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首先批评了反对变革的“用夷变夏”之说。他指出，西方国家的富国强兵之道，被实践证明了十分有效。现在，国门既然已经被打开，再闭关自守已不可能，还不如主动变法，效法西方尤其是日本，改革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也就是制度。因此，朝廷应该借用各国新法，择善学习。朝廷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一直沿用传统的旧制，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改革是大势所趋。
在这里，袁世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是不能仅仅学习西方列强的军事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他们的各种军事制度。技术是很表面的，像制造枪炮军舰，这些学起来都不难。难的是管理军队的那套制度，这才真正体现了西方人的智慧。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认为，应该在用人、理财、经济和外交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国际局势。
事实上，袁世凯已经跟当时的很多中国人一样，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另眼相看了。因此，他这份“万言书”中所说和所想的，就是如何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从而达到改变清朝腐朽堕落状况，以期变法图强。
具体说来，这份“万言书”包含了以下一些改革思想：
1．在教育方面，设立馆院、开办学堂和改革八股考试。
所谓的馆院，其实就是兼具了学校和议事机构职能的一种组织。在这个馆院里，袁世凯认为可以专门聘请一些精通各种西学的学者，他们大多是外国人或者有海外经历的华人，由他们来讲解各种西学。除了这种讲学机构之外，袁世凯还认为应该开办学堂。这是一种专门学堂，主要目的在于培养理财和建筑方面的人才。
另外，袁世凯一向认为八股考试束缚人才。不过，当时还没到完全废除的时机，因此他主张，应对其进行改革，从讲究文章向讲究实用转变，并开设新的科目，凡是通达洋务的，一样能通过考试。
2．在外交方面，袁世凯认为，外交人员的选择很重要， “必须能胜其任，素知彼国情形者，始可派以前往”。因此，各地的官员应该具有良好的外事交涉能力。对于一些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官员，袁世凯认为应该予以淘汰，从而精简官僚系统。
3．在经济方面，袁世凯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振兴主张。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包括：广集商股和借外债，修筑铁路；注重发展铁路沿线的商务和矿务，开发矿藏，鼓励商办，保护矿主，实行官督商办：鼓励、开设工厂，资力不足者，国家通过一定方式给予贷款扶持；以海关管理方法清理厘卡；发展现代邮政，等等。
我们不得不说，这份上书确实着眼于提出一些实际的举措。袁世凯首先就放弃了当时还盛行的“以夷制夷”的思想。
在他看来，那只是一种小小的计谋。因为无论怎样去“以夷制夷”，所有的“夷”也就是列强，依旧还在中国领土上相互侵夺。受损失的，依旧是中国。因此，想要真正强国，与列强取得同等的权利，必须放弃这种想法。
事实的确如此，甲午战败后的中国哪里还有什么与列强一样的平等权利?真正现实的做法，必须依靠自己，掌握主动权，富国强兵才有真正的可能，也才能进一步的保持主权完整。
有人曾将袁世凯的上书，跟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比较，认为袁世凯的上书无论是对国际局势的分析，还是具体的改革方案，都更加务实、更具可操作性。
当然，也有人说，袁世凯的改革方案更加注重地方改革，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过于依靠中央的改革，尤其是过于依赖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因此，从一开始，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就比较难以获得实施。
举一个例子来说，改革中无疑是会触犯到一些守旧大臣的利益，在对待这样的问题上，袁世凯认为，应该对这些大臣采取一种怀柔政策，予以妥善安排，而不应像康有为那样，采取“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之类简单粗暴的办法。在袁世凯看来，这种办法无益于改革，反而会激化矛盾。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袁世凯的看法是更具有切实可行性的。
另外，还有人评价说，袁世凯的改革更加具有公心，而康有为等人的私心更重，包含了太多的个人政治目的。这一点或许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位晚清的改革者在气魄和胸怀上的差异!
然而，袁世凯的上书却没有“公车上书”的运气好。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康有为等人的上书，还是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采纳，至少光绪皇帝是看到了的。可是，袁世凯的上书却因为与军机大臣、光绪老师的翁同稣政见不同，而没有得到重视。
有人会问，袁世凯为何不直接上书光绪呢?原因在于，当时的袁世凯虽然得到了重用，但是在职位上只是一个直隶按察使，按规定还没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利。再加上，当时李鸿章明显大权旁落，袁世凯无法依靠他来上书。因此，只得请求翁同稣代为递交了。
今天，我们可以说袁世凯考虑得并不仔细，他没有想到翁同稣是一个保守的老夫子，怎么会接受他比较激进的改革方案呢?更不要说是让光绪看到上书了。因而，这次上书的无果而终，其实是早已注定的。
尽管如此，对于当时的袁世凯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向朝廷表明自己的立 场和想法，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尽快富强起来。至于其他的，比如个人的恩怨 和派系，他确实没考虑那么多。
袁世凯的上书不仅没得到翁同稣的支持，而且还让李鸿章不太高兴。在 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先生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次，袁世凯去看望李鸿章，劝他还乡颐养天年。本来，袁世凯是一番 好意，可是李鸿章却很不开心地答道：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 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 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 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 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 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看来，李鸿章以为袁世凯是来为翁同稣当说客的，想要自己完全放弃权 力。精明的李鸿章自然接受不了这一点。
李鸿章发脾气，根源在于袁世凯为了上书，跟翁同稣走得十分近，因此 他才有了怀疑。看见老领导生气了，袁世凯只好无奈地告退。
后来，就算知道袁世凯上书没有成功，李鸿章依旧难以掩盖自己的怒 气。他对幕僚们说：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 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 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 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 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现在看来，李鸿章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毕竟，那时的袁世凯 更多的还是一个以国家大事为重心的爱国将领，而不是单纯地为了谋取地位 和权力。
谜一般的“戊戌”
袁世凯的上书没有结果，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公车上书”则引起了清政府高层的注意。最终，1898年6月11日，年轻的光绪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变法，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由于这次变法仅仅持续了一百零三天 (直到9月20日)，因此也称“百日维新”。
一般说来，这次变法的最后失败跟慈禧太后的反对有关。然而，在变法的一开始，慈禧太后却并不是那么反对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就在光绪发布诏书那天，他专门去颐和园见了慈禧，目的就是要让太后知道这件事。不仅如此，光绪还给慈禧太后看了康有为写给自己的变法奏折。
看到这些力图富国强兵、稳固大清江山的变法方案，慈禧太后自然没有什么好反对的。相反，她还夸奖这些奏折说得很透彻，可以试一下。见老佛爷挺上心，光绪就趁机建议，把这些奏折多印几份，分发给众大臣。对于这个建议，慈禧太后也答应了。
由此看来，在变法的最开始，慈禧太后并不是坚决抵制的，反而是比较赞同。那么，后来的事态为什么会发展到慈禧太后反对变法的地步呢?让我们先去看一下这次变法的主要内容。
戊戌变法涉及了清朝统治的很多方面，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经济、文 教、军事等。
在政治改革上，主要是大力精简机构，淘汰官员，宣布立即撤销通政 司、光禄司、太仆寺、大理寺等机构。
在经济改革上，内容可谓十分庞杂，大约有七十多个变革法令，包括了鼓励民间的商业投资，设立农工商总局，减免税收；大力发展铁路和矿业，设立矿务铁路总局；设立发展银行，变革财政制度；创办国家银行，编制预算；鼓励私人创办新式工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邮政局，便利信息交通等。
在文教改革上，也有八十个变革法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过去按照四书五经选拔人才的办法，废除八股文。在考试制度上，安排了三场考试来选拔人才，其内容一为历史政治，二为时务策略，三才是四书五经。
改革还决定创办京师大学堂，这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不仅如此，还宣布把各省书院变为学校，选派品学兼优者出国留学。
在军事方面，废除老朽的绿营制度，编制陆军，增办兵工厂和武备学堂。同时，为了选拔精通近代军事的人才，还创立了近代的武科考试制度。
很显然，这些改革法令涉及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要是真严格按照这些法令去改革，整个清朝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实上，法令二下达，就引发了一些不小的震荡。尤其是那些守旧大臣们，更是由于利益即将受损，因而反对意见很大。这一点，缺乏政治经验的光绪皇帝，可以说是始料未及的。
很快，关于新政变法各种不好的消息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这位真正的政治家意识到，自己当初对新法的首肯过于草率了。
因此，一方面为了安抚那些担心利益即将受损的守旧大臣们，另一方面也为了对变法加以阻拦，就在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之后的第三天，慈禧太后突然宣布，免去了支持光绪改革的翁同稣军机大臣、内阁大臣职务。
慈禧这一招，用意很明显，就是让光绪还未真正“出师”之前，就折去一只手臂，损失一员大将和护翼。因为慈禧知道，在政治上，光绪常常听取翁同稣的意见。
不仅如此，为了挟制光绪和维新派，慈禧接着下令，任命荣禄代理直隶总督，也就是把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防止变乱。同时，她还将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权收到了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即使光绪想改革，由于无法任命官员去执行，也等于是一场空。
对于慈禧太后的这些举措，软弱的光绪可以说是毫无还击之力。那段时间，他的压力大到了极点，整天怒气冲冲的。
当时，有一个外国记者曾如此描述他对光绪皇帝的印象：“他的嘴角流露出的是悲伤的、疲惫的和带有孩子气的笑容。当他咧开双唇时，嘴里露出的是参差不齐的长长的黄牙齿，两侧脸颊上都出现了深深的凹坑。他的表情并非缺乏同情心，不过更多表现出的是麻木不仁。从他的容貌上看，我们看不到一点生趣。事实上，光绪皇帝给我的印象是：克制、冷漠、无趣、缺乏精力、疲惫不堪，整个人就像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好像生活对他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这样的人必定在走下坡路。”
事实也的确如此，此时的光绪就是在走下坡路。他的半死不活，其实就是无可奈何的一种自然反应。
由于慈禧太后的阻扰，变法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只有少数方案才得以实施。而这些方案大多是那些文教制度上的，比如开办了京师大学堂。新式学校的建立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在袁世凯看来，当时中国最急需的是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改革。
然而，一方面“太后党”必然反对，另一方面维新派的这些法令又过于繁杂，以至于难以付诸实施，因此，当改革法令下达到地方之后，各个省的督抚除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外，基本上都是观望或者干脆不理。
用时住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话来说，当时的各省官员对于“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无暇究其所以然”。换句话说，这些官员都没弄清楚到底该怎么办，听谁的。这种情况下，又怎能指望他们去厉行改革呢?
就这样，戊戌变法就跟光绪的心情一样，半死不活了。
很快，时间到了九月份。三个月过去了，变法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 展。此时的光绪皇帝却早已乱了心思。那时候，这个年轻的皇帝行为有点莫 名其妙。据说，他常常神经质地前言不搭后语，甚至还一个人躲着哭泣。
尽管如此，光绪还保存着对政治局势的一点清醒意识。或许是由于他已 经意识到了失败的结局，因此才下旨，让康有为火速离开北京。随后，光绪 通过荣禄，通知袁世凯来京，同自己一起接待来京的伊藤博文。
当时的伊藤博文虽然已经不再是日本首相，可是跟袁世凯却近乎仇敌。 这一点，光绪是知道的。既然如此，光绪为什么要袁世凯跟伊藤博文见面 呢?
接到通知的时候，袁世凯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他也不明白光绪的用意何 在。他不太相信外间的一个谣传，说是光绪准备聘请伊藤博文当清朝的改革 顾问。这怎么可能呢?伊藤博文可是大清国的死敌!
带着强烈的疑惑，9月14日，袁世凯从小站来到了北京。9月16日，光绪 皇帝在颐和园的毓兰堂，单独召见了袁世凯。
在询问了袁世凯在小站的练兵情况后，光绪突然问道： “苟付汝以统领 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光绪的意思是，假如把军权交给袁世凯，袁世 凯能否对他效忠。对于这个问题，袁世凯的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也就在那天，光绪下旨，任命袁世凯为京卿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 并随时具奏。京卿候补侍郎是一个二品官衔，这就意味着袁世凯从一个三品 的京外臬司，成为了京内的高官。这无疑是一次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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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袁世凯升官之后，9月17日，光绪又召见了袁世凯，并对他说： “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