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掘井汲水。伯益和禹一样，最擅长掘井。⑦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对水充满着矛盾心理，水多了，成涝灾；水缺了，出旱灾。在洪水退去的季节，居住在高地的人们，取水便成为一个大难题。掘井技术的发明，等于把水源引进了居室，而且清洁卫生。
当然，伯益还是一位卓越的政治谋士，是尧舜禹时期的政治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根据《尚书》、《史记》记载，不管是唐虞之际的十一位名臣，还是虞舜时期的十位功臣，伯益均位列其间。
伯益的执政理念集中体现在《尚书·大禹谟》中。在禹、益、皋陶一起与舜帝讨论文德教化时，伯益发表了两通高见。首先，他通过赞扬尧帝实现“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的神圣使命，说明文韬（tāo）武略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了他的理政原则，今天不妨称其为“十不主义”。
那么，伯益的“十不主义”都说了些什么呢？伯益说：“唉！大家要警惕啊！应该时时刻刻戒备预料不到的事件，不要违背法则制度。不要放纵于过度的游玩，不要沉溺于过度的享受。任用贤明的人不要三心二意，清除奸邪者不要犹豫不定。有可疑之处的谋略肯定不会成功，考虑各种事情的时候思路应该开阔。做事情不要违背规律去追求百姓的称誉，也不要违反民众的意志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治国不懈（xiè）怠（dài），政事不荒废，四方万国都会前来尊你为王。”⑧
伯益的“十不主义”可简单归纳为四点：一是办事情要尊重规律、民意、法制；二是做决策要考虑周全，做到万无一失；三是在用人上要选贤任能、除奸去邪；四是不要贪图安逸，荒废国事。
在处理“对外关系”或民族矛盾方面，伯益也显示出高人一筹的智慧和谋略。当时作为华夏族的大禹受舜命，率各族诸侯前去征服“三苗”。大兵压境30天，苗族首领还是抗命不服。伯益随行参与军机，出谋划策。他认为，光靠武力弹压不行，还得以德行相济。他用帝舜以至诚至孝之心感化顽父瞽（ɡǔ）瞍（sǒu）为例，说明至诚连神灵都能感动，何况普通苗族人民呢？禹接受了伯益的这一计策。于是，舜帝就广泛地推行文教德治，让人们拿着榍和翳在宫庭两面台阶上跳舞，然后率军队撤退。又过了70天，三苗终于来归顺了。用文化认同处理民族问题，以德服人，以文化化人，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大小民族和睦相处，这种做法即使放在今天也仍然是一条治国安邦的良策。
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伯益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其实，伯益不仅有理论水平，而且还非常注重实践。他在劳作之余，还把自己的治水实践和管理农林的知识写成一本地理学著作，名字叫做《山海经》。《山海经》是研究我国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关于它的成书年代，迄（qì）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大部分作于战国时期，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汇集了前后多人之作。但史书上也有称《山海经》为“伯益之书”的。⑨
毋庸置疑，在史料空白的情况下，伯益独自一人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部含有我国上古时代民族、宗教、神话、历史、地理、医药、生物、矿产等许多方面丰富史料的巨著。但这丝毫不能否定伯益在《山海经》成书过程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史记》等所载，伯益是一位随大禹治水全程踏遍九州四渎的英雄人物，他的所见所闻，关于他的传闻传说，进入《山海经》之中，恐怕没有人会表示反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们把他假托为《山海经》的作者。
正因为伯益率领他的部族建立了如此功勋，所以舜在论功行赏的时候，不但给他的部族的图腾上挂上了黑色的飘带，还将姚姓最漂亮的女子赐给他为妻，并且祝福他和他的族人，人丁兴旺，繁荣昌盛，以后大有作为。⑩
①《史记·燕召公世家》作益已，《陈杞世家》分为翳、益为二人，不确。——依王遽常《秦史》说。
②《尚书》：“禹乃遂与益、后稷奉（舜）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
③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遂行四渎，与益、夔共谋。”
④《尚书》：“决江疏河，通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
⑤《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⑥《史记·夏本纪》：“与益予众庶稻鲜食。”
⑦《初学记》卷七：“伯益作井。”
⑧《尚书·大禹谟》：“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
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载：“（禹）遂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证之。故名之曰《山海经》”。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中也说：“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见闻，作《山海经》。”
⑩《史记·秦本纪》：“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后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
§§§第五节嬴姓之赐——秦人先祖以调驯鸟兽得姓的文字实证
前面说过，伯益和他的部族尽管在治水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使他的部族得到赐姓的殊荣，主要还是来自于调驯鸟兽方面。①
我们大家知道，大自然中的虫鱼鸟兽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飞禽走兽不但先于人类出现在远古的原始森林，而且在人类的进化之途上与人为伴，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着取之不尽的物质资料。三国时人谯（qiáo）周（zhōu）所撰的《古史考》中说，原始人住在山洞里的时候，是以飞禽走兽为食物的主要来源，吃鸟兽的肉，喝鸟兽的血，穿的是用鸟的羽毛和兽皮制成的衣服。②
飞禽走兽除了为原始人提供“血肉之食”外，还充当着古人祭祀时的“牺牲”。原始人在祭祀祖先时，以驯养的虎、豹、熊、罴作为祭祀的供品。③据《周礼》记载，古人祭祀祖先时还要供奉乌鸢（yuān）和鸟卵。
此外，猛兽还被当时的人们用作战争的工具。《山海经》里的《大荒东经》和《大荒北经》中，曾十次出现“使四鸟”的字样，“四鸟”指的是“虎、豹、熊、罴”四种野兽，“使”是“驱使”的意思。传说中黄帝与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的时候，黄帝率领的就是经过训练的熊、罴（pí）、貔（pí）、貅（xiū）、貙（chū）、虎，他以这些猛兽在前面开路，又以鵰（diāo）、鹖（hé）、鹰、鸢（yuān）为旗帜，引导部众向前冲锋陷阵，把炎帝打得大败。④《吕氏春秋》中还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记述，说明猛兽（包括野马）驯化以后可以为人所用，用于战争。⑤
正因为鸟兽在古人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之地位，所以“调驯鸟兽”在当时也就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职业。
伯益“调驯鸟兽”的种类可能很多，但第一位的大概是熊。伯益驯兽，重点驯熊。为此，他必须摸清熊的脾性，模仿熊的“语言”，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打仗时，他也会装扮成熊的样子，率领熊、罴、虎、豹等猛兽勇往直前，把敌人打得大败。当然，如前所说，也有人认为伯益率领的是以熊、罴、虎、豹为图腾的氏族部落。但不管怎么说，伯益所从事的，都是与调教驯服飞禽走兽有关的工作。正因如此，在当时的氏族部落联盟组织中，伯益便成了熊的化身。舜赐姓时，也根据伯益的技艺特长及贡献，赐给他熊姓。
那么，伯益所受的熊姓，为什么又会成为嬴姓了呢？
其实，在古文字中，熊的本字作能，是个象形字。许慎云：“能，熊属。”（许慎：《说文解字·十上》。）因为古时熊本作能，故舜所赐伯益之熊姓，本写作能。根据于省吾先生的考释，“能”的本字为“嬴”（本字为中间少女），“嬴”（本字为中间少女）和从“嬴（本字为中间少女）”的字是由能字所孳（zī）乳。“能”字的字形，在金文中写作“”，
为首，（肉）为身，为足，其像兽形无疑。《说文》曰：“能，熊属。”段玉裁注：“《左传》、《国语》皆云：‘晋侯梦黄能入于寝门。’韦注曰：‘能似熊。’凡《左传》、《国语》能作熊者，皆浅人所改也。”
在徐中舒先生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中，西周铭文中的“嬴”字如右图所示，有18种形体：
根据刘宝才先生的研究分析，上表中“嬴”字的18个形体均由“能”字与“人”字或“女”字合成。《嬴季卣（yǒu）》和《嬴季簋（ɡuǐ）》是侧面人形。《楚帛书》是人立于“能”之上，其余12个形体都是“女”字或变形“女”字。因此，“嬴”字本义可以确定为驯兽的人或驯兽的氏族。《庚嬴卣》的“嬴”字是由“能”与“贝”二字合成，应隶定为“嬴”字，在本铭文中是“嬴”的借用字。在上面的列表中，比较特殊的是《商尊》、《商卣》的两个字形，为人（女）执弓状，而没有“能”字，是“嬴”的另一类写法，但执弓之人亦应当是从事狩猎、畜牧的人，或从事狩猎畜牧的氏族。舜赐给大费（伯益）的熊姓，实际上也就是嬴姓。
那么，秦人先祖的部落被赐为嬴姓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秦汉以前，“姓”和“氏”并不是一回事，“姓”比“氏”出现得要早得多。据《楚辞》记载，古代传说中的部落酋长伏羲，风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始有姓的人，而且自伏羲氏开始“正姓氏，别婚姻”。伏羲以前，发明钻木取火的“燧（suì）人氏”和构木为巢的“有巢氏”，还是族号，尚未有姓。“姓”源起于母系氏族社会，用于区别不同血缘的母系关系，同一个姓表示同一个母系的血缘关系。中国最早的姓，大都从“女”旁，如：姜、姚、姒（sì）、妫（ɡuī）、嬴等，表示这是一些不同的老祖母传下的族群。因此，当我们读到“黄帝轩辕氏，姬姓”和“炎帝列山氏，姜姓”时，就可以明白，炎黄二帝原来分属两个不同的按母系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部落或者部落联盟，尽管此时父权制已经取代了母权制，但是人们在分别亲疏远近时，仍然以母系血缘关系为标志。由此可知，得“姓”与否，是有无地位，或者是地位高低的标志，具有一定的社会认知功能。伯益部落受姓为嬴，则意味着这个部落政治地位的提高，上升为“统治”阶层中的一员。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伯益受姓，标志着即生息在东方的秦人氏族部落从此走出了原始人的混沌，踏入了文明的大门，为当时文明程度较高的黄炎集团所接受，融入到了华夏民族的大文化圈之中。
①《史记·秦本纪》云：“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即伯益）。舜赐姓嬴氏。”
②谯周撰《古史考》：“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皮羽，饮血茹毛。”《礼记·福运》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
③《周礼·服不氏》：“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之。凡祭祀共（供）猛兽。”郑玄注：“猛兽，虎、豹、熊、罴之属。”
④《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列子·黄帝》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貙、虎为前驱，鵰、鹖、鹰、鸢为旗帜。”
⑤另有一说，熊、罴、貔、貅、貙、虎是以这些野兽为图腾的原始氏族部落，亦通。
§§§第六节嬴秦地望——山东泰莱为秦初肇之迹
上一节说到伯益和他的部族因为“调训鸟兽”有功，因此获得了部落联盟首领舜“嬴”姓的赏赐。其实，除了受赐得姓之外，伯益的部族还被封之于“秦”。所谓封之于“秦”，就是在“秦”那个地方，划给伯益部族一块地方，让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生息繁衍。
不过，有的史书上只是笼统地记载着帝舜封土给伯益，有的史书上记载着帝舜封给伯益的土地为70里，但都没有载明，“秦”这块封地的地望到底在什么地方。①以致几千年来，史学家们对于伯益受封的“秦”地到底在什么地方，聚讼不已。
那么，嬴姓秦人最初的受封之地“秦”的地望到底在哪里呢？
根据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杨东晨先生的考证，伯益受封的“秦”地地望，应该在今河南范县东南故范县城一带，古属山东省。近年来山东省泰山学院青年学者周郢先生也著有长文《泰莱秦史探踪》考证，认为伯益之“嬴秦”在山东的聚族之地更可指实为泰莱一带。他认为伯益受“赐姓”虽仅属传说，但是秦人姓“嬴”，被封于“秦”这个地方则是真实可信的。
周郢（yǐnɡ）先生的依据是，虽然古代的史家没有明确记载嬴秦部族的受封之地在什么地方，但遍考古籍，先秦这一时期，用“嬴”这个字作为地名的，只有一个“嬴邑”。这个“嬴邑”的地望，在现在的莱芜城西北40里的城子县村。依据三代之世，古代的部族有的以地名作为氏族的名称，有的以封国的国名作为氏族名称的习惯成例，所以“嬴邑”之名一定与嬴族有关。此外，何光岳、苏廷光先生也都推考其邑为伯益部族受封的所在地。
根据周郢先生考释，嬴族之国号“秦”，也与泰山附近地域有关。“秦”之称号远出非子之前②，商代甲骨卜辞中已多有“秦”之记录。“秦”于封甘肃秦地之前，应有更早的故基。③民国学者卫聚贤先生也认为，山东的“秦亭”，实际上就是“嬴秦”最早的地望；李江浙先生在其所撰的《秦人起源范县说》中，更是力主此说，认为“秦亭”在泰山以南的古东原中（今属河南省范县）④，唐代诗人高适《东平旅游》一诗中有：“汶上春帆渡，秦亭晚日愁”，即是对这一遗迹的凭吊吟咏。
“嬴”、“秦”两处古地名的遗存说明了什么呢？
它说明如今的泰莱一带，就是嬴秦氏族的发祥地，“泰山”是“嬴秦人的故乡”，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东巡至海，封禅泰山，大概也有祭告远祖、以求佑护之意。事实上，大约在殷商之时，嬴秦部族的一支为商人“保西垂”（今陕西省渭水中游为商之西界），由此开始了部族西迁的漫长行旅。等到殷商覆亡之后，忠于殷商王朝的山东秦族沦为顽民，被周王朝的东征大军击溃，其中一部分被驱逐到黄、淮流域一带，而另一部分则被迁往西方。被迁往西方的一支与戍守西陲的旧嬴族会合，形成当时最大的一支嬴姓部族，成为日后秦国的前身。
需要说明的是，嬴秦氏族虽然在商周之际大部向西迁移，但故里仍有族人繁衍传宗，绵延不绝。《汉书·儒林传》载，西汉时有个经学家就叫做嬴公，在汉昭帝时担任过谏大夫，专门研究《公羊春秋》。这位嬴公，便为“东平人”。这表明直至西汉，在嬴秦故地，仍然有嬴氏的直系子孙。
“秦嬴”与赵城大骆、非子族居于西垂（泛指今甘肃省天水及陇南地区，具体指今礼县与西和县），与沦亡于那里的嬴姓胥轩余民一起为周王朝戍守边疆。甘谷县毛家坪西周秦墓出土文物说明，这一时期的秦人部族当时过着半耕半牧的生活。秦人的首领非子因为善于养马而声名远播，被周孝王召于“汧渭之会”（今陕西省宝鸡县千河乡魏家营村）主持养马、驯马业，立下功劳，被封于秦，成为附庸小国，恢复嬴姓。这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十分复杂。待后我们再一一详细讲述。
①东汉王符所撰《潜夫论·三式》中说：“稷、契、柏夷、皋陶、伯翳，日（皆）受封土”。桓宽《盐铁论·结和》篇说：“伯益之始封于秦，地为七十里”。秦嘉谟《世本辑补》卷七云：“秦氏本自颛顼，后为国号，因以命氏。”
②非子是秦人的远祖之一，当周孝王之时。
③《史记·秦本纪》：“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柏翳（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秦氏祀。”
④李江浙：《秦人起源范县说》，见《民族研究》1988年第4期。
§§§第七节帝位之争——伯益之死与嬴姓部族的第一次西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