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驻日盟军总司令
1945年9月8日，麦克阿瑟及哈尔西、艾克尔伯格一行乘车前去东京美国大使馆。横滨到东京35公里，一路上他们再次目睹了战争给日本造成的巨大破坏，昔日繁荣的城区如今已变成瓦砾废墟，田野一片荒芜，一路上很少见到行人，偶尔见到几个行人，也是面容憔悴、麻木不仁的样子。
美国大使馆位于东京繁华地段，占地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前后有三幢豪华的大楼，中间还有一个大花园。除办公楼稍有损坏外，其他建筑物都在大轰炸中奇迹般的保存下来了。
当麦克阿瑟的车队驶进使馆院内时，第11空降师的仪仗队已排成检阅队形在那恭候。下车后走到台阶上时，麦克阿瑟对艾克尔伯格说：“把我们的国旗展开，让它在东京的阳光下光荣地飘扬吧！”随着国旗的升起，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国歌，在那一大群军人中，许多人的眼睛都湿润了。麦克阿瑟注视着慢慢升起的国旗，眼中闪着泪花。通往东京的漫长道路终于走到头了。
麦克阿瑟选中大使馆作为他的私人官邸。战争期间虽然那里没有被日本人占领，但到处都是乱糟糟的，许多房间里积满了污水。麦克阿瑟无意中在地上拾到一张完好的乔治·华盛顿画像，后来他写道：“它使我激动得难以言表，它竟能在那里静静地等候着美国武装力量的到来。”
麦克阿瑟的家人一行于9月19日乘飞机到达厚木，他们当中有琼、阿瑟、阿珠和一个新成员——阿瑟的家庭教师英国人菲利斯·吉本斯夫人。麦克阿瑟由一名助手陪同到飞机场去接他们。在去东京的路上，琼看见路旁有日本士兵，就问丈夫：“安全没有问题吧？”麦克阿瑟回答说：“绝对安全。”
麦克阿瑟选中“一号大楼”作为总司令部办公楼，那里原是一家日本大保险公司的办公楼。考虑到他所处的地位，他的私人办公室是很简朴的。这间胡桃木镶壁，带空调的小房间位于6楼，据说那里以前是间储藏室。屋中的摆设有一套“皱皱巴巴、垫得又软又厚的皮面沙发”，以及一张普通的桌子，上面盖着绿尼台布，还有一个玻璃门书橱。屋里没有电话。墙上挂的是华盛顿和林肯的画像。在林肯的画像下面挂着一张字幅：“如果要我去解释所有对我的攻击，那还不如不干了，随便去作点别的什么事。我要尽全力去干我知道怎样干和我能干的事情。我打算就这样一直干到底。如果结局是圆满的，别人攻击我的话就一钱不值。如果结局是悲惨的，即使有十个天使替我辩解那也无济于事。”
把家和办公室安顿好之后，麦克阿瑟就开始过起非常有规律的生活。他的小天地就是家和办公室。他每周工作7天，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他从不过节假日，甚至连圣诞节和复活节也不例外。他从不参加晚会和招待会，也从未到日本各地旅游过。在近5年里，他只有两次离开过日本：1946年7月4日，他飞往马尼拉参加菲律宾独立日的庆祝活动；1948年8月15日飞往汉城，参加“大韩民国”宣告成立的仪式。这两次出访都是一天的日程。
麦克阿瑟一家，一般早上7点左右起床。然后全家用早餐，饭前麦克阿瑟要作20分钟健身操。他的家里养了4条狗，一条名叫“布莱基”的长耳狗，特别得宠。一早起来，几条狗到处跑来跑去，家里显得十分热闹。说到他家养的狗，还有个趣事：有一次，日本首相吉田茂去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发现他情绪不好。一问才知道，原来他特别喜欢的“布莱基”突然死掉了。过后，吉田茂不声不响地设法弄来那只狗的照片，让农业大臣去找一只一模一样的来。那位大臣还真找到一只。当吉田茂亲自把狗送到麦克阿瑟府上时，他和儿子都高兴得不得了。
约9点钟，一天的工作开始了。麦克阿瑟先看报纸，然后处理邮件。在这期间，惠特尼会从“一号大楼”打来电话，向将军简要报告新闻通讯社的重要新闻。在足球比赛季节，还要报告每一场主要比赛的结果。麦克阿瑟是一个足球迷。大约在10点30分或11点，他离开家到办公室去。他总是一个人坐在凯迪拉克牌黑色轿车的后排座位上。起初有两名士兵乘一辆吉普车做他的警卫。麦克阿瑟不喜欢警卫，后来便撤掉了。后来有一次，他的车在路上出了毛病，不得不搭乘一辆吉普车去上班，这使车上的士兵大为惊奇。以后，警卫又恢复了。
从大使馆到“一号大楼”车子只要开5分钟。一路上都是绿灯，使他可以畅通无阻。抵达“一号大楼”后，麦克阿瑟走下车来，向仪表堂堂的值勤卫兵敬礼，大步走向供他专用的电梯，升到六楼。
几年来，他的这一路线一直没有改，以致成了吸引游客的一景。常常有一大群人聚集在大使馆和“一号大楼”两处，想亲眼看看盟军总司令。要是有个刺客混在人群中刺杀麦克阿瑟，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总司令部对这一危险一直表示担心，但麦克阿瑟并不在意。他是一个宿命论者，认为该他死的时候，躲也躲不掉。
麦克阿瑟在办公室里处理完公文之后，开始接待预约的客人。他是个健谈的人，常常一个人谈起来就没个完。一旦他同来访者交谈起来，就开始在灰色地毯上踱来踱去，并点燃他的烟斗，很难让他停下来。
麦克阿瑟通常于下午两点离开“一号大楼”，按原路线乘车回家用午餐，那是他同琼和孩子一起放松的时间。如果有客人来访，麦克阿瑟一进屋，琼就会抬起头来，故作惊奇的样子，说道：“噢，将军回来了！”麦克阿瑟走过去吻一吻她。她会笑着说：“哈啰，老板先生”，或“哈啰，将军。”（她当众从来不称他道格拉斯或道格。）午餐前一般不上鸡尾酒。麦克阿瑟夫妇不拘“礼节”，即不让客人按军衔或外交头衔入座，有些讲究礼仪的人，就感到很不习惯。
除了特殊情况，麦克阿瑟在日本生活的5年时间里，日复一日，就是这样过来的。这是一种简朴的，近乎苦行僧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是麦克阿瑟强加给自己的，这样就能集中精力去解决战后日本面临的那些空前艰巨复杂的急迫问题。
2在废墟上建设新日本
1945年9月，麦克阿瑟以驻日盟军总司令的身份来到东京，这位65岁的美国将军作为战胜国的代表，成了日本7000多万人民的统治者。面对战争废墟和全面崩溃的日本，除了要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还要把专制独裁、军国主义的旧日本改造成为民主法治的新日本，任务的艰巨性是难以想像的。
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麦克阿瑟清醒地认识到：“虽然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还是感到现在是我一生中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权力是一回事，而如何使用权力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要把日本变成为“世界上一所大实验室，在那进行从极权军事统治下解放人民和从内部使政府自由化的实验”。在进驻东京之初，麦克阿瑟就宣布：“我的职责并不是压制日本，而是使它能重新站起来。”并确定了“占领军当局的所有政策，都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贯彻”的原则。
对天皇如何处理，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裕仁天皇同东条英机一样是战犯，应把他作为普通战犯送交法庭审判后处决，斯大林、蒋介石和英国首相艾德礼都持这样的观点。但麦克阿瑟认为这样对待天皇是不公正的，况且日本人崇敬天皇，如果处决天皇，势必“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在他的强烈要求下，天皇的名字从战犯的名单上被划掉了。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对天皇的待遇“不应有任何降低之处，凡是一位君主所应得到的礼遇都要给他”，以求得到天皇的支持，通过他对日本人民的影响，来实现重建这个国家的宏伟理想。
刚到东京后不久，麦克阿瑟的一些参谋人员坚持说，为了显示一下权威，他应该把44岁的天皇传到盟军总司令部来。麦克阿瑟远比他的参谋人员更了解日本人，他“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解释说，“这样做将会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折磨天皇”。更为重要的是，麦克阿瑟不愿意贬低天皇的身份。
9月27日，天皇和他的一名助手去拜会麦克阿瑟。天皇身穿燕尾服和带条纹的裤子，头戴大礼帽。麦克阿瑟在门口热情地迎接他，并陪同他穿过长长的客厅，走到客厅另一端的火炉旁就座。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只有天皇的译员奥村胜藏在场。麦克阿瑟觉得裕仁有些紧张。为了缓和气氛，麦克阿瑟愉快地回忆起在日俄战争结束后老天皇接见他的情景。他还递给裕仁一支美国香烟，裕仁犹豫了一下，接过了香烟，但又慢慢地放下了，他不抽烟，此刻又不好拒绝麦克阿瑟的敬烟。当麦克阿瑟递烟时，他注意到天皇的手在颤抖。
面对着他救下来的这个人，麦克阿瑟有些担心，裕仁也许要为自己辩解，对控告他是一名战犯提出异议（当时他还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名字已从战犯的名单上被划掉了）。但恰恰相反，他承担了全部战争责任。天皇出乎意料地对麦克阿瑟说道：“我之所以到您这里来，麦克阿瑟将军，是要把我自己交给您所代表的各个大国来裁决。我对我的人民在战争中做出的一切政治、军事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承担全部责任。”听了这些话，麦克阿瑟对天皇“如此勇敢地承担一种意味着将被判处死刑的责任”的言行深为感动，并心怀敬意，“我原来只知道他是一位由于出身血统而成为君主的人，但在那个时刻，我深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就其个人品质来说，是一位日本高尚的绅士。”这次会见时间很短，临别前他和天皇在一起照了相。第二天，当日本国民从报纸上看到穿军装的麦克阿瑟和穿燕尾服的天皇站在一起的照片时，都感到很惊讶。
为了能实现日本的非军事化，首先要解除它的武装。当战争结束时，日本还有近700万军人。其中约半数在日本本土，另一半及300多万日本平民在海外。遣散军人和使那些在海外的日本人返回祖国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麦克阿瑟很清楚，“遣散这些老兵，要比在战场上消灭他们困难得多”，如果激怒了这些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特别是他们有几百万之众，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麦克阿瑟把日本原陆军部和海军部改名为军事人员遣散局，让他们负责这项棘手的工作，占领军当局只负责监督和协调。这样遣散军人变成日本人自己的事了，巧妙的避免了日本军人同占领军当局对抗。日本人办事效率很高，在极端缺乏运输工具的条件下，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300多万军人和数量相当的平民撤回到国内。大多数人都找到了工作，能吃上饭。占领军当局还发出通告，被遣返的军人如遇到困难，可以要求帮助，各地占领军当局将尽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除上面所说的工作外，遣散局还释放了被日本人抓来当劳工的150万中国人和朝鲜人，并把其中约100多万愿意回国的人送回国。
战争结束时，在日本全国及诸如台湾等地，有堆积如山的军事装备和补给品。例如在日本，有12000架各种型号的飞机，其中4000架可以使用，还有无数的坦克、步枪及其他武器装备。艾克尔伯格的部队用几个月时间搜遍日本，炸毁了弹药库，烧掉了飞机，或把武器扔进大海。生产作战物资的军工厂被关闭，海军基地和造船厂被摧毁，机场被犁掉，销毁的这些作战物资的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防止日本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那样迅速重振军备。
为了彻底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麦克阿瑟还下令解散日本的大财阀。
多年来，日本约80%的工业和金融财富被诸如三菱和三井这样少数大财阀紧紧控制着。麦克阿瑟和他的助手们认为它是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化身，他们左右国家政治和平民的生活，靠战争牟取暴利，解散财阀是日本非军事化必由之路。由于日本方面认为，国家的繁荣要依靠这些财阀，因此对解散财阀工作持消极态度，美国也不想承担日本复苏经济所需的费用，最后这项工作草草收场。到1951年7月，宣布这项工作结束时，应该解散的财阀有1200家，实际解散的只有9家。虽然如此，财阀的权势还是受到了一些削弱。
1946年1月，盟军总司令部开始实施一项所谓“清洗”的计划，目的是禁止一切军国主义分子、帝国主义分子或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担任公职或在工业生产部门中担任关键性职务。“清洗”的设想是在波茨坦会议期间首先提出来的。麦克阿瑟“对这一想法是否明智曾感到怀疑”，在实行中“尽量地宽容”。根据“清洗”计划要求，任何在军队中当过军官，在某些极端民族主义组织或在被占领国或在军工企业中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都在清洗之列。全国总共约有20万人被禁止担任公职（包括1800名财阀家族成员），约1300个带有政治性的组织被解散了。“清洗”打破了保守的行政人员和政客们对权力中心的控制，使新的没有政治污点的领导人得以上台。虽然被清洗的人没有被关入监狱，但他们就业遇到了困难。后来有人认为，清洗并不完全成功，有时是不公正的。占领结束后，给一些人“恢复了名誉”。
战后，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审判的目的是惩办那些负有发动战争责任、准许进行或亲自犯下暴行的人，通过审判还可以使日本人明白发动战争或犯下暴行是要受到严厉惩处的。战犯被分成甲、乙、丙三级。甲级战犯是像东条那样的大人物。这样的战犯有25名，在东京受到由11国法官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6名将军和1名文职官员被处以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2人被判处较轻的徒刑。乙级战犯是20多名高级将领，他们的部队犯下暴行而受到盟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的审判。在菲律宾与麦克阿瑟直接交战，并迫使他丢下在巴丹的部队，连夜逃到澳大利亚的保间和山下两个日本将军，因指挥“死亡行军”造成几千名“巴丹”战俘死亡等罪行而被判处死刑。保间的妻子曾向麦克阿瑟求情，也没能得到赦免。4200名丙级战犯是那些被指控犯有较小暴行或虐待战俘的人。他们受到了各级盟国军事法庭的审判。700人被判处死刑，400人被宣判无罪，其余的被关进监狱服刑。
早在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把神道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狂热的手段。神教的主要特征是推崇天皇和自我牺牲。神教后来逐渐变成了正式的国教（神道教），在战争期间对军队起了很大作用。神教宣称，一个人在战斗中死去就可以成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