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夜人”——管得少就是管得好
在2008年3月16日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以2744票高票获得通过，备受关注的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即将启幕。
二十年前，海南“小政府、大社会”的破冰起航，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文化、体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整合为一个厅；十年前，海南的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归于一个厅；两年前，海南的工业运行和信息产业工作统归管理。
海南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一马当先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全国的体制改革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完成了中央对海南“成为全国省一级机构全面改革的试点单位”的历史重托。
作为中国唯一省级建制的经济特区，海南既承担了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试验，又承担了一场向政府的权力开刀的改革试验——从体制上创造新优势，实行“小政府、大社会”。
“小政府、大社会”新体制，首先就是要缩小政府的行政干预职能，扩大社会功能。在举国都还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内运行时，一个地方的决策者，首先选择向自己手中的权力开刀，无疑是非常勇敢的自我“革命”。
1988年5月，得到中央批准的海南“小政府”新体制方案，省直机构总共才48个，比原来行政区的机构还少了36个，人员编制也比原行政区少了200多人。
由于实行“小政府、大社会”，海南的市场机制得到迅速发育。仅仅两年时间，全省生产资料市场调节率就达到72.8%，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放开粮食价格的省份。各种金融性公司达到37家，外汇存款2.7亿美元，对特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性推动作用。
政府是国家的管理者，是市场经济社会里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者。按道理说，国家管理机构应该是越精简越好，越精简效率越高，管理费用越低，也就意味着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越低。但是，问题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由于每一个社会中的人都是经济人，他们都想谋求自己的利益，政府工作人员是一个“吃皇粮”的阶层，旱涝保收，所以每一个人都想晋身到这个阶层中来。
国家的管理是一个庞大、繁杂的系统，管理机构和立法部门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神圣，管理者本身也是经济人，他们利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机会，给社会带来很多不良的后果，最终导致政府失灵。那么如果没有政府会怎么样呢?
这同样是人们不想看到的另外一种可怕的结果，它的危害远比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个人的争端可能引起家庭的争端，家庭的争端又可能导致部落的争端，部落的争端酿成民族的争端，民族的争端会爆发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更为恐怖的世界，所以没有政府的绝对自由的社会状态只能是一种理想的最佳状态，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根据诺思的理论，国家是一种强制性的安排。一方面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的工具，它具有巨大的规模效益，国家的出现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正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和节约交易费用的需要；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是个人权利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国家权力的扩张总是通过侵害个人的权利实现的。这正是诺思悖论所揭示出的道理：没有国家办不成事，但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
由率先推行“小政府、大社会”拉开改革开放序幕的海南省来看，就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看，凡是政府介入得多的地方未必管得好，而介入得少的地方也不是非常糟糕。所以人们认为最好的政府应该是充当一个管得少就是管得好的“守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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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夜人
出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根据斯密的论述，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三项：
（1）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
（2）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负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
（3）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 。
倒卖批文惹的祸——寻租
和珅被誉为历史上的“贪污之王”，他的财产相当于当时清朝15到20年的财政收入，在他的巨额财产中，绝大部分的份额是他的贪污受贿所得。
和珅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经常索贿受贿。有一年，有个叫孙士毅的总督，从安南（今越南）回京述职。在前往金銮殿的宫门之外偶遇和珅，和珅一眼就看到他手中拿着一个用珠子做成的鼻烟壶，大如雀卵，雕刻精巧，晶莹剔透。和珅一见，便爱不释手，口中连连称赞，把玩了一会，就对孙士毅说，孙大人如果不嫌弃在下的话，能否把这个玩意送给在下呀?孙士毅说是用来进献皇帝的。和珅没想到孙士毅竟然拒绝了他，觉得很没面子，只好掩饰说，只不过是一句玩笑罢了。几天之后，孙士毅又在军机处见到和珅，和珅手拿一个鼻烟壶，正是他进献给皇上的那个。和珅得意的笑道:此物乃是皇上所赐的。
大多数人不像孙士毅那样不懂“世故人情”，而是积极向和珅“送好处”，为自己谋得利益。据说，江苏吴县有一个大珠宝商，将特大珍珠藏在金制的圆盒里面，外面配有精致的小木箱，一个要卖二万金。尽管价格不菲，但是一些官员还是争相购买，还惟恐买不到。有的人问这些官员:你们买如此昂贵的珠子，有什么用途啊?这些官员回答说:献给和中堂。
其实和珅的贪污行为可以用一个经济学词汇来归结：寻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认为，寻租是指通过国家的保护所产生的财富的转移，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者终止它的干预而获利的活动。寻租者通过特殊的地位或者垄断权力将本应该属于别人或者公众的财富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中。
寻租则是把权力商品化，或者以权力为资本，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即通常所说的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等。在这里，权力也被物化了，转化为商品货币，进入消费和财富等环节。权力寻租所带来的利益，成为权力腐败的原动力。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寻租活动呢？因为社会有设租的存在。许多行业都规定了特殊的经营群体，这样由于进入的限制，人们为了进入这些领域，就需要开展寻租活动，争夺经营权；由于特殊行业的管理者拥有绝对的审批权力，是人们公认的“肥缺”，所以很多官员就开展寻租活动，争夺这个权力以及权利。
所以，寻租理论认为，寻租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行政干预的存在，行政干预越多，管制越多，寻租的机会就越多，社会资源的浪费就越严重，负面的效益就越大。寻租活动就整个社会效益来说它创造的是一个负值，社会的财富减少了。
对于掌握社会权力的官员们，将国家赋予的权力当成一种可以出租获利的物品，对外出租，获得租金。寻租包括两个方面：官员手中有了可以出租的权力，他要寻找到租用他权力的人才能收到租金，所以他要寻找租用的一方；另外，社会上的一些能够接近这些掌握国家垄断权力的人，也要寻找拥有对外出租权力的垄断人物，他要寻找到出租的一方。
对于贪污腐败来说，总要有一个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贪官们在进行贪污时，也会作为一个经济人来权衡这两方面。当成本大于收益时，贪官就会放弃腐败；反之，就会助长腐败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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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租理论
最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1974年，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首次公开发表了《寻租的政治经济学》一文，深入研究和探讨了由于政府对外贸易的管制而产生的对租金的争夺活动。这篇文章因此成了现代寻租理论的里程碑，克鲁格因此也被视为寻租理论的鼻祖。
政府干预——神奇的“挖坑”理论
在某城市郊区有个足球场，有一次足球场举行一个重要的比赛，大家都想去看。到足球场有好几条路，其中有一条是最近的。王波选择了走最近的这条路，但发现其他人也都选择走这条路，于是这条路非常堵塞。因此在路上所花的时间远远多于自己的预期。
好不容易来到了足球场，精彩的比赛让人大开眼界，可惜前排有人站起来，影响了自己的观看效果。王波也选择站起来，这样他能看的清晰一些，但他后排的人也都选择站起来看。最后的结果使所有人都在站着看比赛。
比赛到中场休息时，王波的烟瘾上来了，恰好他带了火柴。当他拿火柴的时候，不小心将一根火柴弄丢了，他想把这根火柴捡起来，但座位下面很黑。于是他划了根火柴找，没找着；又划了一根，终于找着了。
王波无疑是个理性经济人。市场经济中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经济人，但人人理性也会发生集体的“理性合成谬误”，从而导致“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政府干预主义便应运而生了。
在凯恩斯之前的西方经济学界，人们普遍接受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的观点，即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只扮演一个极其简单的被动的角色——“守夜人”。凡是在市场经济机制作用下，依靠市场能够达到更高效率的事，都不应该让政府来做。
然而，历史的事实证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导致了严重的财富不均，经济周期性巨大震荡，社会矛盾尖锐。1929～1933年期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就是自由经济主义弊症爆发的结果。因此，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主义者浮出水面，他们提出，政府必须平衡以及调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就是政府干预理论。
政府干预理论来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本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中有一则著名的经济学寓言“挖坑”。
乌托邦国处于一片混乱中，经济处于完全瘫痪的境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们束手无策。这个时候，政府决定兴建公共工程，雇佣200人挖了很大的坑。雇200人挖坑时，需要发200个铁锹；发铁锹时，生产铁锹的企业开工了，生产钢铁的企业也开始工作了；发铁锹时还得给工人发工资，这时食品消费也都有了。通过挖坑，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消费。大坑终于挖好了，政府再雇200人把这个大坑填好，这样又需要200把铁锹……这样，萧条的市场终于一点点复苏了。经济恢复后，政府通过税收，偿还了挖坑时发行的债券，一切又恢复如常了。
当一国经济萧条时，政府应该出来做事，用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政府投资及调控的方式进行公共设施建设，把经济拉动起来，让经济从萧条中摆脱出来。凯恩斯主义认为，凡是政府调节能比市场提供更好服务的地方，凡是个人无法进行平等竞争的事务，都应该通过政府的干预来解决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人们普遍寄希望于“两只手”的配合运用，以实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的转变。我们应该正确看待政府干预的积极方面及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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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定律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需求能创造出自己的供给，因此政府采取措施刺激需求以稳定经济的论点。
凯恩斯认为，仅靠自由机制是无法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达到充分就业的，必须加强国家干预。据此他提出，在需求出现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时，应当由政府采取措施来刺激需求，而总需求随着投资的增加，可使收入增加，消费也将增加，经济就可以稳定地增长，达到充分就业，使生产（供给）增加。
指令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体制这个概念出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伊里奇先生在1906年写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说道： “只要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也无力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转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
邓小平曾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但是大部分人没有深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通过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的研究，我们发现，原来计划经济是一种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带有自然经济色彩的、落后的经济体制。
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早已被废止，但是对计划经济被废止的原因仍然值得研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条件完全由国家或集体所有，即生产资料和土地完全归国家所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没有任何独立性，完全依附于政府和其所在单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社会分工。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典型的政企不分、政企合一的体制。社会分工十分细微，相当严密，但这种分工不是有市场交换自发形成，而是由政府机构的权威决定的。这和自然经济的分工确有相同之处！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关系是清清楚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与他人的关系是由该人在单位的行政地位所决定的，在那里，官阶大小明明白白，上下尊卑一目了然，每一个人收入的多少完全由级别决定，此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收入。
在计划经济下，产品就是产品，不是商品。尽管也有货币，也有商店，也有银行，也有买卖行为。不过那时的货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货币实际上成了政府按级别发放给个人的领物凭证。货币一旦离开了政府发放的其他票证，在很多场合基本上没有购买能力了。商店并不是低价买、高价卖，追求利润的企业，仅仅是按政府计划向社会各阶层的人分配有用物品的机构。
买卖行为与其说是买卖，倒不如说是一种领取行为。因为人们拿着政府发给的钱票和其他票证，只能按国家规定的数量购买，多一点都不行，如果说那是购买也是十分牵强附会的。货币基本上失去了作为货币所具有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功能，更没有作为资本所具有的自行增值、自我增加的功能。
今天，几乎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懂得，在市场经济下，每个人、每个企业所从事的生产劳动是否具有社会性，主要看他的劳动产品是否能够卖出去，转换成货币，成为别人或别的企业的有用物品。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只要你是人民公社社员、工厂工人、政府机关职员或干部，也就是说，不管你从事什么劳动，不管你生产的产品是否卖出去，是否转化为货币，你都会无忧无虑地领到一份工资或分到一份实物。个人没有失业的忧患，企业没有破产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