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农不稳，无粮则乱”是我国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政治智慧，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和消费国，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基础并不稳固。每年的粮食产需依然存在一定缺口，每年都要挖几百亿斤库存。随着人们消费水平和消费观念的不断转变，对粮食质量和品种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粮食消费趋势也会不断变化，因此，需要认真分析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适应粮食消费趋势的措施，及时应对，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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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
（1）人口因素应当是最为直接和最为重要的因素；
（2）粮食生产与气候生态保持着高度的因果联系；
（3）偶然性因素也会对粮食安全形成冲击。如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
“守夜人”也会打盹——政府失灵
一位古稀老人近日在哈尔滨市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期间，用550万元 “买”来中国目前“最昂贵的死亡”。
医生开大处方心狠手辣。这位古稀老人在医院缴纳的收费账单显示，他最多一天输血94次、还有一天注射盐水106瓶。 输一次血的最小单位是100毫升，输血94次即输进9400毫升血液，一名成人的全身血液总量只有4500毫升左右，这就相当于一天给老人全身置换血液两次多。
重复检查使患者雪上加霜。位古稀老人的收费账单还显示，在住进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的两个多月里，仅血糖一项就化验了563次，平均每天将近9次。化验密度之大，让老人的主治医生都感到困惑。
哈尔滨市的这家三级甲等医院自己组织的调查组对天价医药费事件的调查结论是：“(对于该患者)医院不是多收了，而是少收了。”患者的医疗安全该由谁来负责？医院的医疗行为该由谁来监管？从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人们不难看出：对于部分医院医疗行为的监管仍然存在真空状态。
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中国，在医疗卫生领域一度面临尴尬境地：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中的倒数第四位。尴尬的排名，从另一个角度再次验证了社会的共识：医疗体制改革并不成功。
医疗是具有很强公共产品属性的行业，但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医疗体制改革却完全沿袭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衡量医改成败的标准不是人民群众的卫生和保健水平，而是医院的成本收益。政府推卸财政责任成了医改的一个内在动机，很多本应由公共财政负担的支出，以市场化的名义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
卫生部公布的《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显示，我国的卫生总费用从1980年的143.2亿元急速上涨到2003年的6623.3亿元，增加了45倍多！其中，政府卫生支出从36.2%下降到17.2%，社会卫生支出从42.6%下降到27.3%，个人卫生支出却从21.2%剧增至55.5%。
过度市场化正是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必然后果。政府不给钱，就只能给“政策”，这直接导致公立医院在医疗市场牟利，让它们“自己养活自己”，甚至要这些医院反哺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当我们明白医改失败的症结所在时就会发现，所谓的“市场失灵”实际是“政府失灵”的外在表现，是政府没有承担起自己的公共责任。
政府失灵是指政府的活动或干预措施缺乏效率，或者说政府做出了降低经济效率的决策或不能实施改善经济效率的决策。
治理政府失灵的主要措施有：
（1）市场化改革。政府市场化改革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功过市场竞争和交换制度的运作而不是完全依赖政府权威制度的运作来实行政府职能的调整。①公共产品和服务市场化，②政府职员雇员化。
（2）分权改革。分权是解决组织官僚化的有效途径，能一定程度上克服行政低效、增加官员与公众获得信息的机会，使社会系统减少或免受政府决策失误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矫正政府失灵。
（3）厉行法制。克服政府行为的自利性，避免政府失灵的关键是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权力限制，建立法治政府。
（4）促进公民的参与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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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失灵
政府由于对非公共物品市场的不当干预而最终导致市场价格扭曲、市场秩序紊乱，或由于对公共物品配置的非公开、非公平和非公正行为，而最终导致政府形象与信誉丧失的现象。
政府要成为好医生——相机抉择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老者携孙子去集市卖驴。路上，开始时是孙子骑在驴背上，爷爷在地上牵着毛驴走，有人指责孙子不孝。听到人们的指责后，爷孙二人立刻调换了位置。调换位置后的爷孙俩，又听到有人指责，说老头虐待孩子。于是爷孙两人都骑上了驴。一位老太太看到后又为驴鸣不平，说他们不顾驴的死活。最后，爷孙二人都从驴背上下来了，徒步跟驴走，不久又听到有人讥笑:“看！一定是两个傻瓜，不然为什么放着现成的驴不骑呢？”爷爷听罢，叹口气说：“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咱俩抬着驴走，可这样一来，岂不更让人笑掉大牙？”
其实我们在做出抉择的时候，往往不能决断。涉及到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时，应该根据市场情况和各种调节措施的特点，机动灵活地选择那一种或哪几种政策措施，这就是相机抉择。
有人将政府比作一名医生，要善用根据国民经济出现不同的症状选用不同的政策配方。比如在经济发生严重衰退时，这相当于一个人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这样就不能下见效比较慢的“药”，而应该下“猛药”，如紧急增加政府支出，或举办公共工程。
相反，当经济开始出现衰退的苗头时，这好比一个人刚出现疾病的症状，这时就不宜下“猛药”，因为“猛药”的副作用较大。此时，应该开具作用缓慢但副作用小的“药”，如有计划地在金融市场上收购债券以便缓慢地增加货币供给量，以降低利息率。
作为一名好医生，还要善于将不同的药搭配起来使用。政策的搭配一般有这样几种方法：一是为了更有效地抑制经济衰退，可以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为了更有效地削弱经济膨胀，可以把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二是可以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以便在刺激总需求的同时又不至于引起太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把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以便既能降低利息率增加投资，又可以减少政府支出，稳定物价。
国民经济的躯体要是有了病，一般表现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超过了正常的标准。由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交替关系，所以某一项指标超过正常标准而另一项指标还有余地时，可有计划地调高另一指标而使这一项指标回到临界点以内。
当然，对于政府来说，“预则立，不预则废”，只有把不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才能避免国民经济大起大落、遭致不必要的损失。当国民经济的躯体出现了大病时才出来“力挽狂澜”，紧急抢救，这样的政府调控未必是成功的宏观调控。因此，只有密切关注国民经济的一切变化，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和健康发展，这样的政府才能算作是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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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经济学
任何现代经济问题都无法脱离政府行为的研究，政府经济学就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分析和规范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的科学。
虽然政府与企业、家庭一起共同参与国民经济，但其行为方式和目的却是不同的。企业和居民作为私人部门是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和目标的，而政府却不能这样。政府的经济活动一方面不能忽视收益与成本；另一方面又必须以全社会公正和公平为前提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