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运动志士们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开展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胡适首先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陈独秀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真正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鲁迅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树立了把文学革命的形式和内容相结合的典范。如果不是先人们的革命，我们现在还要用“之乎者也”写文章呢!
但是，在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知识分子的探索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振兴中华之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人看到新的希望，新文化运动有了新内容。李大钊首举社会主义的大旗，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极力宣传十月革命。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的文章认真研究与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找到了中国的出路和革命力量。这些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在于：弘扬了民主和科学思想，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且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到了宣传动员作用，也有利于文化的普及和繁荣。但这场运动也有严重的缺陷：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一味批判以及对西学的全盘肯定，都具有片面性。南昌起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并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进行了推翻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但不幸的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国民党叛变革命，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集团和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反革命集团。1927年4月，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南京等地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7月，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也决定“清党”，发动了“七一五政变”。至此，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北伐革命失败，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笼罩之中。
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反革命吓倒，经过不断的反思，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他们擦干净同伴的血渍，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准备进行武装起义，挽救中国革命。为此，中共中央进行改组，停止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李立三、恽代英建议在张发奎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南昌起义，得到中共临时中央的同意。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起义时间定在1927年7月30日晚上。但起义受到了多方的干扰。7月27日晨，张国焘曲解中央的意见，提出起义“应该争得张发奎的同意”，要求重新讨论。当时一部分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义如箭在弦，势在必发。听到张国焘的要求，李立三第一个表示反对，周恩来也拍案而起。周恩来事后对别人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于是，起义时间最后确定为8月1日凌晨。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掌握和影响的一部分队伍。各部队共2万余人，陆续向南昌集中。这支起义部队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为人民军队建设奠定了基础。
南昌起义前夜，为了钳制国民党驻南昌的军队，朱德出面设宴邀请国民党部分团级以上军官喝酒打麻将，以便拖住他们。当时驻南昌的国民党军官大多是朱德的老同事、老同学，许多还是他的老部下，所以毫不生疑，欣然前往。就在他们酒足饭饱后，南昌起义打响了。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南昌起义开始。起义战士颈系红带，臂缠白毛巾，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贺龙领导的一个军是起义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他性格豪爽，斗争坚决，什么敌人都不怕。这样的将领当然使战士勇气奋发，斗志昂扬。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弹药、大炮，占领了全城。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时整编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贺龙兼代总指挥。因敌人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定按照中央原定方针转兵广东，伺机夺取广州，再次北伐。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出于形势需要，起义军自8月3日起先后撤离南昌，经江西瑞金、会昌，转进福建，于9月下旬到达广东地区。随即被优势敌军击散，一部分退至海陆丰地区，加入了东江地区农民的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至湘南，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4月下旬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南昌起义诞生了人民军队，许多将士从中获得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宝贵经验。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一开创性事件。遵义会议
“八一南昌起义”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和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犹如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引起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恐慌。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疯狂反扑，多次围剿共产党军队。1930年底到1931年9月，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反革命“围剿”。但当时党内由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许多干部曾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就这样，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只得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艰难的万里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根据我军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政策，而是冒险进攻，遇到突围受挫，就改变成消极避战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在军队转移时，又采取大搬家行动，把坛坛罐罐、笨重器械都带上，携带大批辎重，造成部队行军缓慢。这些都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逐渐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于是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长征中党和军队的处处挨打，使大家对“左”倾领导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
为了摆脱围追和堵截的敌军，毛泽东建议红军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贵州的军事重镇遵义。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暂时抛开，取得了短期休整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还有红军各负责人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列席会议。
由于当时红军处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之中，处境极其险恶，因此，会议着力于解决当时最紧迫的问题，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对政治路线问题暂时没有提及。会议着重围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展开针锋相对的讨论。先是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但是他认识不到自己所犯的错误，而是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周恩来在接下来就军事问题所作的副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毛泽东作了有针对性的长篇发言，毫不客气地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今后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也都进行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会议相关讨论已经显示出博古等人大失人心，不可能再继续行使领导权力。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不久，又决定让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帮助周恩来，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周恩来任团长。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的道路。
西安事变
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共产党积极宣传抗日，但国民党却是积极内战。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以免其政权受到威胁。所以，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消极抵抗。1935年秋，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部”，命令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陕甘。1936年，中国共产党为联合国民党一致对外，决定改“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张学良也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于是在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的东北军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
1936年12月，蒋介石决定对红军发动第六次“围剿”。张学良、杨虎城决心不再打内战，但蒋介石到西安后，向张、杨摊牌，要他们作最后的抉择：一是服从命令，把军队全部投入陕北前线，在蒋系中央军部队监视下“进剿”红军；另一个是如果不“剿共”，就将他们的军队调往别处分化瓦解，由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完成任务。如果张、杨的军队调走，就等于成为蒋介石的俎上鱼肉，任其宰割!张学良为争取蒋介石联共抗日，12月7日进：行了一次“哭谏”。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痛陈民族大义。不料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骂张学良无知，称其中了共产党的邪术。张、杨忍无可忍，只好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当时西安人民也都积极拥护团结抗日的主张。12月9日，西安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的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了游行的学生，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群众当即决定前往蒋介石的住处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闻讯后，令张学良严行镇压， “格杀勿论”。张学良劝说学生回去，但深受学生爱国热情感染，当场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就是我的要求。你们再往前走就要被机关枪扫射，我不忍看到你们遭受伤亡。你们现在回去吧，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或“张杨政变”。
这天凌晨，古老的西安城还沉寂在睡梦中，张学良的士兵已经行动，前往临潼华清池。他们事先对蒋介石卫兵的情况进行了摸底。大约5时许，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等人冲进华清池，与蒋介石的卫队发生冲突，枪声大作。到7点多钟，已将大部分蒋军的武装解除。8时左右，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等他们冲进蒋介石的住处时，已人去房空，蒋介石的一口假牙和他的军帽还扔在桌上，床旁的一扇窗开着。孙铭九伸手摸摸被窝，尚有余温，判定蒋介石没有走远，于二是立刻搜山。张学良明令规定，绝对不许伤害蒋介石；谁活捉蒋介石，赏钱一万元。后来在一个山洞口发现了蒋介石，看到他赤着脚，光着头，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裤，颤巍巍地立在朔风之中，样子十分狼狈。
张、杨扣押蒋介石之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共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2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南京方面来的宋子文、宋美龄等进行谈判。经过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学良还亲自把蒋介石送到南京，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后，立即被关押并长期囚禁。杨虎城被送到国外后，秘密潜回香港，打算参与抗日，但不久即被国民党逮捕，并于1949年被秘密处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西安事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充分体现了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博大胸怀。与此同时，日本侵华的速度也不断加紧，并在西安事变之后七个月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扰日战争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以武力侵占朝鲜半岛、中国东北，继而占领整个中国，最后拥有世界的狂妄方针，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军事总战略。而偌大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国势日衰，成为列强欺侮的“东亚病夫”。眼见西方列强们纷纷瓜分中国，日本自然不甘落后，积极推行逐步并吞朝鲜半岛和整个中国的“大陆政策”。日本法西斯于1931年9月18日阴谋制造“九一八”事变，进而武力占据东北。1937年7月7日又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