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伟
施伟：诗人，画家，自称小说写手。福建惠安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作品发表在《福建文学》、《星星》、《诗歌月刊》、《中国诗人》、《绿风》、《黄河文学》等，曾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青年文摘》等转载，入选《福建文学60年作品典藏》、《2010中国年度短篇小说》、《2010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2010短篇小说——21世纪年度小说选》等。
我堂姐夫是一位魔术师。
小时候，他双手空空地往我裤裆里虚抓了一把，吹口“仙气”，缓缓打开后手心便有一枚水果糖在里面握着。他说这是将我蛋蛋掏出变成的。我觉得自己胯下果真空空荡荡，然后他把糖果送给我吃了，失去的蛋蛋又回到我身上。这样的戏法堂姐夫每次来都要变上一变。我的蛋蛋进进出出，与水果糖相互变换了好几回，终于让我发觉他进我家之前拐到杂货店买过糖果。
像这样的小把戏并无神奇之处，谁都能变几下哄小孩，但我堂姐夫是正宗的魔术师，除了这个他还能变出更为不可思议的，那诡谲的魔幻色彩即使是胡迪尼或大卫·科波菲尔都难以媲美。
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堂姐夫常来我家。他本是我家远房亲戚的儿子，串门走亲却是因为喜欢上我堂姐。当年，我堂姐很漂亮，腰特别细而胸脯非常高，又会打扮，是我们那一带最先烫头发的女孩子，村子里有不少小伙子在追求她。我堂姐夫找我堂姐不直接上她家，而是先在我家坐一坐，给我一枚水果糖让我去打探打探，看她家大人在不在。假如我伯父和姆妈全出去了，我未来的堂姐夫就再给我发一枚水果糖作报酬（我八岁时就长了九颗蛀牙，同他们那场恋爱逃不了干系），让我在门外望风，他和我堂姐商量事情。
那一回，我趴在窗户底下偷听他俩到底在商量什么。我听见我堂姐夫说：“彩虹，嫁给我吧。”我堂姐说：“不，城里的房子挤。”我堂姐夫家住在城里，他父亲过世后他母亲患有轻度精神分裂症，家境非常不好。我堂姐那么漂亮，心高气傲，自然不肯答应他。过了一会儿，我堂姐夫说：“嫁到城里好啊！城里人吃国家供应的粮食，不用种田不用种菜不用养牲口，什么活也不用干，好享福啊，彩虹，嫁给我吧。”我堂姐大概心里在盘算着什么，一言不发，我堂姐夫也没再说话。后来，我就听见他们不停地喘气，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我感觉再听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就跑去找小伙伴玩了，也不知他们喘到多久才喘好。
那次他俩商量事情之后，我堂姐的肚子就大了起来，假如不是婚后不久就生下我外甥王向东，我真的怀疑他把什么东西变进我堂姐肚子里了。
我堂姐夫跟我堂姐结婚时，我去看过他们重新布置的房子（那天的水果糖由着小孩子随便吃）。他家只有一间半房子，外面半间是厨房，里面的一间隔成两半，他跟他妈妈各住半间。我堂姐夫要结婚了，他就把它变了一下，他让妈妈搬到外面半间住，厨房搬到里面来，他们住进原来妈妈住的半间里。一间半房子还是一间半房子，但我跟我堂姐都说比以前大了很多。
后来才晓得空间的变换使人多多少少会有些错觉，况且我堂姐夫在这半间房里装满了镜子。
我堂姐嫁到他们家可真的享福了。在城里她没有工作，就待在家里听收音机、看连环画。她说我堂姐夫有很多连环画，有一次回娘家带了一本借给我看——什么连环画啊，原来是变魔术的图解册子。我堂姐识字不多，随便翻翻倒能消磨时间，等我堂姐夫下班做饭给她吃。因为结婚之前我堂姐夫说过嫁到城里什么活也不用干，我堂姐连家务也不做了。洗衣拖地叠被子买菜做饭全是我堂姐夫的事。我想，大概只在我堂姐夫要同她“商量事情”时，她才愿意配合着喘喘气吧，当然，当然，这是我凭空臆测的，并无实际根据。据说，有一次我堂姐夫到外地演出，一去就是许多天，我堂姐不得不自己做饭了，她在娘家时一直做饭，因此她也能做饭，但她饭吃过了不愿意刷洗饭锅，我堂姐夫还不能回家，那怎么办呢？我堂姐就用炒菜的炒锅煮饭，然后平底煎锅、高压锅、蒸锅、搪瓷炖锅、砂锅、汤盆、菜盆、洗脸盆、水筲、不锈钢水勺子等等，无论什么全都拿来煮过一遍，就是不愿意洗。几天后，我堂姐夫演出回来，她正用水壶煮稀饭，大米地瓜粥从壶嘴徐徐倒入碗中，还省掉用勺子装呢。不过，我堂姐夫到外地演出的机会并不多。
嫁到城里，我堂姐横草不拿竖草不拈，就知道享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平均要享三百六十四天的福，还有一天她不享福，她得亲自上医院生孩子。
女人生孩子要受天大的苦，我堂姐躺在产床上大骂她老公：“挨枪子的王承当，你跑哪去。”我堂姐夫在产房外听她一阵一阵杀猪似的叫，暗恨自己不能为她代劳。
我堂姐生了小孩之后，我堂姐夫便喜欢上洗尿布。他把袖子捋得高高的在街边洗尿布，洗过一遍还要放在鼻子底下，闻闻看有没有尿臊味，假如有味道还继续洗。他撅着屁股在一个大脚盆里搓着尿布，搓得肩膀一耸一耸的，狗公腰一挫一挫的，过往的人总要凑过来看：“洗尿布？”我堂姐夫说：“哎，洗尿布！”他把手中的尿布一抖，搭在两株苦楝树之间的铁丝上晾晒，迎风招展仿佛一面国旗。一个大男人洗尿布是件新鲜事，要在别的地方就特别惹人见笑，但在他们街坊见怪不怪。从很早很早开始，我堂姐夫家的家务活就落在他身上。他父亲过世得早——县曲艺团的杂技演员不是从悬在高空晃晃悠悠的钢丝绳掉落摔死，而是染上急症死在医院的病床（可见应当死人的所在未必死人，应当活人的所在未必活人）。他母亲便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还好，她不像别的精神病人会摔东西、打人，或者四处乱走让家人寻找不到，她只是忧郁地坐在家门前的花台，一动也不动，身旁一株无名的花树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我小时候上学打那经过，老感觉她忧郁的气质仿佛诗人，后来一位女诗人出了诗集，扉页上印有照片，我打趣她说像我堂姐夫的妈妈。
我堂姐夫的妈妈本来在街道手套厂上班，得病后就傻坐在家门前等她儿子做饭喊她吃。就连一个月来一回的东西都得由我堂姐夫帮她处理，假如不拿纸替她换掉，她也任由身下坐成殷红的一片。街坊阿婆可怜我堂姐夫，有时也替着做一做，但我堂姐夫不大愿意麻烦人。阿婆长叹一声，说待到我堂姐夫娶了老婆那就好了，至少有个人帮帮他。但娶了我堂姐后依然无变……因此，别人家儿媳妇坐月子总有婆婆伺服，她们家只好由她儿子自己承担。还好，我堂姐夫做得来。他在门外洗着尿布，一边注意厨房炉子上炖的鱼汤，那是给我堂姐喝着下奶的。他不时进去拿勺子搅搅看熬得像米汤了没有。那边小孩哭了，我堂姐喊他冲奶粉奶小孩，小孩并不饿，才喝两口就全嗝出来，其实是尿湿了，他替小孩换了尿布，接着又要替母亲换月信纸。我堂姐坐在床上嗑葵花子，嗑得舌头发麻，喊他给她倒一杯茶，满地的瓜子壳儿，他顺手拿扫帚扫了，看看表已到了上班时间，他蹬着自行车飞快地出门。他的表是上海表，走得很准；自行车是“永久牌”，当时还很新，蹬起来飞快。他们结婚时，我伯父嫌弃他们未经媒人介绍和父母同意，自由“乱爱”，不为他们置办嫁妆，一切都是我堂姐夫自己置办的，手表（一人一只）、自行车、缝纫机、“三五牌”闹钟、木壳收音机、皮箱、“双喜牌”痰盂、热水瓶等等。我堂姐夫标了“互助会”。我们知道“互助会”假如你才“入”没多少期便“标”了，就相当于向银行借贷。我堂姐夫自从结婚后，一直“入会”、“标会”，拆东墙补西墙。
我堂姐夫在县曲艺团工作，他父亲过世后他顶的班。
他十六岁初中毕业，本来他爸是要供着他上学的，到曲艺团却因不是科班出身——唱不了南音演不来傀儡，更别说如他父亲走钢丝——这些他都外行，从头学艺那是嫌太晚了。他只好做勤杂工，搬搬道具，拉拉幕，扫地打水。到仓库搬道具时，他发现那里堆着一些魔术道具，一打听才知道他们团原来有位魔术师，因婚姻问题出家当和尚了。我堂姐夫没事就鼓捣那些玩意，又买了书籍作参考，一来二去能变上几个小魔术，他向团领导要求上台表演。领导看在他死去的父亲面上，在重档节目的间歇安排他上台耍一耍。他表演的第一个魔术是拿一个马铃薯让观众切，切开后，当场从马铃薯里掏出一张十元的人民币。这个魔术变得很成功，谁也弄不清马铃薯里怎会“生”出一张钞票来。但有一位聪明的观众说：“真能变钱何不回家变个上千上万花个痛快？！”这是聪明人说的弱智话。这张“工农兵大团结”免不了来自我堂姐夫兜里。假如他把它花掉，下次再变就绝对变不出来了。
团领导见他果真能变魔术，也就时不时安排他上台一次。他不用再做勤杂工了，且能领到同别的演员差不多的工资。这当然也是团领导体恤他小小年纪要承担家庭，养活精神失常的寡母，又要自己结婚生子，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后来，他请人做了一张面值八元的假钞，拿它当道具来变——魔术都是假的，要假索性假得更彻底。我堂姐夫靠在台上“变钱”的本事得以养家糊口娶妻生子。
那年，我堂姐生下我外甥王向东，王向东小我十一岁，小他爸爸二十多岁，小他妈妈不到二十岁。
王向东是我所见过最为淘气的小孩子之一。他奶奶抱着他在街边玩，小鬼头总是突然向行人吐口水，让人发现了他便扑进奶奶怀里藏起来。别人见一疯婆子抱着脏兮兮的小孩，也没办法计较。有时，他爸爸带他上街，他也如法炮制，别人不答应了，我堂姐夫赶忙撩起衣角替人擦拭，不停地道歉说：“小孩子不懂事，小孩子不懂事。”受王向东吐口水的人生气地说：“你狠狠地揍他，他就懂事了。”我堂姐夫舍不得揍儿子，还给他买了田螺肉碗糕吃。王向东从小聪明，又有他爸宠着，特别会捣鬼。七月普渡，他到我们村做客，总是钻到戏台下面，拿针从木板缝隙扎戏子的足底，让戏子们一惊一乍。还偷偷地潜入化妆的棚子里，把一只麦穗放进衣架上的戏装里。那天晚上，那个演俏丫鬟的小姑娘换上水红色绸裤，她一上台就感觉裤裆里面不对劲，款款走两步便忍不住要扭一下，但愈是扭愈觉得下边痒死了，戏台下看戏的人惊奇地看到：一向以婉静著称的俏丫鬟竟然扭起屁股，且扭得一波更比一波凶。王向东捣鬼还曾捣到他外公头上呢。我伯父有辆三轮车停在门外，他拿了个拉炮系在车轮上面，他外公出来刚一蹬动车子，拉炮便被拉响，老头还以为爆胎了，细看后才知道是着了外孙的道儿。老人勃然大怒，给了王向东一巴掌。当晚的酒桌上，岳婿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执。我堂姐夫责怪老人不该打他儿子，我伯父说：“打，为什么不能打！棍棒底下出孝子。”你知道我堂姐夫怎么回答他老丈人呢？他说，他父亲早早过世，他从小失去父爱，他把儿子当做父亲来供养着。
王向东的恶作剧我也曾切身领教过。那一年，我在一所中学教书，他正好读初一，堂姐夫就将他委托给我。学校离家远，王向东睡在我的宿舍里。他偷偷地把一条水蛇放进我的夜壶里，你说我能不被他害苦吗！？我从家里带了些豆瓣酱放在煤油炉上熬，通常一节课的时间正好熬透，又稠又烂的正好下饭。可是这一回，王向东趁我上课时溜进去加了半勺水，因此我下课回来看，酱汁尚且稀稀的，只好把火力调大了一丁点；第二节课他又溜进来加了一勺水，我把火力又调大些；第三节课他加一勺半的水，我把火力调得最大，我还纳闷了——这豆瓣酱咋这么费熬，三节课时间竟熬不稠它；第四节课，王向东不再来替我加水了，我下课时一锅酱已烧成了炭。我外甥王向东挖空心思捉弄我，是因为我批评过他。
这家伙除了调皮外还特别色。冬天，气温突然回暖的早晨，公厕的粪池表面会有一层沼气生成。女生们上厕所时，他走过去从掏粪口丢了一根划着的火柴，“嘭”地沼气熊熊燃烧，可以想象，此时脱光屁股正在撒尿的小女生们该是怎样慌乱的景象。他在女生厕所外面笑弯了腰。还有一回，他偷了一位女教师晒在外头的胸罩，这个胸罩对他一点用也没有，他把“她”戴在身上玩过两天，便铰下橡皮带子做弹弓。女教师找不着胸罩很着急，后来发现他弹弓上的橡皮筋特别眼熟。她对我说：“你外甥很变态。”
我外甥王向东，我说了他两句，他就开始报复我。
好在，不多久我调到另一个学校，他也被学校开除了，在街上做阿飞，我想他早晚要让公安局抓起来。
不出我所料，王向东十九岁那年果真出事了。
那天，我在街上碰见我堂姐夫。他踩着破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十九年前结婚时买的那辆）从我面前经过，我喊了他，他驶过头又拐了回来，一脚蹬在踏板上另一脚从前杠下车（这个下车姿势很老土，一点也不潇洒，拘拘谨谨的，不像一个魔术师），我看他四十岁才出头便满头的白发，脸上浮现着一层疲惫的色泽，荒凉凉的，涩巴巴的。我知道，他下岗了。他们那个曲艺团在卡拉OK与歌舞厅出现后，经营状况就一年不如一年，挨到最后不得不宣告解散。他的同事们，有能耐的早往别的单位甚至市里的文化单位调动，没能耐的也在工厂或者街道找好去处，剩下像我堂姐夫这样没门路的只得下岗，按工龄领取一笔“补偿费”，这笔钱刚够堵他历年来透支“互助会”的旧账，再也不剩半分。他在街边“再就业”，变一种叫“仙人摘豆”的魔术。五个豆子在碗之间闪来闪去，直至最后把五颗豆子放进碗里盖好再打开，生出满碗豆子。别人在街边变这种魔术一般都为骗钱，将豆子放在其中一个碗里，叫大家猜。猜中了有奖，或是钱，或是礼物。一般都猜不对，你明明看见他把豆子放在左边的碗里，可就是猜不对。你一开是空的，豆在中间或者是右面的碗里。我堂姐夫变“仙人摘豆”只招徕人向他买东西：无牌的蚊香、蟑螂药、樟脑丸、擦自行车和摩托车轮圈的“去锈灵”、自己调制的洗头水、一种叫“鹧鸪菜”的打虫药等等。白天在农贸市场，晚上在电影院门前。卖这类小物件一天挣不了几个钱，还要时时防备城管来“踢场子”，比做贼还不如！
我说：“姐夫，今天不练摊？”
“向东劈了人。”我堂姐夫说着一手还做了个劈的动作。
原来，王向东在电影院就为争一个跟女孩子相邻的座位，一怒之下竟拿西瓜刀劈人！他被分局拘留了。
其实也没劈多深的一道痕，出来混的拿刀不过虚张声势吓唬人，况且是劈在屁股肉肥的地方。但对方索要三万块医药费的补偿，不能满足就要告上法庭，让他坐牢。
“这孩子也该让政府去管管他。”我说。
我堂姐夫说：“不成！他才几岁，真让判刑了一辈子算是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