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行到齐国后待了几个月，齐国国君齐襄王听说须贾的随从有雄辩之才，便遣人带了一些美酒及十斤黄金送给范雎，以此表示自己对智士的尊敬。作为使臣的须贾却未能得到齐襄王的如此礼遇，心中因此有些愤愤不平。范雎对于齐襄王的厚礼，只是心领美意，却未敢接受。后来在须贾的命令下范雎才收下美酒，黄金则当即让来人带了回去。
这件事引起了须贾的嫉妒，也招来了须贾的怀疑，他怀疑范雎是因为将魏国的机密泄露给了齐国，才会受到齐襄王的重视。
回国之后，气量狭窄的须贾立即向魏国的丞相魏齐上告了“范雎受金”一事，为此，蒙受了不白之冤的范雎，便被偏听偏信的魏国丞相魏齐下令大动刑杖，以示惩罚。
范雎被打得牙齿脱落，肋骨断裂，浑身是伤的他明白此时自己是百口莫辩，无法洗清自己所受的冤屈，又不想让自己的一身才略，满腔热血就此断送，于是只好装死以求逃过此劫，免除灾祸。
装死的范雎虽不再受刑杖之苦，被魏齐让手下人用破草席卷起来扔到了厕所中，并指使宴会上的宾客们用小便溺他，糟蹋他，美其名曰是警告众人不得卖国求荣。
面对这天大的委屈，这飞来的横祸，范雎没有一死了之，更没有就此消沉，苟且偷生，随波逐流。蒙受了这场无妄之灾的范雎决定离开自己的国家，另谋他处施展才华，显身扬名。于是，为了逃生的范雎，以日后重谢的方式许诺看守者，让他放自己脱身；看守人趁魏齐醉酒神志不清之时，以将范雎“抛尸野外”为由，放掉了范雎。范雎逃出魏府后在朋友郑安平的帮助下改名张禄隐匿了起来。
郑安平非常同情范雎的遭遇，于是积极的帮助范雎重寻明主。
此时的范雎便在忍辱求全中安下心来等候时机，静待出头之日的到来。
一天，魏国来了一位秦国的使节，郑安平得知此消息后，便扮作吏卒去接近秦使王稽。此时的秦国国强民富，且大有兼并其他六国的雄心，郑安平来到王稽身边为的就是将范雎引荐给他。
机会终于来了。
在下榻的馆舍里，王稽向郑安平打听魏国的智士贤人中有没有愿意到秦国去的，郑安平便不失时机地向他推荐了范雎，陈说了范雎的才干与遭遇，并定于当天晚上让范雎到馆舍来与王稽见面。
晚上，范雎依约来到了馆舍，与王稽畅谈。范雎对天下大事条分缕析，侃侃而谈，其才情智慧深得王稽的赞赏，一席话未完，王稽就已决定带范雎入秦了。
有先见之明的范雎机智的躲避了魏国的搜查，方得以安全进入秦国首都咸阳。最后，在王稽的帮助下，以自己的才华取得了秦王的信任，终于拜为秦国丞相，并封赐应侯，实现了自己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宏伟志愿。
试想，若范雎蒙受委屈之时不能忍一时的皮肉之苦，情志之辱，隐姓埋名等待时机的出现，不消沉，不失望，不安于当时的窘境，又怎能拜相封侯，雪耻报仇？故而，当我们即使是在遭遇人生挫折，“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也要善于忍耐，退让，随遇能安方可盼得“柳暗花明又一春”的到来。
我们现代，实在需要一点“阿Q”精神来对待失意与挫折，须知“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何苦在一些小小的难关面前便寻死觅活、痛不欲生，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与信念呢？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短短的数十年间我们要做的事有许多许多，不要将光阴浪费在无谓的闲聊与随波逐流之中。时运不济之时何妨多看看书，多学一门有益的技能，以脱俗的做人之道，以高人一步的信念立身，以超然的心态处世待人，当机会一旦叩响了你的大门，便能携着春风直上九云天。若我们已得命运之青睐，更要能把持住自己的品行，不为乌纱折腰，不为金银媚颜，堂堂正正护一身正气，傲立于俗世间，留得清名一世。随遇能安，自可消心中怨气、怒气、愁气，得一雅心、真心、悟心。
5.顺其自然
世间万物皆有其法则，强夺不来，巧取不得。
人之福祸，有时同样是难以预料的。
《淮南子·人间训篇》中曾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一位住在长城边的老翁养了一群马，其中有一匹马忽然不见了，家人们都非常的伤心，邻居们也都赶来安慰他，而这位老翁却无一点悲伤的情绪，反而对家人及邻居们说道：“你们怎么知道这不是件好事呢？”众人‘陈愕之中都认为是马丢失后老翁气疯了在说胡话呢，便一笑了之。
可事隔不久，当大家渐渐淡忘了这件事时，老翁家丢失的那匹马竟又自己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一匹非常漂亮的母马，家人喜不自禁；邻居们惊奇之余亦很羡慕，又纷纷来向老翁道贺。这次更奇怪，老翁不但毫无欣喜之意，还有些忧心忡忡地对大伙儿说：“唉，谁知道这会不会是件坏事呢？”邻居及他的家人都笑了起来，认为这次老翁又是被好事乐疯了，分不清是好事还是坏事了。
可惜不久老翁的话便应验了。几天后，老翁的小儿子从那匹新来的马背上摔了下来，腿跛了。家人们都挺难过的，邻居僻也赶来看望、安慰。只是老翁的态度让大家不明白，他不仅不难过，相反却哈哈大笑地对大家说：“这可能是件好事呢？”众人不明所以，百思不得其解，怀着疑虑各自散了。
事过不久，战争爆发，所有的青壮年都被强征人伍当了兵，战争是残酷的，被拉去当兵的人十有八九都没能回来，而老翁的儿子却因跛腿未被征用，故而能与家人相依为命，平安地生活在一起。
失马的老翁能高人一步地准确看出福祸相依的关系，又能正确对待所降临的福与祸，想得开，看得透，淡然对之，顺其自然，方能祸来泰然，福来坦然。
福与祸，本是一对孪生子。早在2000多年前，老子就曾在《道德经》中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意即：灾祸中总有幸福隐藏，祸是福的先行凭据；幸福里不免潜伏着灾祸、危机，福是祸的潜在前提。
自然界中常有不测之事发生；人生之中常有旦夕祸福出现，因而须有“祸来不必忧，福来不必喜”的豁达胸襟。
在福与祸这对矛盾中，须明白不论福也好，祸也好，均是由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铸成的。祸患来时要经受得起，把持得住，顺其自然，幸福降至时要冷静对待，淡然处之，方可乐极不生悲。
福与祸常常是偶然与必然的相互转换，辩证地对待福与祸，才能转危为安，避祸趋福。
东汉初年，据书载在辽东一带只有黑毛猪，大家也都习以为常，可是有一天一位商人家中的老母猪却产下了一窝白毛小猪，众人引以为奇，均认为这是异种。聪明的商人灵机一动：我何不将这些白毛猪运到燕京，肯定能卖个好价钱。经过一番盘算后，这位商人便开始行动了。
辽东距燕京很远，装着白毛小猪的车足足走了三个多月，其中的艰辛白不必言，但想着丰厚的利润，商人也不觉为苦了。当到达燕京时，这批小猪已长大了，喜不自胜的商人打着如意的算盘，马不停蹄地将猪运到了市场。可是当他到达市场时一看就傻了眼：这里卖的全是白毛猪。白毛猪在这里根本不足为奇，而且价钱比辽东黑毛猪还低。商人的心里下子就凉了，懊恼不已的他眼看着猪卖不出去，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商人毕竟是商人。当他冷静下来之后，脑中灵光乍现：既然燕京的白毛猪多，价格也不贵，而辽东又没有，那何不从这里贩几十头白毛猪到辽东，再从辽东贩黑毛猪到燕京？两边都是真正的物以稀为贵，还怕银子不滚滚而来么？
说干就于。这次商人熟悉了两地的市场行情，胆子也壮了，信心百倍地干了起来，果不出商人所料，每次来回，他都能大大地赚上一笔，不久，便成了当地的一名富翁。
辽东的这位商人，在首次生意失算之后能忍住失败的打击，并从这次失败中寻找到成功的商机，就在于他能把握住福祸之间的转换，不以一时一事的失败为意，不怨天尤人，而是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因而得以引出祸患之后潜藏的生机，并及时抓住，方成其事。
《菜根谭》中说：“多栽桃李少栽荆。便是开条福路；不积诗书偏积玉，还如筑个祸基。”“福祸之间仅悬一念，或因一善念而得福，荫及子孙，泽被后世，或因一恶念而招祸，丧身亡国，涂炭生灵。”
商王帝辛时，有一只小雀忽然生了一只乌鸦，引得人们议论纷纷，帝辛也知道了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令人为之占卜，占卜的人对帝辛说：“凡是小的生出了大的东西，则预示着国家会吉祥如意，风调雨顺，您的声名亦会提高，得到拥戴。”商王为此吉祥之兆喜出望外，欣悦之情溢于言表，从此沉浸在这吉言之中，不理朝政，且为祝贺这吉言而狂征暴敛，大兴土木，结果导致百姓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国库空虚，外敌入侵而灭亡了。
这位亡国的君王就是我们熟悉的商纣王。商王帝辛不知善待福的降临，逆天意而为，此福则成了灾祸到来的前因，正如古语云：“天欲祸人，必先以微福骄之，所以福来不必喜，要看他会受。”实应警之慎之。
比帝辛还要早的商朝武丁时候，同为君王的武丁却刚好与之相反，在国家出现了即将倾覆的征兆时，能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从而得以让已现出灾祸端倪的商朝重新恢复国强民富，兴旺发达的景象。即所谓：“天欲福人，必先以微祸儆之，所以祸来不必忧，要看他会救。”
福与祸的到来，不是天降祸福于人，而是因人自身行为、处事的好坏，得体与否的结果，故而孔于告诉我们：“存亡与福祸，都在于自己。并不是天降灾祸，地生妖孽，更不能主杀伐。”
祈告上天，不能得真福，也不能消真祸，唯有遇喜不轻喜，见怪不惊异，审时度势，有忍、有忍心，有耐性地处理问题，不被灾祸所吓倒，不为幸福所迷惑，泰然处之，顺其自然，以良好的心态，以正确的方式方法按照自己的原则始终如一的去做事方能避祸趋福，得福消灾。
幸福乃人人所期望、所追求的目标，灾祸却是人所厌之、恶之、避之的缘由，可世间哪有单纯的福、纯粹的祸？福祸总是相伴相生。不论福至还是祸降，我们所需要的仍是一颗“平常心”，一种“顺其自然”之念，方能超然于物外，“持身如泰山九鼎，岿然不动”。
心境如顺其自然，待人处世方能显己之真性，圆润得体，晓是非，明利害，不落世情窠臼。这才是智者的境界。忍只有选到一定境界才无敌！
我们穿越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我们就知道必须有我们自己的尊严挺立于天地之间。那时我们的忍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6.无道则隐
人在社会中，为人处事宜外圆内方，方以智、圆以融，刚柔相济，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头顶着“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头衔，却未在这耀眼的光环下脱离大众，仍然是一位“平凡的超人”。孔子的一言一行无不与常人相通，“粮食不嫌春得精，肉不嫌切得细”等世俗间的烟火气仍然充溢其身，故而视其为平凡；然而又因他生活于世俗之中却无庸俗之气，且将世俗引向了超越的高度，故而孔子又是一位圣人。
孔子的人格是正大弘毅的，他的性格似乎有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般的多面性，千百年来不同的人可看出不同的东西，得到不同的教益。上者取之循规蹈矩，下者取之圆滑混世。但实际上，这两者均不是孔子人格的真义。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表现的是孔子坚定的意志，也就是坚毅的内心。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孔子的行为言语也是一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莽直脾气。“直”与“君子”，孔于是分得很清楚的，他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知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士，邦无道则可抱而怀之。”在他的眼中，任何时候都“像箭杆一样直”的史鱼，虽可为人钦佩，却只能是二位“正直之士”，而非“君子”。君子应如有理想、有才华、有品行的人。
君子应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正气浩然，但也要学会识时世，刚柔相间，不可一“直”到底。那些遇喜则喜不自禁，遇悲则怨天尤人，哀叹悲观之人，是不能算作君子的。孔子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方为君子处世之策略。但这里的“藏”不是逃避、隐藏之意，而是指若在不开明、不清廉的环境中，自己的言语应谨慎谦逊之意。
许多人从中学到世故圆滑，不过是得其皮毛而已，并不知道这种与世推移的圆融的处世方式，其根基却来自于自己内心对事物的执着、坚定的追求。
在孔子的处世哲学中，更具有影响力的是其隐逸思想。
孔子言：“噶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贝帜。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孔子所坚持的“道”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般意义上的道理，而是√种源自修殷、周礼乐传统的包含社会思想、文化理想的社会秩序。据说周朝的当权者把政、教集于一身，创造出了所谓的王道乐土，朝内朝外并无不同的思想，因而被子孔子认为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统一的完美社会，并以“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宣言来表达自己对周朝推崇备至，心向往之的态度。
“无道则隐”不是孔子的懦夫哲学，不是以逃避的姿态来面对无道的乱世，不是要求人们做一个无责任，少志气的缩头乌龟，而应保持“出污泥而不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节操，正直人品。
明代吕坤曾说：“故天地之唯理与势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期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既夺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叔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顾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任斯道之南面也。”
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理即道统，它是永恒的，不会屈己就人的，它总是以精神权威凌驾于政权之上。于是，滥觞于孔子之“道”的道统终能汇成一股洪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荡涤着权势的污浊。
“笃作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是孔子教诲世人应守信诚实的做人，勤于思考、热衷学习，记住自己担负的职责，不轻易地以死殉道，不到危险、纷乱的国家、地区去，避免受到不良风气的熏染。这些是一个人的修养，也正是君子、智者们洁身自好的作为。
“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均是一个人在有了人格修养的基础上，“以善道”为原则，为中心，以最好的方法去推行“道”，去完善自己人格的一种手段。无论隐逸与否，都是自身人品的体现。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孔于此言是讲在有道的国家中应该有所作为，若不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只是碌碌无为的活着做一个平常人实在是“士人”们的一种耻辱；同样，若在无道的国家中得了富贵，则必然是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与人同流合污换来的，故更是“士人”们的一种耻辱。孔于的这句话不是教人去谋取高官厚禄，投机钻营，也不是教人以权、利为重，为目的。因此在有了“善道”这一原则下的隐逸思想便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策略，一种处世手段，面更是一种人类与万物同生息的存在准则，一种人类自身人格的大圆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