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4日，即德国统一的第二天，总理科尔在国会发表政策声明。他在声明中高度评价并衷心感谢苏联对德国统一所起的作用。科尔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统为消除我们祖国的分裂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他承认了各国人民有权走自己的路。没有苏联外交的新思维，我们不会如此迅速地看到德国统一之日的到来。”科尔这番话是真诚的、由衷的，也是符合事实的。毫无疑问，要是没有苏联的妥协退让，德国的统一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也得推迟相当时日。
众所周知，苏联是受纳粹德国入侵之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也是打败希特勒的战胜国之一。因此，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拥有无可争辩的发言权。一开始，苏联坚决反对两个德国重新统一，其原因是明摆着的：在当时的东德党地位日益虚弱的情况下，两个德国重新统一便意味着东德被西德吃掉，而东德是华约的前沿阵地，又是苏联最重要的盟国，东德被吃掉便意味着苏联赖以与美国争霸的华约集团终将解体，从而危及苏联的安全与超级大国地位。这是利益攸关、命运攸关的大事。所以，当科尔提出关于德国统一的“十点计划”时，苏联毫不客气地给予科尔当头棒喝，还告诫全世界“要警惕德国复仇主义的危险性”。
苏联的态度直接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其他有关各方的态度。东德当局被国内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闹得焦头烂额、心烦意乱，对科尔的“十点计划”虽然口头上说“不”，但心里发虚，底气严重不足，只得听凭莫斯科拿主意。西德急于统一，但面对莫斯科响亮的“不”，心里也有点慌神，除了耐心地与它磨以外，一时也没有好主意。
在西方大国中，最不愿看到两个德国重新统一的法国，甚至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1989年12月6日，也就是科尔提出“十点计划”后一周，法国总统密特朗匆匆飞到基辅会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密氏此行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力促苏联坚持反对两德统一。
很明显，如果苏联坚持初衷不改，反对两德统一到底，那么可以设想德国统一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但是，苏联的态度很快就变了，它妥协了、退让了，由坚决反对统一转为赞成统一并为统一开“绿灯”。1990年1月底，东德总理莫德罗就统一问题赴莫斯科与苏联“对表”，这时，克里姆林宫发出的信号已经十分清楚，戈尔巴乔夫对莫德罗说：“德国人有权统一”，“不排除今后德国统一的可能性”。莫德罗明显感到了苏联立场的重大变化，认识到东德想保住自己的“主权和独立”已经不可能了，不如变被动为主动，也把统一的旗帜举起来。于是，莫德罗回国后很快就抛出了自己的统一方案。几天之后，科尔率西德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倾听苏联关于德国统一的最新意见。这时，戈尔巴乔夫以最明确的态度、最清晰的语言告诉西德客人：“现在苏联、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没有分歧。统一问题应由德国人民自己解决，由他们决定采用什么样的国家形式、在什么时间、以什么速度和在什么条件下实现统一。”戈氏的这番话使所有在场的西德人欣喜万分，一个个感到浑身舒坦。
苏联态度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德国统一的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统一了有关各方在统一问题上的种种看法≯东德和西德一起朝统一的方向迈步了，法国虽然失望，但也不得不在统一问题上态度逐渐明朗起来，就连一向持保留态度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不得不在英国议会上说：“既然戈尔巴乔夫都承认了德国统一不可避免，那我现在也就没有什么好保留的了。”
那么，苏联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几乎是180度的转变呢?诚然，苏联态度转变的过程也是苏联领导人痛苦思考和权衡利弊得失的过程。研究表明，苏联态度的变化，是在其地位日趋虚弱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的战略退让，并力图在退让中有所收获。它的决策考虑是：第一，东德局势近乎失控，东德执政党的地位江河日下，丢权下野是迟早的事，新上台的政党必然愿与西德合并。与其到那时被迫接受，不如现在就为统一打开绿灯。第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西方关系进入缓和期，戈氏的外交“新思维”在西方广受好评和赞赏，如果在两个德国均愿意统一的情况下，苏联还坚持其反对立场，那么“新思维”将声誉扫地，东西方关系将出现新的紧张乃至对抗，这是处于内乱中的苏联所无法承受和应对的。第三，东德持续的政局动荡，使其经济濒临绝境，眼下只有西德有实力和意愿重整东德经济，把包袱甩给西德，苏联既能减轻自己的财政负担，又可扩展同西德经济联系的渠道。第四，防止统一的德国入盟西方和北约边界东移，力争使统一的德国尽量脱离北约，促其政策向东偏移。第五，统一的德国既是苏联的威胁，也是美国的对手，它不会甘心受制于美，苏可调动美德矛盾为己所用，瓦解德美关系，松懈西方联盟。显然，苏联是在退中求进。
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出，苏联的妥协退让是有条件的。或者说，它在退却中仍抱有某种幻想，它的条件是：德国重新统一以后，要退出北约，既不亲美也不亲苏。它的想法是：东德与西德统一后便脱离华约，西德与东德统一后也应脱离北约；一比一，公平合理。应该说，苏联的想法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只可惜，这纯粹是苏联的一厢情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早就斩钉截铁地说过，它绝不允许“以中立换取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必须留在北约”。英国和法国持同一立场。西德总理科尔和外长根舍也不止一次地表示，统一后的德国将留在北约。西方的立场十分坚定，不管苏联多么有理，不论苏联人说得如何口干舌燥，也不问莫斯科提出了多少委曲求全的折中方案，西方一概不听，在“未来德国必须留在北约”这一点上始终寸步不让。苏联在未来德国的联盟归属问题上同西方争了五个多月，斗了五个多月，结果一无所获。
鉴于东西方力量对比于苏联严重不利，更考虑到德国统一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苏联别无选择，只得再作重大让步。1990年7月中，科尔和根舍再次飞抵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把牙一咬，在取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和安全承诺以后，一口同意了统一后的德国归属北约。戈氏的这一表态让西德客人喜出望外。科尔回到波恩后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喜滋滋地向新闻界宣布：“我们的苏联之行在未来德国的联盟归属问题上已经取得突破”，“德国已经具备了在更短时间内实现统一的全部可能性。”
在德国统一的进程中，苏联做出过两次重大让步，第一次由坚决反对统一转为赞成统一，从而为德国统一开了绿灯。第二次是从有条件赞成统一到无条件支持统一，从而消除了德国统一的最大外部障碍，为德国统一“铺平了道路”。由于苏联的这两次重大让步，德国统一的列车便一路绿灯，全线畅通，顺利地驶向终点。
四、西德抓住历史机遇全力推动统一进程
西德是两德统一的主导力量，是“统一”这台大戏的主角。西德抓住历史机遇，多管齐下，锲而不舍，卓有成效地推进统一进程，为两德最终统一发挥了关键以至决定性作用。
西德在统一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支持东德动乱，全力促成政权更迭，为统一创造了必要前提
东、西德要统一，前提是双方都必须有这个愿望，即都愿意统一。一方愿意，另一方不愿意，则无法统一。东德起初不愿统一，反对统一，而西德则很想统一，迫切希望统一。东、西德要统一，就意味着西德要做东德的工作，让其同意统一。如今东、西德已经统一，现在回过头来看，西德在促使东德同意统一这个问题上做了两件极具智谋的工作。
第一，支持东德动乱，借民众之力，将原执政党内反对统一的头头脑脑统统打翻在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以及波兰、匈牙利的剧变，诱发了东德的局势动荡。西德迅速利用这一形势，支持东德动乱，为其统一目标服务。东德公民几次大规模出走西德，背后都有西德策动和支持的因素。凡到达西柏林和西德的东德公民，每人凭身份证到当地的银行、邮局或储蓄所可领取100马克的“欢迎费”，让其在琳琅满目的西德商店购物，其中不少人拿着东西返回原住地，从而又诱使更多人起而效仿，造成东德人心浮动。伴随着东德各地出现的示威浪潮，一些反政府党派和组织便应运而生。这些党派和组织都得到了西方尤其是西德大力支持和资助。与此同时，西德主要政党，如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等，都趁着东德的混乱局势，纷纷派人到东德活动，建立和发展姐妹党。这些新成立的西德姐妹党与东德的草根党派和组织联手向当局施压，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街头抗议活动，把原东德执政党搞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一大批反对德国统一的头头脑脑被拉下了马，声誉扫地。当局被迫同意于1990年3月18日举行西方式的多党制选举。
第二，支持亲西德的政党在竞选中胜出，取代原执政党。西德人确实有心计，他们趁东德原执政党被街头政治闹得方寸大乱、阵脚大乱之际加强了对东德的政治渗透，不失时机地组建自己的政党作为“特洛伊木马”，并让这些政党迫使当局同意举行西方式多党自由选举，这是两德统一进程中最重要的环节。而支持亲西德的政党胜出进而取代原执政党，这是西德为两德统一所使的一切招数中最关键的一招。进行多党选举，必然有输有赢。对西德当局来说，如果反对统一的政党胜出，那就满盘皆输，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因此，必须竭尽全力，使出浑身解数，确保亲西德的政党即支持两德统一的政党赢得选举。科尔的认识比谁都到位，他坦言：东德的这次大选“对所有的德国人而言都是一次决定命运的选择”。在短短一个多月的竞选期间，科尔亲自挂帅，六次赴东德参加竞选集会，为亲西德的竞选联盟——德国联盟(由基民盟、德国社会联盟和民主觉醒三党组成)擂鼓助威。德国联盟全盘接受科尔有关统一的思想和主张，表示它上台后东德“将以最快的速度”加入西德。西德将宝押在了这个联盟身上，为它造舆论，做宣传，向它提供充足的资金和其他一切便利条件。当许多东德选民因担心统一后东德马克会贬值而出现恐慌心理时，科尔旋即在竞选集会上拍胸脯许愿说，只要德国联盟上台，他保证东德马克不会贬值，东德公民将可用l：1的比价拿手中的东马克去换西马克。东德选民吃到了定心丸，很快便拿定了投票意向。3月19日凌晨，东德大选揭晓，在1240万登记选民中，有93％的人投了票。德国联盟得票48．15％，遥遥领先于其他政党和竞选联盟。政治分析家评价这一结果时说，这“是西马克的胜利”。在西德颇有影响的《法兰克福汇报》评论说：“波恩的金钱在这场激烈的竞选中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4月12日，德国联盟三党和社民党、自民党组成了五党大联合政府。这届政府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以加速自己的消亡为己任。它上台后不到半年便完成了“加入”西德的“历史性任务”。
(二)设身处地为苏联着想，力促戈尔巴乔夫下决心同意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
统一后德国的联盟归属问题一度成了横亘在统一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美、英、法等西方盟国只会对苏联的方案和建议说“不”，提不出能让苏联接受的解决办法，最终还是西德自己解决了这一难题。
西德理解苏联为失去东德和华约而痛感不安，也理解苏联对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而深感忧虑。简言之，西德理解苏联对其自身安全的关切。正因为如此，西德对苏联的工作很有针对性，因而也比较有效。它向苏联保证：德国统一后将大幅度裁军，放弃制造、拥有和掌握核武器、生化武器，北约的非德国部队、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在苏军撤出东德前后均不谋求进驻该地区(这实际上等于给东德地区以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使之成为一个“无核区”)。这些话让苏联很听得进去，使其听后比较宽心。
除此以外，西德还提出与苏联签订《睦邻、伙伴和合作条约》，以便苏联对统一后的德国更加放心。这个建议是1990年7月中旬科尔访苏时向戈氏提出的。戈氏当时就觉得眼前一亮，颇有茅塞顿开之感。他认识到，通过诸如华约这样的军事集团来确保安全已不可能了，不如和西德签约，与之发展最为紧密的关系，并通过它改善和发展同整个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就是与过去的“敌人”化干戈为玉帛，变敌国为友邦，使之不再威胁自己，苏联不就安全了吗!未来的德国成了自己的友邦，它留在北约又何妨?戈氏想通了，他接受了科尔的建议。到这年9月13日，即四大国和两德外长共同签署《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的第二天，西德外长根舍便代表统一的德国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草签了《苏德睦邻、伙伴和合作关系总条约》。这项被称为“大条约”和“总条约”的文件为期20年，确定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准则，规定双方互不侵犯，不以武力相威胁，不提出领土要求，最高级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外长会晤每年两次。条约还载明了两国全面发展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的意向。该条约的产生过程，从提出设想到草签，前后还不到两个月，被认为是“创纪录的短暂”，表明了苏联的迫切需要之心和德国的急于报答之情，也说明了西德对苏工作有成效。
科尔和根舍多次访苏，同戈尔巴乔夫混得很熟，对戈氏的心情、心境也摸得很透。戈氏的“改革”在苏联国内乏善可陈，导致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此起彼伏，叠加出现，闹得政府财政拮据，捉襟见肘。根据有关条约规定，驻扎在东德的37万苏军必须于1994年年底以前撤出，但苏联拿不出钱来支付这支庞大军队的驻扎、撤离和安置等费用。苏方曾要求西德提供150亿马克的财政和经济援助，过去西德只同意提供70亿马克的无偿援助。为了预定9月12日四大国和两个德国的外长能如期在莫斯科签署《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又称《德国统一条约》)，科尔在9月10日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同意将无偿援助的数额由70亿马克增加到120亿马克，另外再提供30亿马克的无息贷款。戈氏听了非常满意，欣然接受。西德的钱真花得值，也花得是时候。9月12日，《德国统一条约》的签字仪式如期举行，从而使“德国和欧洲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西德在两国统一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决定性的，也是无可替代的。它一方面下大气力做东德的工作，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做苏联的工作，从而为统一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前提和铺平了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