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吾国任举一政一艺，无人通之。盖先未尝教养以作成之，天下岂有石田而能庆多稼者哉？今其害大见矣，不可不亟设学以育成之矣。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乞下明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县立中学，其省府能立专门高等学大学，各得其力皆立图书仪器馆，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观万国。夫养人才，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若其设师范，分科学，撰课本，定章程，其事至繁，非专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也。惟圣明留意幸察，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变则通 通则久论
天不能有阳而无阴，地不能有刚而无柔，人不能有常而无变。昔孔子之作六经，终以《易》、《春秋》，《春秋》发明改制，《易》取其变易，天人之道备矣。若知守常而不知变，是天有阳而可无阴，地有刚而可无柔也。正之义，明三统之道以待后王，孔子改制，损益三代之法。立三犹虑三不足以穷万变，恐后王之泥之也。乃作为《易》而专明变易之义，故参伍错综，进退消息，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圣人盖深观天道以著为人事，垂法后王，思患而豫防之，孔子之道至此而极矣。
夫天不变者也，然朝夕之晷，无刻不变矣，况昼夜之显有明晦，冬夏之显有寒暑乎？如使天有昼而无夜，有夏而无冬，万物何从而生？故天惟能变通而后万物成焉。且如极星，所谓不动者也，然唐、虞时在二十四度，今则二十三度二十九分耳，日至所谓定时也，然高冲卑冲，终无实测焉。若夫风云虹蚬珥胱蚀流。日月星辰无刻不变，故至变者莫如天。
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地不变者也，然沧海可以成田，平陆可以为湖，火山忽流，川水忽涸，故至变者莫如地。夫地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夫以天地不变且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且人欲不变，安可得哉！自少至老，颜貌万变，自不学而学，心智万变，积微成智，闷若无端，而流变之微，无须臾之停也。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此道家养生之术，治身如此，治国何独不然。故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十年一小变，三代之文明不得不变太古，秦汉之郡县不得不变三代，此千年之大变者也。盖春秋之世，陆浑莱戎潞狄，尚杂沓中夏，不数百年而至汉武，则已开通西域矣。唐时羁縻州仅北漠，元世则西。平印度，破波斯，直至钦察，俱兰马八之境，当今之意大利亚矣。其地变则其治亦变矣。魏文口分世业，府兵之制，至唐之中叶，不能不变为两税矿骑，两税之后不能不变为一条鞭，矿骑之后不能不变为禁军。汉试士诸生，家法文吏笺奏，隋唐不能不变为诗赋，宋不能不变为经义。肉刑之制，汉文不能不变为杖笞，隋文不能不变为徒流，此百年之变也。若夫时有不宜，地有不合，则累朝律例典礼，未有数十年不修改者，此十年之变也。若泥守不变，非独久而生弊，亦且滞而难行。董仲舒曰：为政不能善治更张，乃可为理，譬病症既变而仍用旧方，陆行既尽而不舍车徒，盛暑而仍用重裘，祁寒而仍用缔络，非惟不适，必为大害。故能变则秦用商鞅而亦强，不能变则建文用方孝孺而亦败。当变不变，鲜不为害。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
爱恶篇
人禀阴阳之气而生也，能食味则声被色，质为之也。于其质宜者则爱之，其质不宜者则恶之。儿之于乳已然也，见火则乐，暗则不乐，儿之目已然也。故人之生也，惟有爱恶而已。欲者爱之征也，喜者爱之至也，乐者又极其至也，哀者爱之极至而不得，即所谓仁也，皆阳气之发也。怒者恶之征也，惧者恶之极至而不得，即所谓义也，皆阴气之发也。婴孩沌沌，有爱恶而无哀惧，故人生惟有爱恶而已。哀惧之生也，自人之智出也，魂魄足矣，脑髓备矣，知觉于是多矣，知刀锯水火之足以伤生也，于是谨避之。婴儿不知刀锯水火之足以伤生而不避也，禽兽亦然，圣人之知更多。故防害于未至，虑患于未然，曲为之防，力为之制，故其知愈多者，其哀惧愈多，其知愈少者，其哀惧愈少，其有无不能终穷也，以分数计之。
圣人智之极也，然其类也，亦见近而不见远，见牛未见羊也。凡有哀必有界，哀今人而不暇哀古人，哀其亲而不能哀其疏也。凡哀惧亦有限，惧女谒而不及夷狄，惧夷狄而不及乱民也。盖气质有穷，智亦有穷，而哀惧亦有穷也。圣人以有知而哀惧生，以有知而哀惧节，故哀惧者爱恶之变，而实验智之端也。
人之有生，爱恶仁义是也，无所谓性情也，无所谓性情之别也。爱恶皆根于心，故主名者名曰性情，造书者从心生，要知其生于心而已。存者为性，发者为情，无所谓善恶也。后人有善恶之说，乃谓阳气善者为性，阴气有欲为情，（《说文》）于是以仁义为阳而善者，以爱恶为阴而欲者。夫仁之与爱，义之与恶，何异之有？今之所谓仁义者，积人事为之，差近于习，而非所谓性也。若失性则仁义爱恶无别也，善者非天理也，人事之宜也，故以仁义为善，而别于爱恶之有恶者，非性也，习也。
自人不知人生仅有爱恶之端，其爱恶存者名为性，其爱恶发者名为情，于是异说纷纷矣。乃谓性有五，于仁义之外，有礼智信焉。夫礼信者，人事之不得不然，自其智为之，以顺仁义者也，以礼信为性，是不识性也。又谓情有七，于爱恶之外，有喜惧哀乐欲焉。《白虎通》言六情无欲，异《礼运》矣。夫喜欲乐哀，皆爱之属也，惧怒皆恶之属也，有浅深常变而无别殊也，犹耳目鼻口在首之中，指掌腕臂在手之内。若以耳目口鼻与首并提，指掌腕臂与手偕论，则为不智也，奈之何言性情者类此也。不知爱恶仁义无异于是。天下以性情言善恶者纷纷矣。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扬子言善恶混，韩子强为之说曰三品，程、朱则以为性本善，其恶者情也，皆不知性情者也。程子曰：“论性不言气不备。”夫性者气质所发，犹一子也，但于气质中别名之耳，安所谓不备哉，譬如附子性热，大黄性凉，气质之为之也。礼者法制其药性也，药性凉热有分数，制法亦有轻重，要宜于人而已。何所谓善恶耶？善乎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习相远。”言相近者谓出于禽虫之外，凡为人者必相近也。不称善恶，至于习于善，习于恶，则人为之矣，故相远也，其言至矣。《召诰》曰：“节性惟曰其迈。”性待乎节，非善可知也。漆雕开子贱世子亦言性有善恶，《礼纬》性生之质也。《春秋繁露》曰：“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于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于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韩诗外传》曰：“茧之性为丝，弗得女工燔以沸汤，抽其统理，不成为丝。卵之性为雏，不得良鸡覆伏守育，积日累久，不成为维。此二说似春为喻矣，亦非也。夫禾虽未为米，卵虽未为雏，而禾必为米，卵必为雏，虽有失不为他物也。茧丝之说为近之，然亦未至也。尝试譬之，性则丝帛也，善则冕裳也，织之染之练之丹黄之又复制之，冕裳成焉，君子是也。弗练弗织，弗文弗色，中人是也，污之类秽，裂为缯结，小人是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性犹湍水也，是也。曰以人性为仁义，犹以粑柳为杯倦，则未至也。夫人性本有仁义，特非仁义之至耳，其为之又有分数之异，其分多者为之顺，其分少者为之过，故夫告子之意近是而言未至也。虽然，在诸儒中盖近理矣。
虽然，爱恶仁义，非惟人心有之，虽禽兽之心亦有焉，然则人与禽兽何异乎，曰：异于其智而已。其智愈推而愈广，则其爱恶愈大而愈有节，于是政教礼义文章生焉，皆智之推也。故人之性情，惟有智而已，无智则无爱恶矣，故谓智与爱恶为一物也，存于内者智也，发于外者爱恶也，岂徒禽兽草木亦有爱恶，特愈微耳。
或谓曰：针芥磁石，无知之物也，而能相引，是有爱恶之质，无智之质也。智固与爱恶异也。答之曰：智无形也，见之于爱恶，其爱恶大者，见其智之大，其爱恶少者，验其智之少，皆物质为之也，何别焉？彼昧于理者，以仁智为理，以物为气质，谓理气有异，不知天下合气质岂有异物哉？
抱爱质多者，其于人也无所不爱，肫肫其仁，有莫释于其怀者焉，其弊也贪。抱恶质多者，其于物也无所不恶，矫矫其义，有莫适其心者焉，其弊也激。其爱恶均而魂魄强者，中和之美质也。周子曰：“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柔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此偏于爱质多者也。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刚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此偏于恶质多者也，隐括之揉化之以变于中和，此则学之事也。是故圣人贵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