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极其崇拜大自然的画家，正是这种情怀，让她终日流连在秋水、芦苇、古柳之间。无论是北京的胡同还是伦敦郊外的风景无一不让她痴迷，大自然就是她最好的灵感老师，无论是雾岚或者湖光，即使是秋菊或者蜜蜂，最后也都一一映现在她的画中。她自己所作的那些清雅高洁的山水花卉画曾被波城和印城的博物馆购买并且一直保存着。
凌叔华她首先是一个画家，绘画是她一生不解的缘，其次才成为一个作家，文学创作在她的整个生命中从来没有真正停下来。但无论是哪一方面，她都是有所成就的。她惊人的才能让人钦佩的同时也慨叹不已。这个贵族大小姐自从出生之后一直都生活在上层社会，但是她却试图在那狭窄的世界里窥探出人性的全部。她恰到好处地运用自己的细心观察和耐心思考，通过自己的艺术才华来给人们展示描述这些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家庭琐事，无论是太太、小姐们，还是老爷、少爷之间，甚至是那些不长进的堕落青年们无一例外地都在她的笔下闪动辉映。她要么用朴素秀逸的笔调去写少爷小姐们谈情说爱、吃喝玩乐的无聊之事；要么用尖锐的讽刺和鞭挞去揭露现实生活的种种不满和荒唐。
她的小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描绘，相反，常常是一种极其平静的述说。它幽深、娴静、温婉、细致，极其富有女性温柔的全部气质。
在她“闺秀”与“闺秀文学”表相之下，她其实拥有极其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随之形成一种独特的女性意识，由此造就了她惊人的写作成就。最后她还经由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推引成为第一位以英文自传蜚声于西方世界的中国女作家。
这个有着惊世惊艳之才的传奇女子，一生的生活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古城北京、日本京都、武汉珞珈山、四川乐山、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南洋新加坡……但是无论她走到哪里，都给那里的人们留下了数不尽的欢乐。
不记得在哪里看见过的史料说曾经流传着一句话，最适合做浪漫大诗人徐志摩的妻子的女子，除了凌淑华之外再无其他。多情的诗人与才女之间的情感纠葛也许还是从“百宝箱”事件说起。徐志摩曾经两次把对他来说至为重要的“百宝箱”暂时寄存在凌淑华那里，而此事在他因飞机事故去世之后一直被人议论纷纷。林徽因和陆小曼都争着吵着要回百宝箱，可是它真正应该归属于谁呢？很难说得清这里面的一切原因，原本气度翩翩的凌淑华不知道为何一直占据着百宝箱不愿意交出来，直到胡适亲自站出来主持公道。箱子里明明存放着许多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情书和日记，但是胡适在从凌淑华处拿到百宝箱之后却转交给林徽因。
其实很难议论此事件中谁对谁错，或者徐志摩爱谁深浅。他也许把凌淑华当成至亲知音知己，愿意将自己的贵重贴身之物交给她。但是对于凌淑华这样富有才情的女子，独占百宝箱一事却也给她的整个传奇一生画上神秘的一笔，让人们更加愿意相信，也许她真的是最有资格做徐夫人的女子。
门不当户不对
陈西滢留学回国之后就被北大的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在英文系，当时徐志摩已经是北大的教授了。由于徐志摩和陈西滢早在英国就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陈西滢自然也就是新月社早期的成员之一。陈西滢是“现代评论”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参与创办了《现代评论》，而且在里面扮演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因为当时的他正在负责其中的一个名为“闲话”的专栏。在那几年，他在那个栏目上曾经发表了不少的杂文式短文，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是政治、文化、社会还有名流等方面。
他那本著名的《西滢闲话》就是集合了他当年的那些评论式文章。他以精准的论事和畅达的文笔吸引了不少读者，尤其是与鲁迅之间的“战斗”颇为响亮。正是那一斗，让他的名气一下子变得更大。虽然自此他便陷入一种不被人理解，甚至招来谩骂和讽刺的境地之中，但是这位有过丰富的旅外经历，又曾经吸收了国外文化精髓的留学博士根本不屑于跟任何人争辩。他早已在多年的留学生涯之中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因此一回到国内，面对那些愚昧的激昂，他不仅看不惯，甚至还带有极强的偏见。
这位充满理性的北大教授有和鲁迅一样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刻感触，可是他的态度却与鲁迅有着很大的区别，于是才有了他与鲁迅的对抗和搏击。因为对于中国人固有的劣根性产生极为不满的情绪与厌恶，他时常在自己作品的字里行间表现出一种超乎理智的傲慢与骄傲，可是他的这些态度和情绪在当时那个时代并没有得到任何呼应，人们在面对他的那些尖酸刻薄的时候，只会感到难受，而并没有任何激情或者热情。
由此便可以知道，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如何都注定是要以失败为结局的，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失败者，并且还“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不仅如此，他那失败的成果还一直流传至今，因为一直以来，他都被称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者”。人们对于他的偏见多多少少是由于对鲁迅的崇拜以及爱戴所致的吧。无论从他们论战的结局上还是从文学道义上来说，陈西滢失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强者。至少他敢想敢做，并且敢于去承担。而他的这一性格，跟凌叔华很像。
阎晶明曾经评价说陈西滢过于“理智”，而正是这个超乎一切的“理智”使他在人们的印象中逐渐滑向了“反动”的那一派，也就是鲁迅常常所讽刺的“正人君子”和“绅士”。而事实上，他不但不反动，还是一个很爱国的知识青年，只是他的表达方式有所欠缺或者并不恰当罢了。
“他的眼睛总是清澈明亮，那里面好像各种优点都有——洞察、理解、敏捷、机智，唯独缺乏善意。”
“他其实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对家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挚的，虽自少留学西洋，脑子里中国伦常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深厚。他孝于父母，也笃于友人，对待朋友是不负责则已，既负责则负责到底，任何艰难在所不顾。”
这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对他的两段迥异的评价。我们没有真正经历过那个社会，因此很难去评论说他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不过，像他这样的人物在那个时代来说至少是一个“异类”，用现在人的话来说就是“酷极了”或者是“十分有个性”。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他其实很难做到“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因为这在当时无论对于谁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这不仅考验了陈西滢，同时也在考验当时整个时代的接纳能力。
然而那个时代并不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包容时代，他在笔战鲁迅之后就一直被定性为一个面目可憎、很无趣的大坏人。即使后来与鲁迅的笔战结束之后，他彻底退出了文坛，人们还是无法原谅和理解他。在那个受“五四思想”强烈冲击的时代，“鲁迅”作为一个神圣的代名词，他不仅有政治作为保护的盔甲，还有众多对他入迷而执着的追随者，试想在这样的情况下，陈西滢怎么可能会赢呢？那是一个拥有“特殊国情”的年代，因此即使才华横溢的他也失去了笔战的优势，不仅如此，还丢掉了自己作为绅士的优雅和从容，从此在人们的印象里只能是一个大坏蛋的形象。
其实他不是专门针对鲁迅一个人，更不是看谁不顺眼就专门攻击那个人。就连自己多年的密友徐志摩，他也是很公正地指出来说他“太无约束，堆砌辞藻”。
陈西滢的这种文学评论作风，或许就像是伏尔泰的那种“我和你意见不同，可是我宁可牺牲我的生命也要保护你发言的权力”风格吧。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如果终极都是爱，那么又何必在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无论别人是怎么想的，至少他身边有一个女人一直不认为他是坏人。她天生丽质，而且聪慧过人，至少有一定的辨别力吧。但是，如果说是因为爱情而暂时被蒙蔽双眼也不无可能。自从泰戈尔访华之后，凌叔华进入新月社，并且成为其成员，同时也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过很多很有分量的小说作品。
如果说在接待来华访问的泰戈尔的茶话会上，她充满智慧的谈吐和气质吸引了陈西滢，那只是极其平常的一件事情，就像当时她也同样吸引了胡适和徐志摩一样。但是《酒后》这篇小说，却把这个传奇女子彻底地送到陈西滢面前，并且让他震撼，甚至有点欣喜若狂。他开始关注她，或许该说是器重与欣赏并存吧。因为当时陈西滢跟徐志摩一样是北大的教授，所以作为北大学生的凌叔华在辈分上比他们低一些，把他们尊为师长。虽然如此，却一点也不影响他们成为朋友。
徐志摩比凌叔华大三岁，因此他们虽然是师生，但是平时却像朋友一样，走得很近，关系也很好。而陈西滢，虽然只年长徐志摩一岁，并且跟徐志摩有着极其相似的留学经历，在国外留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们的脾性却不太一样。徐志摩有诗人的天真烂漫和随性自由，而陈西滢作为一个“老”博士，又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文学评论家，免不得谨慎而且成熟稳重很多。即使他对凌叔华十分有好感，赞赏有加，但是也只是表现出老师对学生一般的欣赏，唯一的不同，或许是他们的书信来往比较多，但是也仅仅是老师对学生的一种疼惜与怜爱，并没有逾越师生这个界限。
不过这个拥有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的女学生，对这个稳重博学的陈教授，除了学生对老师的那份崇敬和欣赏之外，还多了一些爱慕。他们不仅拥有对文学的共同追求，还对绘画有极其相似的爱好和兴趣。凌叔华常常给陈西滢写信，请教一些写作上的问题，有时候也聊聊自己的绘画。而陈西滢每一次都会耐心地给她回信，并经常给她指导和点评。无论是写作、绘画，还是评文论艺，始终都在牵系着他们，并且不知不觉中把他们拉得更近。虽然每一次都是在谈论文学艺术，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感情也渐渐流到了对方的心里。
所谓的日久生情，或许便是这样的吧。何况凌叔华是这样一个美人兼才女，如果看她第一眼，就会想再多看几眼；如果听她开口说文学，就会想继续听下去。一旦看了她的绘画作品，那么恨不得挂一幅在房间里，希望每天都能够看见。如此痴迷沉醉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流逝，便渐渐显现出来。他们就是在一来一回的书信里，渐渐对彼此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感情。然而两个人都极其默契地不对任何人说，无论是他们的亲人还是好友，隐瞒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但凡可以做到公开化，应该没有哪个女人愿意一直跟自己深爱的男人保持地下恋情吧。因为女人们的感情丰富并且强烈，她们总是比男人投入更多的激情，并且充满更多的期待。而年华正好的凌叔华不仅受“五四”新思想的熏陶，而且还是一个敢爱敢恨的纯真女子。如果不是有一些不得已的苦衷，她倒是很愿意公开自己跟陈西滢的恋爱关系。
凌叔华的父亲是一个受封建思想影响特别深的人，他的脑袋里一直装着那些诸如“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类的腐朽观念。何况凌叔华还是一个大学尚未毕业的女学生，如果被父亲知道自己与老师自由恋爱了，那还不被他给骂惨。向来父亲都很宠爱凌叔华，她不仅才识博广，而且还很听话。他对自己这个掌上明珠，是有一定的期待的，当然希望她在学业上有所成就，并且能够把绘画这一家里的衣钵好好传承下去。
恋爱通常会耽误正事。不是说嘛，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很多旁观者也都是这么认为，更何况父母呢？长辈们总以为爱情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都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和精力，让人无法优秀地完成很多事情。可是，凌叔华却没有犯糊涂。她理智地选择与陈西滢地下恋两年，就这样，像是在发展地下情一样，他们悄悄恋爱了两年，整整两年的时间，她不仅完成了大学的学业，顺利毕业，而且还拿到了燕京大学专门为表现杰出的学生颁发的“金钥匙”奖。带着这个好消息，她把自己与陈西滢恋爱的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父亲，或许这是最合适不过的时机了。
但还是必须谨言慎行，因为对于凌家这样一个名门贵族来说，即使女儿再怎么讨父母欢喜，门当户对还是很关键的。而陈西滢似乎根本达不到门当户对的条件，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没有那么复杂，而且也没有那么殷实的家底，再加上他长期在国外留学，无论是从生活习惯上还是个人修为与学识方面，都与国内的才子志士有很大的区别。面对各种客观的现实，如果说盲目地去跟父亲坦白自己与陈西滢的恋情，或许不仅会招来强烈的阻止，他们的爱情也很可能会因此被彻底封杀掉。
凌叔华就这样思前想后，最终跟陈西滢商量出了一个妙计，他们首先请凌家的一个世交前辈去跟她父亲说说看。幸运的是，他们刚好请到了一个拥有高超谈话艺术的前辈。他到凌父面前，并不直接进入主题，而是缓缓而谈，先随便瞎扯其他无关的闲事，然后慢慢进入有关凌叔华的话题，最后才巧妙地提出主题。
女大当嫁，何况这个女儿又是刚刚大学毕业，还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凌父自己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一听来人提到的这个陈西滢是北大有名的教授，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因此还是颇为喜欢的。但是他转念一想，这个教授曾经在外面喝过那么多年的洋墨水，他接受的是新式的洋文化，免不得有点担心这个人也许脾性上会与国内的传统文人有什么不同。更何况当时的陈西滢“名气”如此大，凌父并不太愿意要这个公然与鲁迅唱对台戏的“反动”女婿。
然而，被老朋友以及亲戚等人一番劝说之后，他也勉强答应了。
这对保持两年地下恋的情侣，经过层层考验，终于迎来了幸福的一刻。即使门不当户不对，即使年龄有差距，即使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即使一个专攻评论一个善于绘画，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爱情其实并不管所谓的“门当户对”，更不用在意世人粗俗的眼光。爱情只是两个人的事，只要互相深爱，还有什么理由不继续走下去呢？只要心里有彼此的位置，为什么不争取一直互相陪伴的机会呢？
被人遗忘的世界
1926年7月，凌叔华和陈西滢相识两年之后，终于迎来了这一神圣的时刻——结婚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