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重占山海关之举无疑是一份宣告与大顺政权彻底决裂的“白皮书”，将自己完全推向了农民军的反面。此时，站在山海关之上的吴三桂再也没了先前的志得意满，而是显得烦躁不安、忧心忡忡，他所面临着的，将是一场无法避免、命运未卜的与农民起义军的生死大搏斗。他虽然收编了两万多农民起义军，又招募了数千新兵，加上原有的三万多人马，共计六万多人，表面看来，兵力似乎相当可观，但仍无法与强大的农民军抗衡。为了保存自己，除了依附满清一途外，他已无路可走。
然而，他还是不想“认贼作父”，背上投靠异族的千古骂名，便采纳了部将胡有亮的“借兵之计”--不是向满清投降，而是借来对方的兵力，“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
以往是清军诱降吴三桂，这次却是吴三桂主动致函，说得好听一点是“借兵”求援，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是身处绝境中的卖身投靠之举。
清摄政王多尔衮接信，不禁喜出望外。父兄两代人苦苦血战都难以打开的雄关，如今这把入关的钥匙却神奇般地落到了自己手中，怎不让他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几乎没有半点犹豫，清廷就定下了出兵大计。
山海关实在是太重要了，为了保住刚刚夺得的胜利成果，李自成不得不亲率精锐大军向山海关扑来。同时，他还将吴襄及明太子带在军中，再次招降吴三桂。
李自成抢在多尔衮之前到达山海关，命吴襄阵前致书劝降。
吴三桂心里清楚，清军此时正火速奔驰赶来援救。他已没了退路。为了自己，他不仅忘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即使面对年迈的父亲，也没了过去的孝慈之心，表现一副人间少有的铁石心肠。他回复父亲道：“父既不能为忠臣，桂亦安能为孝子？桂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
于是，一场势不可免的大战终于爆发了。
吴三桂兵弱，农民军自然占了上风，关城眼看就要陷入农民军之手。这时，多尔衮的增援部队也已赶到。然而，足智多谋、机心颇深的多尔衮并没有及时地投入战斗，而是迫使吴三桂入彀：以便于识别为由要求吴三桂及其部属剃发，变名义上的借兵为实质上的投降。
一边是李自成的农民军愈攻愈猛，一边是多尔衮的要挟施压。吴三桂前不能进，后不能退，只得“束手就范”。以他为始，全体官兵一律剃发，一时来不及者则以白布斜束项背令清军辨识。然后开门揖盗，将多尔衮的清军迎入关内。吴三桂一厢情愿、以求两全的所谓借兵之策，至此全然失败，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归顺。
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就这样于不知不觉间完成了，而李自成却蒙在鼓中，对此全然不晓。
决战开始了，狡猾的多尔衮反客为主，命吴三桂作先锋，自己则躲在一旁观战，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可检验吴三桂的诚意，又可于两败俱伤时坐收渔人之利。
满清与吴军联手，山海关大战以大顺农民军的惨败而告结束。
幸运之神倏尔远去，李自成的覆亡就此一战而定。除了逃遁、失败与灭亡的命运外，他所能做的，不过就是拚死挣扎，延缓一下灭亡的时日罢了。
弥漫在山海关头的硝烟还没散尽，多尔衮就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命他继续追赶仓皇逃亡的李自成。
如果说据有山海关时的吴三桂还可在天平的中间左右摇摆、选择，那么，当他出关迎接清军入关之后，砝码的使命一旦完成，历史的改写已成定局，他的地位与作用也就开始向下滑落。在那关键性的决定时刻，是他在选择、改变历史；而现在，他只能在已然改变的历史大框架中左奔右突，再无回天之力了。
吴三桂尾随逃亡的农民军紧追不舍，李自成还想尽最后一次努力，以摆脱吴三桂恶狗般的纠缠，从而赢得时间，稳住阵脚，以图再起。于是，他再一次遣使招降吴三桂。吴三桂不仅不降，还违反自古以来的“战争公约”，斩了来使。李自成的最后一次招降失败，他对吴三桂彻底绝望了，将满腔悲愤全部发泄在一直拘押在军营中的吴襄身上，命人将他一刀杀了。返回北京时，又将吴氏一门三十多口全部斩首。然后草草登基，回光返照般地坐上皇位，于虚幻的满足中自我陶醉了几天，便不得不匆匆弃京，向陕西方向仓皇撤退。
吴三桂马不停蹄，穷追不舍，紧紧咬着李自成不放。终于在望都与真定之间追上了李自成，夺回了陈圆圆。
这一切，难道真的是为了陈圆圆一个女人吗？为了女人，难道可以拱手献出山河，可以舍弃父亲家室，可以不顾民族大义？
这不应了中国历史传统的“女人是祸水”之说吗？
然而，陈圆圆是无辜的。她的确柔情似水，但一点也没为祸，罪不在她。
自从那天晚上吴三桂慷慨豪放、一掷千金将她聘下，陈圆圆就将自己的一颗心完全托付给了吴三桂。有时自然也会想到冒襄，但很快就压抑自己，只把他当成自己的兄长，不往男女情事方面着想。不论外在名份，还是内心深处，她都属于吴三桂了。吴襄入京，将陈圆圆接到府上，她不禁吁了一口长气，满以为这回真的修成了“正果”。然而，没想到命运又跟她开了一次残酷的玩笑。她的名声实在是太大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大将刘宗敏慕名而至，想方设法将她强掳而去。吴三桂与刘宗敏虽同为武将，但前者俊逸潇洒，象一阵拂过林间的清风；后者鲁莽，象一块没有打磨的毛坯。这对生于江南、善唱南戏、吟诗作赋的陈圆圆来说，她不仅不能接受刘宗敏土匪般的抢劫占有方式，在心灵与感情方面更是格格不入。其实，她并未与吴三桂正儿八经地相处过一天，自那晚离别，吴三桂第二天就率军返回辽东去了。她只能在长期的思念中勾勒吴三桂的形象，而想象往往会把对方描绘得完美无缺。她渴望吴三桂，恨不得立时倒在他的怀中。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拼死拼活地将她从刘宗敏手中抢回，按理说，陈圆圆应该感激涕零得恨不能跪在他的脚下，情不能融于他的血肉之中。然而，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之时，却在陈圆圆心中埋下了一道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吴三桂已不是第一次见面的吴三桂，虽然还是那么俊秀潇洒，但其装束却变成了一身令她不敢相认的满服，额前剃得精光，脑后还留着一条猪尾巴似的辫子。作为一个江南人来说，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她不能接受眼前的吴三桂，但又不得不接受。尽管感激，却少了一份昔日那种刻骨铭心、梦牵魂萦的爱慕，甚至还有一丝失望。
如果说吴三桂开关降清是为她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那么后来的所有行为就让陈圆圆不可思议了。满人入关后，吴三桂就变成了清廷豢养的一条忠诚而驯顺的猎狗，只须一声轻轻呼唤，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纵身扑向对方。吴三桂在多尔衮的驱使下，一路追至陕西，又循着李自成的撤退足迹，大败农民军于襄阳、武昌、九江，取得连战连捷的巨大胜利，使得李自成于湖北九宫山被杀身亡（一说于湖南石门出家）。然后，他又平定各地叛将，为巩固满清统治效尽死力。最令人不耻的，是他进军云贵地区，对昔日曾有恩于他的明廷--逃到南方的残存势力南明王朝不遗余力地予以剿灭。他将南朝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赶出国境，赶到缅甸，后又借机将其擒获，就地缢杀。至此，明朝的最后一抹余晖也从历史的地平线上彻底消失了。
清人自然不会忘记他的莫大功绩，在“嘉奖令”上写道：“王殚忠奋力，运筹谋略，调度有方，遂使国威远播，逆孽荡平，功莫大焉。宜加殊礼以示眷酬，着进封亲王。”农民军与南明朝廷的鲜血，染红了他的“亲王”宝座。对此，史家以其客观公正的态度秉笔写道：“明社之亡，虽由闯贼，然倒以宋室厓山，寔亡于三桂手。”
事实也正是如此，满人在中原大地建立的庞大帝国，主要是依靠了汉人力量，吴三桂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已。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康熙帝传》一书中写道：“鞑靼人在征服帝国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而是汉人互相残杀，加上汉人中最勇敢的人，反而为了满洲人去对他们本民族而战。”又是汉奸！这些民族败类总是我们难以绕开的话题。中国自古以来汉奸何其多也，这似乎与封建体制、传统文化及国民性紧密相连。儒家文化的活命哲学、封建专制造成的奴才人格、国民素质的软弱阴柔，当是汉奸大量“繁殖”的适宜“温床”。
对于吴三桂的所作所为，陈圆圆肯定有过规劝。但吴三桂是一典型的利欲薰心之人，他对陈圆圆的“冲冠一怒”，说到底也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个人占有。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当吴三桂投向清廷“怀抱”之后，就将自己完全推向了大顺与南明的反面，没有什么比博得主子的欢心与信任更为重要的了。因此，陈圆圆想通过吹吹“枕头风”的方式改变他的行为，无疑于比登天还难。同时，随着地位的不断上升，他采买江南优伶、遴选后宫粉黛，加之陈圆圆年纪一大，姿色渐衰，自自然然地就将她冷落了。
陈圆圆的感情也在翻转起伏，与时变更，历经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由对吴三桂一见倾心的爱慕到刻骨铭心的爱恋，然后是惆怅、失望，再到怨艾。从贫寒到富贵，从冷清到喧嚣，从爱恋到怨恨……陈圆圆在这大起大落的升降起伏中终于参透了人生，看破了红尘，最后出家礼佛，做了一名尼姑，长年与钟磬、孤灯、青卷、寂寞相伴，直至生命之终。
还有一说为陈圆圆最后乃自尽而亡。若如此，那当是她对吴三桂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个人命运、对天下大势的无可挽回产生了深深的绝望，然后以毅然决然的态度、以一个弱女子之所能而采取的一种别致的反抗方式。
如果说吴三桂年轻时于万人敌中拚死救父的忠勇令人称道，而后来，却变了一个人似的，完全置父子之情与孝敬之道于不顾，一副典型的铁石心肠与虎狼之心，实在令人不耻；如果说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回师山海关多少还有一点男儿血性，那么后来的甘当清廷鹰犬追杀李自成、剿灭南明残剩势力，则完全堕落为民族的败类与历史的罪人。
也许，吴三桂在山海关面对多尔衮的逐渐施压时，就悔意萌生了。明明是说借兵报仇，而清军却乘人之危地以剃发辨别为由逼他就范，实在是太不仁义了。然而，政治是无情的，它只承认强者。吴三桂不得不剃发屈服，如此一来，也就构成事实上的投降了。后来，多尔衮又反客为再，将他视为一名降将，作为翦灭对手的急先锋。吴三桂受制于人，只有死心塌地地充当着一名刽子手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