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肆宣扬俄罗斯在“粉碎政变”中的功绩，声称“莫斯科救了俄罗斯，俄罗斯救了全国”。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动的“8·19事件”遭到失败后，叶利钦等俄联邦领导人立即以胜利者的面貌出现。在举行的一系列“庆功活动”中，大俄罗斯主义情绪表现得尤为突出，叶利钦被吹捧成了“民族英雄”，似乎是他才使苏联摆脱了一场“灭顶之灾”。
第二，擅自以全苏领导人的身份向全国发号施令。在“8·19事件”的三天里，叶利钦发布了一系列只有联盟最高领导人才有权发布的命令，甚至宣布由他来“接管俄罗斯境内的全部苏联军队”。叶利钦还下令停止一系列全苏性报纸的出版，撤销全国性通讯社——塔斯社和新闻社领导人的职务。“8·19事件”后，8月23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见俄联邦人民代表时，叶利钦气势汹汹地不顾戈尔巴乔夫的阻拦当场签署了中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的命令。苏联中央电视台当时向全国直播了实况，叶利钦“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场面给各共和国敲起了警钟，次日乌克兰便宣告独立，第三天白俄罗斯也发表了独立宣言，一些共和国的共产党相继宣布脱离苏共。
第三，威胁要修改边界，对其他共和国施加压力。叶利钦的大俄罗斯主义的表现很快引起了其他共和国的警惕。26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新闻秘书沃夏诺夫受俄联邦总统的委托发表声明，宣布一旦联盟关系中断，俄联邦保留向所有相接壤的共和国提出修改边界问题的权利。该声明发表后，立即遭到不少共和国领导人的非议，一些民族地区还举行了公众抗议活动，其中乌克兰和哈萨克的反应尤为激烈。
俄罗斯联邦以及叶利钦本人的上述大俄罗斯主义言行在其他共和国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土库曼反对“所有问题都在俄联邦解决”；阿塞拜疆批评俄罗斯成了“统治的主体”；亚美尼亚甚至批评俄罗斯搞民族主义会变成法西斯；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强调“不当小兄弟”，因为“俄罗斯已丧失了团结其他共和国的大好时机”。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大大加剧了其他共和国对联盟中央的离心倾向。
四、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引上歧途
学者们在分析联盟解体的原因时，大多把重点放在苏联成立七十多年来形成的政治和经济的体制上，而解体的直接原因则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确，作为领导这个国家的第一把手，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丧失政权和苏联解体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说得好：“对政治领袖人物作评价首先看他接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留下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诚然，戈尔巴乔夫接受政权时，苏联正走向危机，处在停滞时期，可是国家仍然完整无缺，然而，当他交出政权时，国家已经分崩离析，苏联也已从地球上消失。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在分析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的相互关系时这样写道：“说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因为苏联解体发生在戈尔巴乔夫任内，是作为戈氏‘改革’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结局而出现的。”“苏联的前途本有两种可能，而不是一种可能。尽管戈前时期存在种种问题，为联盟解体留下隐患、积累矛盾、形成土壤和基础，但是这些问题并非绝症，联盟的前途并非注定是解体。如果执行一条正确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对政治体制进行适当改革，同时注意不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分裂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那么苏联不是不可以避免解体，其所存在的经济、政治和民族等问题不是不可以逐步解决。然而，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改革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民族分离主义分子提供了极好时机，为苏联解体提供了促使矛盾总爆发，并使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苏联解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苏联解体上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不是认识问题，也不只是操作性错误，更重要的是原则性、路线性错误。因此对联盟解体负有直接责任”。
归纳起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至少犯有以下的错误：
1．政治方面
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弊病丛生，改革势在必行。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立即着手进行改革，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得到了广大苏联人民的认同。然而，在领导苏联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戈氏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导致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要对苏联的“整个社会大厦”进行“根本改造”。在“是改革政治经济体制还是改革社会制度”这个原则问题上，他本应制订措施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然而他却让社会制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摒弃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次，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当经济改革受到阻力停滞不前时，便草率决定把改革的重点由经济体制改革转移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来。这一转移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第一，纵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和非正式组织大肆活动，致使“民主化”失控。1989年5月25日至6月9日，苏联举行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落实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对选举体系、最高政权机构的组成及其活动进行改革。在会上，相当多的代表在发言时“揭短亮丑”，对苏共、克格勃和苏联的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戈尔巴乔夫对这些言论没有进行应有的驳斥。同年夏季，部分人民代表在议会里组成了“跨地区议员团”，其纲领同苏共的纲领大相径庭，成了共产党的反对派的雏形。
在戈尔巴乔夫的纵容和所谓“民主化”的感召下，社会上的非正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迅猛发展，其来势之汹涌，发展速度之迅速，为历史所罕见。最初，全苏联形形色色的非正式组织有数十个，1990年就增加到9万个，其中带有政治色彩的约一万个，具有政党性质的组织逾900个。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是最早建立的较大的反对派组织，开始活动时人数很少，1988年6月发展到4万人，10月正式成立时成员已多达10万人(其中22％的成员为共产党员，30％的成员为知识分子)。1989年9月问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争取人民改革运动(按译音又称“鲁赫”)刚一成立，就吸引了二十多万人参加。1988年，非正式组织平均每月举行一百九十多次群众大会，1989年就翻了一番，每月召集的群众大会达400次之多。
非正式组织的骨干力量大多是各界知识分子，他们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声誉。如，格鲁吉亚的著名诗人加姆萨胡尔季阿成了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分离运动的领导人。立陶宛著名钢琴演奏家兰茨贝吉斯组织了立陶宛民族主义团体——争取改革运动，该团体在1990年2月的最高苏维埃大选中获得80％以上的选票，兰茨贝吉斯本人以其享有的政治威望和显赫的社会地位当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该团体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著名经济学家普伦斯克尼担任了立陶宛政府总理的职务。在兰茨贝吉斯和普伦斯克尼的领导下，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率先于当年3月11日通过独立宣言，在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第一个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
苏联主要的反对派代表人物是俄联邦的叶利钦，他所领导的非正式组织“民主联盟”的惯用手法是借助街头政治与“跨地区议员团”里应外合，进行夺权斗争。在联盟解体过程中，街头政治成了叶利钦等人手中杀伤力极大的重要武器。这种活动与苏联重大事件配合得非常默契。如，1989年5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28日即有1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1990年2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建立总统制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全会召开前夕，反对派即组织20万人集会游行，打出“取消宪法第六条(即取消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要把多党制写进苏联宪法”等口号，向苏共施压。为配合加盟共和国地方选举，莫斯科的非正式组织动员30万人集会游行，号召苏共党员退党，要求共产党下台，甚至把列宁称为“血腥的独裁者”。1990年7月15日，莫斯科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游行集会，反共情绪更加强烈。人群中打出的标语有：“苏共下台!”“苏共掌权，国家没有未来!”“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瘟疫!”“打倒罪恶的共产主义制度!”等等。1991年3月17日，全国就是否保留联盟问题举行全民公决。3月10日，支持叶利钦的俄罗斯非正式组织在莫斯科举行了数十万人示威游行，队伍中打出了“联盟条约是俄罗斯的陷阱”、“宁可跟欧洲资本家联盟，不要与封建的中亚联盟”、“在联盟中生活——鬼哭狼嚎”等反对联盟的口号。
戈尔巴乔夫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本可运用党纪国法和武装力量来制止反共、反社会主义力量所进行的破坏国家统一的活动，然而，他对此却采取了纵容、妥协和让步的态度。尽管政府针对政治性示威制订了有关集会和游行的法令，但也无法付诸实施。如，1989年4月，为维持格鲁吉亚首都正常秩序，驻扎在外高加索地区的部队奉命执行了驱散反对派组织的示威游行的任务，“民主派”就这一事件煽动起反军浪潮，而戈尔巴乔夫从“第比利斯事件”得出的结论是：面对社会上的不安情绪只能进行说服工作，而不应当按“允许不允许”的模式来行动。戈尔巴乔夫的这一立场突出地表明他缺乏明确的民主法治观念。此后，当局在面临类似的大。规模街头政治活动时，就不敢采取对应的行动，使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频频得手。
第二，打着“彻底革新”执政党的旗帜，不断削弱苏共的政治核心作用，最后根本否定苏联共产党。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直接殃及到苏共本身。苏联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政治体制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戈尔巴乔夫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后，党内外出现了放弃苏共领导地位的言论。共产党内部出现的“民主纲领派”提出了要求苏共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抛弃民主集中制，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非政治化，撤销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甚至没收苏共财产和审讯苏共等口号。“民主纲领派”在党代会上声称，如果他们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就退出苏共，另立新党。在1989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就有代表正式提出了废除宪法第六条的建议，但遭到了否决。可是，事隔不到两个月，在1990年2月苏共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主动提出了修改宪法中有关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并准备实行多党制和总统制。这次全会是一次带有转折意义的全会。首先，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共对国家领导的法律基础；第二，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在多党制的构架下进行；第三，国家的最高决策权从最高苏维埃转到了总统手里，为戈尔巴乔夫独揽大权大开绿灯。中央全会的决定在当月召开的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了落实，一是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二是宪法第六条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被选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且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一条款的变化标志着苏共从执政党沦为议会党，这就为其他政治势力夺取国家领导权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
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要求建立总统制和坚持连任总书记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可以以总统身份代表苏共掌握政权。但恰恰是他这位身为苏共总书记的总统埋葬了共产党。在此前后，党员退党情况日益严重，苏联共产党原有一千八百多万党员，苏共28大后，一个退党的高潮在全国掀起，1990年头6个月就有37万人退党。这一年，苏联共产党的党员总数减少了14．1％。截至1991年7月1日，减少到1500万人。塔斯社社长克拉夫钦科曾形象地说：“有人把党比喻成一架发动机，现在这个发动机失去了动力来源，发动机也就失去了作用。”当1991年8月23日俄联邦总统叶利钦下令“暂停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在俄联邦领土上的活动”时，戈尔巴乔夫毫不抵制便辞去总书记职务并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这时，竞没有一个党员起来捍卫自己的政党，苏共就此停止了存在。
第三，片面强调“公开性”，放弃对舆论的引导，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抬头。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一改其历届前任控制舆论的做法，提倡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从而导致舆论严重失控，出现了“民主化无边”和“公开性无际”的反常现象。尽管他一度意识到必须控制舆论，并采取过某些措施，但是为时已晚，覆水已经难收。
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苏联的某些报刊开始变得非常激进。突出的有《莫斯科新闻》和《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等刊物。1989年开始，国内出现了大量小报，这些报纸造谣生事，无中生有，刊登大量所谓的“内幕消息”，宣传“激进派”的主张，为反对派向苏共夺取政权大造舆论。
1990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新闻法》，以法律形式肯定了“新闻自由”，为“自由办报”打开了缺口。使新闻失控盱隋况更为严重。在中央刊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激进的刊物标榜自己是“独立的”、“民主的”和“自由的”，他们不惜出重金来吸引有经验的编辑和记者为他们服务。可见反对派比戈尔巴乔夫更懂得控制舆论的重要性，他们知道：谁控制住媒体，谁就能使国家的局势朝着他所需要的轨道发展。
在加盟共和国，凡民族主义分子夺取了领导权的地区，都一定首先控制传媒，发行自己的刊物，为摆脱联盟中央大造舆论。许多激进的群众组织和新成立的政党也都有自己的舆论工具。一时间，各种政治倾向的刊物、宗教刊物，甚至黄色下流的报刊在全国各地泛滥成灾，群众的思想受到严重毒害。
由于舆论失控，在舆论导向方面出现了三大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