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庸俗的幽默刊物空前繁荣。他们在描绘自己的人物时给蒙上了小市民色彩，没有多少文学味。
然而历史往往有点滑稽，正是从这里，从俄罗斯出版界的这些鄙陋的后院，从一群丑小鸭中走出了一只白天鹅——俄国新一代，以描写普通人：农民、小职员、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非贵族民主和进步文学的革新家契诃夫。
1 “鸭子”的指望
契诃夫给幽默刊物写稿时，还没有想过任何创新的举动但是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追求真理的高尚的民主主义热情不由自主地把他引上了革新之路。
安托沙·契诃昂泰的短篇小说对读者越来越具吸引力，激起他们意外的深思。当读者在读契诃夫的小说时，体验到一种奇妙的感情。这些小说里经常遇到的是同一个环境，同一种情态，同一类角色，甚至似乎是同一种幽默手法。然而令人感到古怪的是看起来是这一个，又不完全是这一个！
在安托沙·契诃昂泰的手里一切都被改造得迷人而富有诗意。他的作品从外表看完全没有脱离一般幽默、娱乐的公式化的框框。但是，他把短篇小说这种小型艺术的风格，发展到“创造精美艺术”的高度。在保留这种公式化框框的同时，创造了改造风格的奇迹。幽默逗乐的刊物成了文学天才产生的土壤。
这种令人惊异的历史是怎样发展的？这种奇迹是怎么产生的？
这可以说是环境逼出来的，也可以说是在莱金的“引导”下创造出来的。
契诃夫和《点滴》周刊的联系，自与莱金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后，不断密切。《点滴》周刊是一本幽默刊物，它以莱金创造的文学小品为主要形式，以写日常生活中的笑话为主要内容。这被莱金视为《点滴》的传统风格和纲领。在当时所有类似的刊物中，《点滴》毕竟算是不错的，它总还比较接近于文学，多少有点严肃性。
但是，由于新闻检查的压力，莱金在组稿时越来越谨慎、胆小，对原来的那点严肃风格，也不敢坚持。契诃夫跟《点滴》合作以后，恳求莱金允许他在文章中加进一些严肃的内容，他说：“短小精悍、轻松愉快的文章，即使严肃一些，读起来还是会令人高兴的。说实话，搜集笑料困难重重。有时你去寻找笑料，而写出的东西令人作呕。因此，不管你愿意与否，你不得不写一些严肃的东西。”
而莱金则我行我素。他经常删掉契诃夫稿子中严肃的内容。他对契诃夫说：“你对复活节前夕虔诚的教徒们在钟楼里做弥撒的描述相当不错，因此我采用了你文章的前半部分。但是，请你原谅，所有关于复活节弥撒的唱诗、醉酒和亲朋互访等段落都被我删掉了。”他又强调说：“你的小品文好极了，可我担心有的文章难以通过新闻检查。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们要被压垮、被窒息了。”
契诃夫则极力与他抗争。1883年他给莱金的信中说：“你说我的《柳树》和《贼》对《点滴》这样的刊物未免太严肃，不过我觉得一个只有百来行长的严肃的小玩意不会很刺眼。……那篇作品相当轻松，合乎你刊物的风格，那里面既有情节，又有适当的抗争。”
契诃夫的有些小品文跟别的编辑写的多少带点诙谐的作品没多大区别，有时契诃夫的小小说也以小品文的常见形式出现，笑料只是作为那些故事的基础。莱金想从契诃夫那里得到的正是这样的东西，而契诃夫则感到难以忍受。俩人的矛盾就这样逐渐形成了。
莱金除了逗乐取笑的作品外，别的什么也不想，也不期望。他跟安托沙·契诃昂泰的矛盾，不仅因为安托沙向别的刊物投稿，而且由于他那些小故事中没有任何新鲜的像《点滴》那样的东西。就像那篇著名的童话中一群小鸭子用仇恨的眼光看着小天鹅，认为天鹅不是正经的鸭子一样，他认为契诃夫不像正经的幽默作家。
2 改革旧的风格
莱金主观上企图阻止契诃夫的发展，企图把这位年轻同事钳制在《点滴》的传统框框之内。他总是像丑小鸭故事中鸭子指望的那样指望安托沙“将来有一天变得美丽，变得小巧玲珑”。他远远没有想到，他正在跟他肩并肩地创造伟大艺术家产生和成熟的奇迹。
莱金还用他“首都名人”的威望压制安托沙，甚至企图吓唬他，向他暗示首都社会舆论对他越出《点滴》纲领的那些小说评价不高，希望契诃夫屈服。但契诃夫没有屈服于莱金，否则他就不成为契诃夫了。
契诃夫巧妙地与之周旋，他给《点滴》的传统风格文学小品注入严肃文学的内容，在低格调的框框之内写出高格调的文学名著。这样的作品有时使莱金感到迷惑。他认为是《点滴》化的作品，契诃夫却恰恰改变了《点滴》的风格像写的是日常生活中幽默故事的小说，所以在《点滴》周刊上不时有安托沙·契诃昂泰的严肃作品出现。
例如，短篇小说《漫不经心》曾受到莱金格外垂青，把它称之为“可爱的小东西”。通过这篇小说可以看出在庸俗的幽默期刊的文学小品框框之内是如何诞生出伟大的艺术家的。
《漫不经心》的主人公彼得·彼得洛维奇·斯特里任，是一个鳏夫，他的家务由十分厉害的姨妹，一个老处女主管。一次斯特里任参加洗礼宴后，深夜很晚才回家，当感到在客人家没有过足酒瘾时，他便去橱柜里搜寻，错拿了一瓶煤油当做伏特加喝了满满一大杯。当他明白自己搞错了时，由于剧痛和临死的恐惧，便闯进姨妹达申卡的房间，把她叫醒，并对她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
知道怎么回事以后，达申卡一点没有同情斯特里任的表示，反而把他大骂一通，说未经她的允许就喝伏特加，有无礼的企图。斯特里任跟着便去找医生，但不是碰巧医生不在家就是敲不开门。他又跑到药店去。药店里一位傲慢的上了年纪的药剂师，同样臭骂了他一顿，说他深更半夜搅得四邻不安。他在药店也没有得到帮助，感到绝望了，断定自己必死无疑，便写起死前遗嘱来，直到天亮他一直在等死。早上这位幸免于难者，奇迹般地发出了幸福的微笑。他对达申卡解释平安无事的原因时说：“亲爱的妹妹，谁过正当的有规律的生活，谁就不会遭到任何祸害。”
“放屁！那是因为煤油太差！”达申卡叹了口气，她想到的是买煤油的开销，并死盯着这一点，她说小铺老板“卖给我劣质煤油，要不，怎会半戈比一斤呢！我真是个苦命女人啦。这些恶棍害人精，不得好死。滚吧！滚吧！”
这篇小说契诃夫是借达申卡的行为讽刺一些人只见一点不及其余的目光，只钻生活小事牛角尖的目光。莱金的目光与达申卡相似，他只盯着一点，只盯着小事和“点滴”生活，也就是《点滴》的职业化目光。
契诃夫就这样做着自己的创新事业。他把低格调的幽默小玩意的小品文发展到世界文学杰出的水平，在小品文风格范围内表达深刻的思想，塑造伟大的形象。他在把“庶民”风格引入高尚文学领域时，剔除了资产阶级糟粕，并证明文学小品不仅对讽刺喝醉的商人适用，而且在它狭小的范围内可以纳入与诗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同样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内容。
如果单从文学形式方面说，那么莱金是契诃夫在文学小品领域直接的引路人。在莱金的引导下，契诃夫抓住了生活向他提供的，但要改造、提炼、要重新组织的全部素材。生活想用“莱金式”的糟粕、用幽默小品僵硬死板守旧的规则扼杀契诃夫的才能，但契诃夫善于把这种被扼杀的危险变成对他有益的、成功的机遇，深入地、耐心地研究小小说灵活的规律，揭开其尚未被发现的秘密。最终，风格在天才的意志面前屈服了。素材成了这位文学巨匠手中可以任意塑造的东西。
文学小品本来是莱金的风格，现在却成了契诃夫的风格。
3 创造新的形式
在为《点滴》周刊写稿的过程中，契诃夫的另一大创造是形式上的革新。《点滴》周刊的编辑要求他写的文章必须严格限制在100行之内，并提出一些具体规定，甚至从哪儿开头到哪儿结尾。
这使契诃夫感到十分为难。他在给莱金的一封信中说：
“经过一再压缩、删节，我开始计算行数，我数到100行，120行，140行，我害怕极了，我无法寄出这样的文章。因此，我请求你们，给我写120行文章的权利吧！”
《点滴》周刊的苛刻要求，迫使契诃夫在改革文学形式上下功夫。在小小说中，他学会了改变人的整个生活面貌，改变生活激流的方向，把短篇小说发展到史诗般的叙事小说的高度。
他成了文学新形式的创造者，即容纳中篇或长篇小说的小小说的创造者。于是那种使他感到苦恼的东西（即必须毫不怜惜地压缩、划掉、删改），现在成了创作的规律。在契诃夫那时的书信、笔记中，经常出现富有表现力的格言：“短——是才能的姊妹”，“写作技巧——就是缩短的技巧”，“写作的才能——就是简洁”，“要善于长话短说”。
“短”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而要有容量。契诃夫做到了文学形式从未有过的大容量，即把巨大的内容投放到极短的小说中。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微小的情节，极少的插话，简短的对白，精炼的写景，这既是生活真实深度的反映，也是作者精心提炼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