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台球，我不是木子李的对手；但跳舞，木子李仍在当我的学生。没有事的晚上，如果不想去“杀鸡”（木子李语，意即找三陪小姐），也不想喝茶、打牌，我们就去“琴岛”跳舞，然后去“乐康”地下台球城切磋球艺。
德安人很喜欢跳舞。他们跳舞很专注，也很正规，颇有点国标的味道。有一次我在市文化馆看到一个交谊舞培训班正在授课，教员和学员都十分投入，一招一式，粗看都像古罗马的雕塑，看得我心里莫名惊诧。曾有人说德安是文化沙漠，很长时间以来我对这个小城也看不上眼，以为它没有文化底蕴，也不过是经济上搞搞服装呀皮鞋呀眼镜呀之类的小儿科，缺乏高速增长的后劲。其实德安是有辉煌历史的。洪家洲那座古塔，便是建于北宋年间，古迹“风火楼”也历经了多少风雨沧桑绵延至今，市内历经了几百年风雨沧桑的合抱之木也极多；名人也出了不少，艺术家、科学家、作家、革命家，哪一行的都有，都成为德安人引以为荣并津津乐道的谈资。在街头书店，随便可以找到李泽厚、钱钟书等人的著作，《读书》杂志在他们店里的销量据说也还可以。当然，不会写字的中年人也不在少数，做砂石的那个地霸便是的。每次他收取货款的时候，都得我们帮他填好收款凭条，他只管在落款处按上一个鲜红如血的手印。每想起那个鲜红如血的手印，我就不由笑出声来，总觉得那是他被绑赴刑场的某种先兆。
“时间会流逝一切。”这是我们大学毕业前夕，孔征借机向他的“野蛮女友”提出分手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说得很对，时间的确能够流逝一切。我和陶洁在泰龙宾馆发生了那次关系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自己感到卑鄙可耻，不敢见木子李的面。好几次他喊我去吃饭，都被我以种种借口推辞了。我害怕看见蒙在鼓里的木子李，同时我也害怕看见陶洁。要知道我和陶洁那天的事，可以说是不欢而散的。现在，时间长了，我便渐渐的麻木了，看见木子李也很坦然，不再感到羞耻。有时候我甚至无耻地想，陶洁是什么？不过是个做肉体批发生意的，给谁不是给？但有一次我们三人在“川妹”吃火锅的时候，我正准备瞄她一眼，她立即回馈我一个警告的眼神。
木子李之所以学不好舞，是因为不专心。他一进舞厅，就像一只发情的骚鸡公，见了女人就凑过去，看看容貌，瞟瞟胸部。但是，他的贼胆始终没培养起来，起码在舞厅里是这样，至多饱饱眼福。德安一带的人说话本来就太柔，缺乏阳刚之气，所以按照郝丽琴的那个理论，木子李很难得手。有一次他请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丰满女人（是的，“有容奶大”是木子李评判女人魅力的基本原则），跳了一圈，灯光全部熄掉了。他好不得意，竟突然把手伸到人家的胸衣里面去了。那女子也不示弱，而且非常有心计。开始一直没做声，作默许状，待到曲子将近终了时，她把自己的双手也抚到了胸口，隔着薄衫摩挲着木子李的手。木子李正亢奋得什么似的，那女子突然爆发出尖叫，并用德安话尖声地喊着什么。舞厅灯光大亮，木子李想抽出手，谁知已被那女子死死摁住。那一次，木子李整整出了4000元，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但这傻逼并没死心，以后每进舞厅照旧活跃如斯，不过他有了血染的经验后，自信“把柄”不会再轻易落在人家手里了。
我有两个固定的舞伴，一个二十左右，叫杨丽青，一个二十七八，叫杨阿花，都和我有过关系。因此，我跳舞从来不带林慧，她也没这方面的兴趣。打电话约杨丽青，她说她在上海收一笔货款。又打给杨阿花，这娘们却说她“老朋友”来了，晚上不能去。真见鬼！我请你跳舞，又不是要和你压床，这和来不来“老朋友”有什么关系？她丈夫在兰州做皮草生意，她则留守德安做点零星的皮肉生意——生意无论大小，革命不分先后，一对一，也算是扯平了。我在她家里住过几个晚上，这娘们花样忒多，但有些花样操作起来难度太大。打开她家的抽屉，尽是A片。她说，她一个人在家没事的时候，那些片子伴她打发了无数寂寥的时光。
“不容易啊！”我心里暗想。
——不知道，我不在家的时候，许芳是不是也这样呢？
真衰，舞是跳不成了，那就去“乐康”吧。我们一前一后，朝地下室走去。刚走到台球室门口，木子李突然莫名其妙地折回，一脸慌慌张张的。我也赶紧回走。木子李说，他看到江德康竟和土方老板朱大嘴的老婆许艳梅在打保龄球。“江总好像还不太会玩，许艳梅正手把手地教他呢。”嘿嘿，今晚上怎么了？运气坏得真彻底啊，好像喝凉水都会塞牙缝、吃鸡蛋都能吃出骨头。江德康他妈的在会上还口口声声说晚上不许私自外出消费，自己倒好，不仅要出来消费，还要去勾搭朱大嘴的老婆。朱大嘴是德安人，与江老头关系不错，分公司所有项目的土方工程基本都是他做的。朱大嘴真冤啊，头上冒起了绿光，还对江德康毕恭毕敬。想到这里，一个古怪念头在我极富同情心的心里倏然形成。
我把木子李带到吴塘街的一家茶楼，开始我们行动方案的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