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承和发扬传统诗词之我见
传统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诗坛上一朵奇葩，应该继承它，发扬它，使它在新时期更加鲜艳夺目。
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扬光大它呢？这里先讲两点，作为引论。
一、普及诗词理论的必要性
繁荣诗词要有一支庞大的诗词队伍，要靠广大诗词爱好者的积极参与。这是个基础，没有这个基础，诗词是很难繁荣起来的。就目前情况看，形势还好。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起，我国就掀起一个诗词热潮。参与人数之多，作品数量之大，都是空前的。有人称之为“诗词复兴”、“文化回归”。尤其可喜的是，卷入这个热潮的，不仅有专业诗人，更多的是业余爱好者，从而使这个“诗词复兴”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诗词创作开始由少数人向多数人转变。
但也要看到，在这个令人可喜的形势背后，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两点。
一个是作品的质量问题。由于参加诗词创作的人，相当大的一部分，都缺乏诗词方面的基本功，表现为欣赏不得要领，创作难以入门；所以出现了“诗多好少”的状况。不少作品水平不高，公式化、概念化，共性多、个性少，套话多、真情少，雅颂多、风骚少，重格律、轻意境，甚至连格律也不懂，以为只要凑齐八句就可以叫“五律”、“七律”，只要字数对，就可以标以《念奴娇》《水调歌头》之类。如此等等。对于这些，有人呼之为“老干体”，有人呼之为“诗八股”。
另一个是诗词队伍的年龄老化问题。目前这批诗词爱好者的队伍中，老年人居多，中青年的比例相对比较小。有人统计2007年中华诗词学会编辑出版的《吟苑英华》，入选作者的年龄，60岁以上的占总人数的87%；60-40岁的占11.4%；40岁以下的，仅占总人数的1.5%。就我所接触的几个诗词组织来说，参加者绝大多数都是离退休的老年人。
这两个问题都关系到传统诗词发展的前途。前一个问题不解决，传统诗词就不能健康地发展，也不能持久下去。后一个问题不解决，传统诗词就会后继乏人甚至可能断代。这两个问题的存在，原因固然多种，其中对传统诗词存有误解以及缺乏必要的诗词理论知识的指导，却不能不说是个重要方面。
青年人爱好诗词和创作诗词的所以很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传统诗词“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等提法的片面理解。
传统诗词确实有“不易学”的一面。其实何止传统诗词如此。任何一门学问、技能、艺术都有“不易学”的一面，就是新诗不是也如此吗？不过“不易学”只是一面，另一面则是也“不难学”。关键是想不想学，爱不爱学。想学、爱学，“不易学”就转化为“不难学”。
传统诗词特别是其中的格律诗也确实有束缚思想的一面，被人称之为“带着镣铐的舞蹈”，这同样也只是一面，另一面则是“优美绝伦的舞蹈”。关键是懂不懂，熟练不熟练。懂了，熟练了，也就不会感到“束缚思想”，“带着镣铐的舞蹈”就转化为“优美绝伦的舞蹈”，创作诗词也就由“束缚思想”转化为“精神享受”。
要让人们爱它、学它，就要宣传它、提倡它。使人们明白传统诗词过去是个宝，今天依然是个宝，无论对于繁荣社会文化还是陶冶个人情操、丰富个人生活，都是十分有益的。不仅中老年可以学可以写，青年人也可以学可以写。要想让人们学会它进而比较熟练地掌握它，就要让人们懂得它，把握它。这些都需要宣传，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因此普及有关的诗词理论知识，对于继承发展传统诗词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关于诗词理论知识并不缺乏，但适合广大群众阅读的诗词理论知识读物并不多。比如，古代诗论家给我们留下的诗词理论很多，诸如大量的“诗话”“词话”之类。这是古人对诗词实践经验的总结。掌握这些理论对于我们继承和发展传统诗词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古人留下的诗词理论是长期积淀下来的，总体上看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再有，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由于面对的外部条件不同，内心的感受和观念不同，提出的主张也自然会有不同。此外，由于文字方面的障碍，也很难为一般人所把握。又如，现代诗论家们对于传统诗词理论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多数学术味太浓，不适合一般读者的口味，而且许多观点也还没有取得共识。再如，普及性的小册子诸如《诗词格律》之类的读物虽然不少，却又多偏重于“如何”而很少谈及“为何”，使人只能“依葫芦画瓢”。还有，大量的“诗词鉴赏”之类，如各种“诗选”、“词选”、“诗词鉴赏辞典”等，又多是对具体篇章的解读而缺乏系统理论的阐述。
鉴于以上情况，我在准备这个集子所收的各个专题时，就尽可能弥补上述各种不足，令其能使广大诗词爱好者既明确掌握传统诗词的必要性，又得到较为系统的理论知识，并且努力使多数人能懂、能用，从而把传统诗学真正能转化为促进当代诗词发展的理论工具。
我的做法是，根据时代发展的特点，吸收古代诗学的合理成分，参考现代诗论家的研究成果，结合大量诗篇，以理带诗，以诗论理。在诗词创作上既讲方法、原则，又讲原理，使人能知其然，又知所以然。
我所做的其实就是诗词理论的普及工作。这些专题，从性质上说，都是普及性的，不是学术论文，尽管其中有些带有学术气，但总的看还是“普及型”。也正是这个“普及性”，使我更为慎重，力求做到有根有据又有理，以免造成误导。对于每个专题我都要先看几十篇相关的文章，在别人文章的启发下，根据实际需要，形成自己的思路，组织自己的文章或讲稿。对于其中分歧较大的问题，还要去查阅更多的资料，通过考证、比较，决定取舍或另出新论。可以这样说，我的这些东西既取百家之长，为我所用，又进行独立思考广泛查证并揉进自己的观点体会。不过，由于水平和所见资料的限制，不妥之处或许还不少。希望读者指正。
二、继承和发扬传统诗词的几个要点
我国古典诗词有哪些优良传统特别值得发扬光大呢？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一）要坚持“诗言志”
“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所谓言志，也应该包括言情、言理、达美。这是写诗填词的目的性问题，也可说是立意问题。人为什么要写诗填词，总的说是言志、抒情、说理、达美。志、情、理、美，其实也就是意。你可以写人、写山水风景、花鸟鱼虫、写历史和现在，但归根到底还是写情志、写思想。没有思想感情，就等于没有灵魂。这样的作品，辞藻再美，音律再和谐，也只是诗的躯壳而不是诗。
正因为写诗填词的根本目的是表达思想感情，也就会存在诗歌的功能问题、价值问题。诗歌的功能或价值总是双重的。从个人角度看，人之所以要作诗，一方面是为了满足自我宣泄、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具有调节人的心理状态、维持人的心理平衡的功能。这是诗歌的个人价值。另一方面，任何一个人都不是生活在“象牙之塔”内，而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中。他的思想情感也由社会而发，并且要发向社会。这就又存在着诗歌的社会价值问题。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自从孔子提出“兴、观、群、怨”以后，优秀的诗词家都把积极地干预社会、顺美匡恶、教育人民、鼓舞正气，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一点应该是更优良的传统。
诗歌既然要言志言情，就要讲真情，不能讲伪情，不能矫情。诗歌既然要顺美匡恶、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就不能不讲正情、正气。这又涉及到“诗贵情真”与“诗贵高洁”的辩证关系问题。我国诗歌史上的“言志”与“缘情”之辩，“载道”与“抒情”之争，温柔敦厚与否等，都与这个问题有关。我们今天继承发展传统诗词同样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只有处理好诗词双重职能的关系，使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既真又洁，才能更好地发挥诗词在繁荣文化、弘扬正气、抨击邪恶、促进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也才能真正起到陶冶自己的情感，达到真正心理平衡的作用。这是诗歌创作的本质问题、方向问题。
（二）要坚持赋、比、兴
赋比兴是我国诗词的传统表现手法。“赋”是直陈，“比”和“兴”都要借助于物象。这就出现了直言其意、以象表意和二者结合的表现方式。由于以象表意需要借助于“物象”，而表“意”的“物象”也就是意象，因此也就形成了以营造意象为基础的意境创设的特殊手法。意境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古典艺术的核心范畴，也是传统诗词所追求的最高艺术标准。它具有情景交融、虚实结合与言外有意的特征。所谓的“明晰性”与“隐喻性”，“隐”与“秀”，“内意”与“外意”，“含蓄”与“直露”等，都与这个问题相联系。也可把这些相互对立的双方概括为“直”与“曲”。“直”就是直白，“曲”就是含蓄。
传统诗词是比较重视含蓄的，历来有“诗贵含蓄”之说。清人施补华更有“诗犹文也，忌直贵曲”（《岘佣说诗》）的说法。这是因为，含蓄的作品耐人寻味，给人留下想象空间，“使人思而得之”（司马光：《迂叟诗话》），而且富有情趣也更容易形成意境。所以古人很推崇诗词的含蓄性。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手法。所谓“含蓄”手法，一般说，就是营造意象。具体说来多种多样，诸如，比喻象征、婉转曲折、借景达情、以景衬情、借史喻今、借题发挥、指桑道槐、借物喻人、借物喻理、托物言志以及对比反说、奇妙想象、虚实结合等等都是。不过也要注意，“含蓄”不是隐晦。周振甫先生在《诗词例话》中说：“含蓄同隐晦不同，诗里不明白说出的意思，人家看了自然懂得是含蓄；人家看不懂，要费很大劲去猜还猜不透，是隐晦。”过于含蓄就容易引起晦涩。所以我们提倡要含蓄而不晦涩。
“含蓄”是诗词的一种表现手法，但不是唯一的表现手法，与之并行的还有“直白”。“含蓄”与“直白”没有贵贱高低之分，更不是水火不容。因而，不要以“曲”贬“直”。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用的就是直白表现手法，真实地表达了作者的亡国恨和爱国情。谁又能说这首词不好呢？
含蓄也好，直白也好，都是为言志、抒情、表意服务的，至于使用哪种方法更好，要看具体情况。有时候不能直说、不便直说，就含蓄地说，有时候觉得直白效果更好，如更能为别人接受，更能表达自己的情感，就用直白。“直”和“曲”是对立的，也是互补的。所以诗人们常常兼用这两种手法来表情达意。它们也可以“同熔于一炉，在同一首诗中共处互补，从而使诗意至善至美”。
（三）要正确处理雅和俗的关系
“雅”和“俗”，也是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话题。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它既是评价文艺的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之一，也是影响中国文化进程和文学发展走向的巨大力量，所以继承和弘扬传统诗词就不能不谈这个问题。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尊雅鄙俗”“崇雅黜俗”“褒雅贬俗”乃至“宁僻勿俗”的观念，也有过“重俗抑雅”“以俗为雅”和“愈俗愈雅”的主张。但总趋势却是“援俗入雅”“以雅化俗”“雅俗相补”的。这是我国主体诗歌《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所走过的路。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作品，大部分都来源于民歌，尤其是国风部分，原来都是民歌民谣，经文人加工润色而成为经典的。如果说《诗经》所加工的主要是北方的民歌，那么楚辞则是屈原等效仿南方的民歌而创造的，所以它有别于诗经，被称为“骚体”。诗经和楚辞都是援俗入雅、由俗变雅的。
秦代时间太短，实行的又是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汉代崇文重“赋”，文人诗歌成就都不大。但两汉及其后的南北朝时期，都注意采收“乐府民歌”。正是这些被视为俗文学的乐府民歌促进了魏晋诗坛的活跃，也促进了唐诗的繁荣。五言体赖它以定型，七言体也与它有密切关系。唐代盛行的歌行体和近体诗也都深受它的影响。许多诗人包括李白、杜甫等，都写过不少优秀的乐府诗。白居易、元稹等更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其特点除以新乐府的形式反映社会问题外，在艺术表现上，倡导率真、通俗、质朴的诗风，努力以平易浅近的语言、自然流畅的意脉来增加诗歌的可读性。可以这样说，乐府民歌这个“新俗”促使诗经、楚辞式的“旧雅”变成了唐诗式的“新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