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值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的炮舰向我国东南沿海到处猖狂袭击，攻陷了许多口岸和城镇，这使丁拱辰忧心忡忡。他夜以继日地整理所积累的西洋武器资料，编著成《演炮图说》。1842年春，丁拱辰将《演炮图说》呈交原两广总督邓廷桢，转送靖逆将军奕山和两广总督等人。经许可，按法铸炮，并在广东燕塘炮局传授炮法。丁拱辰在当时科学家丁守存，数学家、物理学家安徽歙县人郑复光的帮助下，三易其稿，1843年重辑为《演炮图说辑要》出版。全书分4卷50篇，附图110多幅，对各种炮式、火药以及轮船、战舰的制造和运用，都详加说明，并附有图表。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带着自制的用以“测量演炮高低”的象限仪一具，由福建老家千里迢迢奔赴广东，“前来军营投效”。此时，林则徐已被撤职，主持广东军事的是“靖逆将军”奕山。这年冬天，丁拱辰在广州燕塘向团练大炮手传授炮法，并将所著《演炮图说》与懂得制炮技术的人共同研究，“详加考核”。经过他们的辛勤努力，使驻守各炮台的司炮者都懂得了大炮的用法。经奕山等批准，丁拱辰按他的设计在广州捐献资财，略仿西洋样式铸炮。由他监制的大炮均采用滑车绞架，能上下左右改变射击的角度和方位，重量自一千斤至八千斤不等，灵巧结实，操纵推挽都极灵便。因为丁拱辰出色的发明创造及其捐献资财铸大炮的行为感动了道光皇帝，丁拱辰得到六品官衔和花翎顶戴的赏赐。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丁拱辰应钦差大臣塞尚阿之聘，偕其胞侄丁金安前往广西桂林，从事铸造各种类型的火炮、火箭、火喷筒等军器，共铸造1000斤至8000斤不等的大小火炮106门，全部演放有效；所制的抬枪、火箭、火喷筒、火药等器，也全部适用。在广西期间，丁拱辰还根据铸炮和演练炮兵的实践经验，又著作《演炮图说后编》2卷64篇，绘图81幅。对制造大炮和炮弹及枪炮的测量、演练教习等作进一步的阐发。由于监制有功，丁拱辰获得官职赏赐，但他无心仕途，在完成铸炮和教习演练之后，便回归故里。
洋务运动兴起后，丁拱辰北上江苏、上海，为编撰西洋武器著作和研制西洋武器而奔劳。同治二年（1863年）编成《西洋军火图编》6卷，12万字，附图150幅，促进了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应用与发展。
丁拱辰的发明创造是多方面的。在1831～1841年间，先后成功地制造了蒸汽机雏形和机动轮船雏形，他还撰写了《西洋火轮船图说》，并绘有制造图式，是我国近代第一篇关于火车、火轮船的论文和设计制造图。他还对德国天主教士汤若望口述，安徽宁国人焦勖笔录整理的兵书《则克录》进行补充修改，重新编成《增补则克录》3卷，附图样88种。
鸦片战争后，丁拱辰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正确完整论述西洋武器和铸造洋式大炮的人，是近代中国军火科学家的杰出代表，也是当时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创造发明在当时科学技术落后的中国，是相当有价值的，特别是《演炮图说》，当时朝中著名人士给予很高评价。魏源认为《演炮图说》“甚合时用”；林则徐读了《演炮图说》，积极表示令丁拱辰回福建，“面谈细底，方觉快心”；叶志谦称赞《演炮图说》是“谋国谋心，事先利器，配金配火，虞备除戎”；状元林鸿年为丁拱辰像题赞诗说：“诸葛神机用火攻，舟车战法古原通，极西浅翊量天尺，本出玑衡矩度中。”他的故乡宗祠还为他立了“名达九重”的匾额。
丁拱辰在科技上的贡献，并没有在鸦片战争中得以充分地发挥，却在以后的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得以运用，当然，这与作为军火科学家的丁拱辰无关。（金贵）
赵炳南（1899～1984年），幼名赵德明，经名伊德雷斯，祖籍山东德州市，出生于河北省宛平县，后随家迁居北京西郊三里河村。他是我国现代著名中医学家，尤精于皮肤外科，蜚声遐迩。解放后，先后任北京首都医学院中医系教授、北京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北京市中医学会理事长、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他还历任全国第四、第五届人大代表，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等职。曾多次受到毛主席、朱德委员长、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赵炳南自幼体弱多病，6岁那年出天花，高烧不退，家里无钱就医，请来邻居王二妈视诊，虽逐渐痊愈，但落下许多小疤，被人称为“麻孩”。7岁时又闹了一场红白痢疾，8岁时得了疟疾，都是央求王二妈开了偏方，慢慢治好的。通过三次与王二妈的治疗接触，他对中医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连续3年生重病，使赵炳南错过了启蒙就读的机会。他8岁开始入学读书，先后就读于三里河清真寺办的“经学堂”、南房营私塾、皇塔寺小学堂、九天庙小学堂等，6年中投师6处，饱尝了辍学之苦。这就是他一生中受过的几年“正规”教育。
赵炳南14岁时，经人介绍到北京大栅栏的“伯贤药房”当学徒，后又到“德善医室”跟老中医丁庆三专习中医外科6年。他白天跟师傅学医、视诊，晚上刻苦攻读医书。在学徒期间读过的医书有《医宗金鉴·外科心法》、《外科各隐集》、《外科准绳》、《本草纲目》、《疡医大全》、《濒湖脉学》等。有的已经能够背诵下来，至老不忘，对于中医外科技术，他具备了较高水平。
1920年，赶炳南考上了北洋政府举办的中医学“医士”，但当局不允许他进城看病，只能在郊区行医。直到1923年，他又应试考中医，再次被录取，才借款赊药，在西交民巷独立开设医馆，挂牌行医。
赵炳南在行医中，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对病人态度谦和，详询病情，细察脉象，辨证施药。有一次，一个人力车夫去找赵大夫看病，当赵大夫听说他因生活困难，连饭都没有吃时，当即拿钱让他先到饭馆饱吃了一顿，然后才给他做手术。手术后，赵大夫分文不收，反而给了他一些钱，叮咛他精心疗养。赵炳南的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深受广大群众和同道们的称赞，由当时北京的名医汪逢春等带头，在他的医院门口挂上了一块金光闪闪的大匾，上题“造福人群”。
赵炳南十分关心本民族的医疗卫生事业，为了让本民族后代健康成长，他于1947年在北京广安门内大街创办了“普慈施诊所”，专为回族子弟做割礼手术，诊所的医疗器械、中西药品及一切费用，均由赵炳南承担，很受回族群众欢迎。1948年，北平市政府批准诊所改为“普慈施诊医院”，赵炳南担任外科主任，还请来了中医师陈申芝任内科主任医师，整个手术的操作程序更规范化了。这样，有效地防止了感染，减轻了孩子们的痛苦，受到回族群众的欢迎。
20世纪30年代初，末代皇帝溥仪“退居”天津旭街静园后，曾派老师让赵炳南前去看病。溥仪患的是鼻疖，唇颊部红肿。他既想看病，又摆出一副“尊大”的架势，赵炳南望而生厌。他用中药提疔的办法，三天后栓出脓尽，一周后基本痊愈，没留疤痕。后来，赵炳南又给溥仪的荣“皇后”看过一次病。两次接触，溥仪对赵炳南的医术留下很好的印象，提出让赵做他的“御医”。赵炳南说：“家有八十的老母无人侍奉，我这个年龄，只能尽孝，不能尽忠。”遂拒绝了溥仪的“御旨”。
汪精卫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时，竟明令废止中医。当时，赵炳南担任北平市中医公会外科委员，他对反动政府的这一决定极其愤慨，当即站出来提出抗议。
在日寇侵占北平期间，赵炳南出于爱国热忱，不愿做亡国奴，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日本侵略者规定，在沦陷区内中国人要按日本的时间定时，把时针拨快一个小时。赵炳南听后非常气愤，他想，侵略者来了，人不自由了，难道连钟表也不自由了！难道在中国的国土上，连按中国的时间生活都不能了吗？他在自己的医馆里，硬顶着不拨时针。后被日本狗腿子发现，一进医馆，不由分说，便把挂钟摔碎了。但狗腿子一走，赵炳南又买了一个挂钟重新挂上，仍按中国时间拨好。后来又被敌人发现，又摔碎了。敌人走后，他又买了一个新的挂钟挂上，仍按中国时间拨好。
新中国成立后，赵炳南焕发了青春，人民政府给他颁发了中医证书，给他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的机会。
1955年，经卫生部部长傅连璋介绍，赵炳南给朱德委员长看病。看病前，周总理亲切地接见了他，并和蔼地嘱咐：“给首长看要安全有效，中西医结合，积极慎重，与病人商量。”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示，给了赵炳南以力量，使他信心倍增。从此，他拄了多年的拐杖，也就自然而然地扔掉了。
1956年，北京市第一所中医院建立，赵炳南将自己经营多年的医馆中的药物、器械和准备扩建医馆的木料，全部捐献出来，表现出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赤诚之心。为此，他受到了政府的奖励。
赵炳南行医半个多世纪，积累了丰富的中医学理论和经验。他精通中医经典著作，擅长于治疗外科痈疽恶疮、皮肤疮疡、痰核瘰疠、术后瘘管以及全身性感染等急慢性病症。他对于中医皮外科理论及内服外用药的研究，造诣精深，并多有创新。他很注意实际操作，如对熬膏药、摊膏药、搓药捻、上药面等，均掌握得很熟练。到了晚年，仍坚持会诊，从不脱离临床。他常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1975年由其徒弟和助手整理而成的《赵炳南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为了表彰赵炳南对中国中医的卓越贡献，北京市卫生局于1982年举办了“庆祝著名回族老中医赵炳南教授行医65周年座谈会”。赵炳南激动地说：“我是个普通的回族中医，来自底层人民，我所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也来源于人民，我所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也来自人民，知识不停留，经验带不走（即带不进坟墓），请领导和同志们放心。”
赵炳南教授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更加勤奋的工作，把点滴经验都无私地奉献出来。他整理出行医生涯、学术思想、治疗经验、饮食疗法等文字资料17篇，临床经验磁带23盘，写出10种皮科常见病的电子计算机中医诊疗程序文字资料约3万字。
1984年7月6日，赵炳南教授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人虽已逝去，但给后人留下了崇高的医德和宝贵的经验。（董凤鼎）
张通——骄子系命，航空航天
张通（1935～1997年），曾用名张文起，河北省沧州市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航天工业专家，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总裁、党组书记。
1935年3月，张通生于河北省沧县沧镇（今沧州城里），其父张杰，早年以伊斯兰教人士身份投身革命，后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张通从小跟随父母生活在革命队伍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跟随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转战南北。在这种特定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的磨练下，他从学生时期就牢固地树立了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思想。1953年8月，他还在中学学习期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他学习刻苦，富有奉献精神，在学校师生中享有很高威信，经常受到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表扬，同时也得到党和国家的重点培养。1954年9月，由组织保送到苏联深造，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无线电系学习无线电物理专业，1960年2月，他以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品行经苏联国家考试委员会答辩考核，获无线电工程师称号，成为新中国培育的第一代优秀科技人才。
1960年4月回国后，他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工作，由于他的真才实学和奋力拼搏的精神，很快得到重用、提拔，历任工程组长、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80年11月，调任七机部二院二十五所第一副所长；1981年9月，晋升所长；1983年4月，任该院二十三所所长。1988年6月，调任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总经理；1993年5月，任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总裁；1996年11月，兼任该公司党组书记。
随着岗位的变更和担子的加重，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刻苦钻研的科学态度和拼搏精神越来越强烈。在长期从事航天型号和专业技术研制与组织领导工作中，他以系统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不断创出新的成绩。他曾负责研制过多种雷达发射机，在国内首次提出雷达快速自动频率控制的新技术，出色完成了很多高科技尖端项目。在二十五所任副所长期间，积极开展整顿改革，为型号研制和开发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在二十三所任所长期间，注重调查研究，在所长负责制的改革试点工作中，勇于探索，锐意进取，团结、带领全所同志全面完成了科研、生产和经营开发等各项工作任务，使全所科研水平、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并连续两年被评为北京市双文明单位。任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期间，大力发展同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贸易往来与技术合作，认真贯彻执行我国外交原则和政策，广交朋友，赢得了广泛的信任，开辟了很多外贸业务渠道。在国际环境十分不利的条件下，排除各种阻力，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开创新的局面。1993年5月，任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总裁以后，与党组其他成员一起，出色完成了航天长城企业集团的组建任务，提出并组织实施了走超常规发展道路，按综合商社模式建设和发展航天长城企业集团的发展战略，带领全体科技人员和职工，坚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科技开发和职工培训为基础，以航天外贸、投资开发、出口基地建设和机电产品出口为三大支柱，促进了各项业务的开展和经济指标的超额完成。在对外发射服务、航天产品出口、技术引进、加强公司两个文明建设和扩大航天影响等方面实现了较大突破，使航天长城企业集团走上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道路。他以服务航天、多做贡献为己任，为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