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内部关系的行动纲领》，强调要改变现行宪法制度，必须经过南斯拉夫各民族共同达成协议。但这也未能制止住一些共和国的各自为政的行为。就在该纲领提出的第二天，塞尔维亚就通过了本共和国的新宪法。新宪法除保留自治省作为联邦的组成单位外，几乎取消了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的所有权利；还规定，当联邦或其他共和国损害塞尔维亚的平等地位和利益时，塞尔维亚有权采取特别行动来保卫自身利益；塞尔维亚对其境外的塞族人负责。12月22日，克罗地亚共和国也通过了自己的新宪法，规定议会可以以三分之二的多数作出分离或结盟的决定。
其次是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各行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最后几年，南斯拉夫的一些共和国和自治省随意违反联邦的财政、金融、税收等法规，截留联邦财源，建立壁垒，分割市场。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伏依伏丁那拖欠应上缴的流通税和关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停止缴纳加速了不发达地区联邦基金。已关闭的科索沃银行秘密在国外印制发行货币7亿第纳尔；塞尔维亚非法取得了初次发行的182亿第纳尔贷款。塞尔维亚1990年通过一揽子经济措施规定，对南斯拉夫某些共和国在塞尔维亚地区流通的商品和劳务征收特别税、向居民发放的贷款只许购买本共和国的商品、当塞尔维亚的利益受损害时将采取保护措施等，严重影响了南斯拉夫市场的统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也采取相应的措施，酝酿发行自己的货币和实行自定的货币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