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雪肆虐了三天才停止。太阳穿过云层照耀在绵延起伏的白色原野上，高高的雪丘姿态万千，令人难以置信地向着四面八方散播开来。人们在积雪上踏出了一条条小路。虽然我穿上了斗篷，系上了头巾，但一走到屋外，冷气还是立刻把我的脸颊刺得火烧火燎地疼。
深雪里，我们一边试探一边行走。最终，我们来到了大牧场外围的那片松树林。松树一动不动地静静矗立着，挂满积雪的树身就像毛茸茸的未经加工的大理石一样，林子里闻不到松针的味道，阳光洒落在林间，只要轻轻一碰，小树枝上的积雪就像宝石雨一样纷纷坠落。那晶莹剔透的光线是如此炫目，甚至能穿透蒙在我眼睛上的那层黑暗。
渐渐的，积雪开始融化。在另一次风暴尚未来临之前，我几乎感觉不到脚下正踩着严冬的土地。在这短暂的宁静时刻，树木丢弃了披在身上的冰衣，芦苇和草丛露出了身形，变得又枯又黄，只有阳光下的冰湖明亮静谧，展示出冬日的美景。
那时，我们最爱的娱乐活动是滑雪橇。湖岸上有些地方非常陡峭，我们就从斜坡大的地方直接滑到湖面上；大家坐上了雪橇后，一个小男孩会用力从后面一推，我们就嗖地滑了出去！雪橇穿过积雪，越过凹坑，猛地冲向湖心。最后，我们会穿过晶莹闪烁的冰面直到对岸。这是多么有趣、多么疯狂的游戏啊！记得有一次，在那狂野、兴奋的一刻，雪橇上的防护锁链啪地折断了，于是，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伴随着耳边的疾风，我们觉得自己就像驾云飞翔的神灵！御风而驰，飘飘欲仙。
学会说话
1890年的春天，我开始学习说话。其实我很早就有发声讲话的冲动，而且这种冲动变得日益强烈。我常常会发出一些杂音，也会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喉咙上出声，而别人则用手感知我嘴唇的移动。我对自己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感到无比满足。
有人唱歌的时候，我会把手放在他的喉咙上感受震动，有人弹琴的时候，我也会把手放在正在弹奏的钢琴上面。我还喜欢触摸小猫小狗的嘴，去感知它们“喵呜喵呜”的哼唱或者欢快的吠叫。
在我失去视觉和听觉之前，我咿呀学语的速度很快，但是在得病之后，我就停止了讲话。那时，我整天坐在母亲的腿上，还把手放在她的脸上，她嘴唇的移动令我兴味盎然。我也学着她的样子移动自己的嘴唇，也能发出许多声音和模糊的词语。当然，这些声音并不包含与人交流的成分，它只是表明我练习使用发音器官的本能需求。
至今我仍然记得学习“water”这个词的过程，一开始，我总是发出“wa”“wa”的声音。显然，这样的发音别人是听不懂的。直到莎立文老师教我学会用手指拼写后，我便放弃了用发音进行交流的方式。
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别人交流方式与我是不同的。同时，我也知道一个聋哑孩子是可以学会说话的，因此，我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交流手段感到了不满。一个完全依赖手写字母来交流的人总会感觉到处处受限。这种挫折感既令我无比懊恼，又使我进一步意识到，我应该尽快弥补自己的交流缺陷。
我的思绪日益高涨，犹如逆风而行的飞鸟，我坚持用自己的嘴唇发音。虽然朋友们竭力阻止我的热情，他们怕我因讲话不成而倍受打击。但我毫不动摇，后来我听说了拉根希尔德·卡塔的故事，她的事迹令我的信念更加坚定了。
那是1890年的时候，萝拉·布里吉曼的授课教师之一拉姆森夫人刚从挪威和瑞典访问归来，她顺道来看我。她对我讲了拉根希尔德·卡塔的故事。拉根希尔德·卡塔是一个又聋又盲的挪威女孩，现在，她已经成功地学会了开口说话。不等拉姆森夫人把女孩的故事讲完，我的希望之火就燃烧起来。我下定决心，也要学会开口讲话。于是，在朋友的建议和协助下，莎立文老师把我送到了萨拉·富勒小姐那里，她是霍勒斯·曼恩学校的校长。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愿意亲自为我授课。
1890年3月26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这是我们正式开课的日子。富勒小姐的授课方法是这样的：她把我的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脸上，这样，当她发音的时候，我就能触摸到她的舌头和嘴唇的位置。我如饥似渴地模仿老师的每一个口形，只用了一个小时，我就学会了六个字母的读音：M，P，A，S，T，I。富勒小姐总共给我上了十一堂课，我始终记得开口说出第一句话时的惊讶和喜悦，那句话是“天很暖和”。当然，这句话说得结结巴巴，但它的确是人类的语言。在灵魂深处，我感受到了一股挣脱了某种束缚的新生力量。
一个聋哑孩子如果想迫切用嘴说出那些他从没听过的字，想走出那死一般的寂静世界，摆脱那没有爱和温暖、没有虫鸣鸟叫、没有美妙音乐的生活，他就怎么也不会忘记，当他开口说出平生第一个单词时，那像电流一样通篇全身的惊喜若狂的感觉。我想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理解当我能开口说话时，我是沉浸在怎样的喜悦之中。我带着无比感恩的心，同我的玩具、石头、树木、飞鸟和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交谈。
后来，当听到我召唤的米尔德莱德跑到我跟前，或者听到我命令的狗儿作出正确反应，我内心的激动无法用语言表达。当然，这是后话。但对我来说，能够迅速地说出我想要表达的话而无须翻译，的确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恩赐。
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全熟练的掌握说话技巧是不可能。事实上，我只是掌握了讲话的要素而已。虽然富勒小姐和莎立文老师明白我说的话，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一百个词，他们未必能听懂一个词。这当然称不上真正的语言，就是说，在我学习了这些要素之后，其余的技能就要靠我自己去摸索和练习了。
我要感谢莎立文老师的天才之举，以及她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否则，我是无法在学习讲话的过程中取得进步的。
要想让我最亲密的朋友们听懂我说的话，首先，我必须要夜以继日地加强练习；其次，我需要莎立文老师的持续帮助，就是说，让她帮我纠正每一个发音，然后再用上千种方式将所有的音节组合在一起。直到现在，她仍会在日常交流中提醒我读错的音。
聋哑学校的所有老师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于这莫大的勇气，他们也表示出了赞同。在阅读课上，我仅仅是依靠手指来感受老师嘴唇的动作：我用触觉感知喉咙的振动，口腔的开启和老师的面目表情。在通常情况下，触摸的方式总是出错。因此，我只能强迫自己一遍遍重复单词或句子，有时候，这种重复过程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一直到发音正确为止。我的作业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气馁和厌倦的情绪时常困扰着我，但是一想到我就要回到家里，向家人展示我取得的进步，我的信心就会大增。我渴望与家人共同分享我的学习成果的那一时刻。
“我的小妹妹将会听懂我的话。”尤其这句话，让我坚持的信念超越了任何学习上的障碍。我常常出神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不再哑了。”可以预见，我会同母亲快乐地交谈，我可以通过摸她的嘴唇来读懂她的话，我不会再感到沮丧失望了。而且，我惊讶地发现，语言交流要比用手指拼写来得更容易。所以，我会放弃使用手语字母的交流手段。不过莎立文老师和少数几个朋友仍然用手指拼写的方式同我讲话，因为对我来说，这种方式要比唇读方便快捷得多。
说到这里，我顺便要好好讲解一下我们盲人所使用的手语字母，因为这令很多不了解我们的人感到困惑。如果一个人想为我阅读或者跟我讲话，那么他就会用到聋哑人使用的手语字母。我会把自己的手轻轻地放在讲话者的手上，我的动作会轻到不妨碍对方的任何行动。而手对位置的变化很敏感，如同长了眼睛一样。所以，当你为我“读”的时候，我并不会感到辨别字母的速度比你看的速度慢。长期的训练令手指变得异常灵活。在我的朋友们当中，有些人的拼写速度非常的快，就像一个熟练使用打字机的行家一样，这就是不知不觉中锻炼出来的。
当我能够开口说话以后，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赶回家里。终于，这一天到来了，我踏上了返乡的旅程。一路上，我不停地和莎立文老师说话。当然，这并不是为了单纯地交流，而是为了提高我的说话水平，我坚持练习到最后一刻。不知不觉间，火车已经停靠在图斯康比亚的车站了，全家人都站在月台上迎接我。我的眼中噙满泪水，我永远记得母亲是如何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的，她激动得浑身颤抖不能言语，并仔细地聆听我发出的每一个音节；我永远记得小妹妹米尔德莱德抓住我的手又吻又跳；我永远记得父亲以长久的沉默来表达他的关爱和自豪。我相信我们见面的景象就像《以赛亚书》中预言的那样：“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齐声歌唱。树木也都拍掌欢呼。”我相信这个预言就应验在我身上。
《冰雪王》事件
1892年冬天，我一直明媚的心情被一抹乌云所遮盖，欢乐弃我而去。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都活在疑惑、焦虑和恐惧之中。书本在我眼中失去了吸引力，直到现在，那段可怕的日子仍然令我心有余悸。
事情是这样的，我曾写过一个题目叫做《冰雪王》的小故事，我还把它送给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安纳诺斯先生，这个故事就是引起麻烦的根源。为了把事实交代清楚，我必须从头慢慢讲起，以讨回我和莎立文老师应该得到的尊重与肯定。
在我学会说话之后的那年秋天，我在家中写下这个故事。当时，我们住在弗恩采石场，睡觉的时间也比平时晚得多。莎立文老师向我描述了深秋树叶的美丽多彩，她的讲述似乎唤醒了我对某个故事沉睡的记忆。这个故事一定被我读到过，我一定是在不知不觉间记住了这个故事。于是我想，我也要编写一个故事。说写就写，各种各样的思绪从头脑中喷涌出来。我发现了创作过程的喜悦，体会到了文思泉涌的快乐。
在我的指端下富有生命的文字畅快游走，我把一个又一个句子写在了我的盲文木板上。变换的词语和丰富的想象力变得唾手可得，显然这表明它们并非是出自我思想的产物，最多只是被我头脑遗弃的零星碎片。那时，我如饥似渴地汲取我读到的任何东西，从来就不会对著作本身有什么想法。即使是现在，我也无法完全在我的思想和我读到的那些书之间划清界限。我想，这是因为我只能依靠别人的眼睛“看”世界的缘故，也因此造成了我过多地接受了别人的所见所闻，而缺少自己思考的现状。
故事一写完，我就立刻讲给老师听。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沉醉其中的情景，当然还有被老师纠正单词读音时的懊恼之情。晚餐时，我把故事读给全家人听。他们惊讶于我写得如此之好，甚至有人问我这是不是我自己写的，是不是从别的书里读到的故事。
这样的疑问让我感到非常吃惊和反感，因为我不记得有谁曾为我读过这样的故事。我大声澄清道：“哦，不，这是我自己的故事，是我为安纳诺斯先生写的故事。”
最后我把整个故事整理下来，并且把它作为生日礼物寄给了安纳诺斯先生。有人建议我应该把《冰雪王》这个题目改为《秋天的落叶》，但是我坚持用自己的题目。我亲自把这个小故事送到了邮局。一路上，我都非常高兴，轻飘飘的仿佛走在了云层里一般。那时的我完全没有料到，我会为这件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付出了多么深重的代价。
安纳诺斯先生非常喜欢我的《冰雪王》，他还把故事登在了帕金斯盲人学院的一份刊物上。可以说，这把我推到了快乐的顶点，但是片刻之后，我就从云端直坠地面。我刚回到波士顿不久，就有人发现了一篇同《冰雪王》类似的故事，那个故事名叫《雪仙子》，作者是玛格利特·肯拜小姐。这篇故事出自一本叫做《布莱迪和他的伙伴们》的书，而这本书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出版了。
两篇故事无论在思路还是语言上都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说，我的故事是一篇剽窃之作。起初我感到难以理解，但是搞明白后，我感到既震惊又伤心。没有一个孩子像我这样饮下了这么多的苦水。我感到颜面尽失。我令我最爱的那些人疑虑重重。可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我搜索枯肠左思右想，直到厌倦了回忆我读到过的任何有关森林的故事。而且在写《冰雪王》之前，我也不记得看到任何过有关冰雪的故事。只记得杰克·弗罗斯特有一首写给孩子们的诗叫做《寒冬奇想》，内容大概和冰雪有关，但我并没有引用这首诗啊。
虽然安纳诺斯先生深受困扰，但是他开始的时候还是相信我的，我很感谢他。我原以为这只是个短暂的阴霾，很快就会消散了，可谁知道事情还在恶化。
为了让安纳诺斯先生高兴，我尽量掩饰自己的不快，在我得到那个坏消息之后不久，我以最优雅的举止参加了华盛顿诞辰的庆典活动。
在伙伴们组织的假面舞会中，我扮演了谷物女神色瑞斯。我的身上围裹着华丽的织物，头上缠绕着亮闪闪的秋叶，手脚周围布满了果实和谷物；然而大家都不知道，在这些花花绿绿热热闹闹的外表之下，我的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伤。
庆典活动的前一天晚上，学院里的一位老师问了我一个同《冰雪王》有关的问题。我告诉她，莎立文老师曾跟我介绍过杰克·弗罗斯特及其出色的诗作。我想我讲的某些事情让她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她从中“觉察”到了我对肯拜小姐的《雪仙子》记忆犹新，甚至认为我坦白交代了自己的过错。虽然我一再重申她这是错误推断，但她还是把自己的结论提交给了安纳诺斯先生。
于是善良的安纳诺斯先生认为我欺骗了他，对我和莎立文老师为捍卫清白而做的辩解充耳不闻。他相信，或者至少是怀疑，我和莎立文老师故意偷取了别人的思想精华，并且将其用作自己赢得他人赞赏的工具。我还受到了由学院教师和官员组成的调查法庭的质询，而莎立文老师则被告知要暂时回避。
我被调查法庭翻来覆去地问讯，他们似乎下定决心要将我判定为：曾读过《雪仙子》。我认为每一个引起怀疑的问题都是他们主的观臆断。同时，我也感觉到了一个亲密的朋友正在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我，只是我无法把这些感受用言语表达出来。我想大吐心中的委屈，但是除了几个简单的音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甚至连我的意识开始涣散，感到前所未有的头晕目眩。
终于，我被获准离开房间了，令人安慰的是莎立文老师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拥抱，而我的朋友们也都鼓励说我是一个勇敢的女孩，她们为我感到自豪。可遗憾的是，当时我头晕脑涨，根本没有留意老师的拥抱和朋友们的好言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