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仍然在相对比较容易考察的范围之内，我们将考虑他的方法。帕累托本人再三强调指出，他只是把他使用在经济理论上的同样的“逻辑—实验”方法，应用来分析“凭实验”可以证实的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事实，使他在这方面和在任何其他方面一样，能够遵循自然科学的规律。这当然完全是妄想。例如，人们很容易看出来，他大量并且不完全恰当地使用了心理学的解释，这在自然科学里是没有可比之处的；而且他的资料更像是观察的产物而不是实验的结果——就方法而言两者根本不同。我想，当他试图阐述他的实际操作规则时，他实际上要强调的只是哲学家的超然态度，他自己和任何党派、利害集团和信仰都是不完全一致的。当然，这种可能的超然态度会引起一种已经众所周知的困难，而且帕累托不适于克服这种困难，因为他没有看到这种困难。实际上他使用了两种不相同的分析方案：一种可以称做社会形态学，它确实引用了许多事实，这些事实至少潜在地经得起检验，而且在意义上，它们与解剖学与生物学的实际材料是相类似的；另一种方案属于社会心理学。诚然，这两种方案都被历史的和当代的例证所证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但是这两种方案都不是通过“逻辑—实验”的方法从历史和当代的例证中推究出来的。这两种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帕累托个人对社会过程看法的反映，这和帕累托的背景、实际经验和愤怒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形态学的方案和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的相似之处，社会心理学的方案和塔尔德、涂尔干、累维·布律尔及雷布托的相似之处，这些都是十分明显的。两种方案与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思潮的关系更是如此。上述思潮对议会民主的所作所为提出了贬义的批评——这种思潮是反理智主义的、反功利主义的、反平等主义的，并且按照这些术语所确定的特殊意义，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一附带条件是非常必要的。“自由主义的”一词还有另外各种含义，其中一种含义比其他任何词语更能说明帕累托的立场。同样地，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他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但这不是他运用于“致力于薄弱意志方面的堕落的个人”身上的那个含义（《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30页）。——原注。虽然如此，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从这些资料里创造了一些属于他自己的东西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是，我们观察到，不同的人不仅从相同的事实出发，而且即使从同样的直觉出发，也会得出极不相同的结论。格雷厄姆·沃拉斯是一位正统的英国激进主义者和费边主义者，但他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所描绘的画面一点也不比帕累托的画面更能迎合政治民主的口号。——原注。
形态学的方案的中心主张是：一切社会都包括大量不同类的成员——个人或家族——而且是按照这些成员的才能所起的相应社会作用而组成的。在盗贼的社会里，假定极其不相等的偷窃才能将决定社会的等级，从而影响这个社会的政府。帕累托似乎认为，这些能力可以增进或减退，但本质上是天生的，虽然帕累托很少尽力去证实这一点。然而，虽然这些能力持续地分布在全部人口中，但它导致阶级的形成，其中“较高的”阶层拥有和使用能巩固自己地位，并把自己从较低阶层中分离出来的手段。这样，最低级的阶层就具有积累较优越能力的趋势，这种能力原是被阻止上升的；而在最上等的阶层里，在上层人物或优秀分子里，能力由于不使用就有逐渐减退的趋势。结果产生紧张局势，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被另一批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最终取代，而后者则是从下层社会的优秀分子中涌现出来的。但是这种精英循环并不影响占统治地位的总是某些少数人的原则，也不能使任何特定社会更接近于平等的理想，虽然在斗争过程中也产生过平等主义的哲学或口号。帕累托使用《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的口气，宣称历史基本上是上等阶级接替上等阶级的过程（《政治经济学教程》，第425页）。但是他关于这一部分理论的表述是极其概括的，给他的读者留下了太多的篡改机会，因此我竟然不敢相信，我是否正确地论述了他的思想。然而我不得不做这种尝试，因为某些这样的论证是必要的，以便正确理解他的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的图式集中于非逻辑的（不一定是不合逻辑的）行动这一概念上。这个概念肯定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特别为经济学家所周知——我们每天行动的大部分都不是在进行了合理的观察并对其进行合理推断后的结果，而只是习惯、冲动、责任感、模仿等的结果，虽然许多行动可能由观察者或行动者在后来进行了合理化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到此为止，帕累托的社会心理学里面没有什么东西是任何人所不熟悉的东西。可是，人们不熟悉的东西是他特别强调的另外一些事实，即许多行动——让我们立即补充上，还有许多信仰——以经受不住科学分析的方式，被行动者和观察者合理化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些行动和信仰根本不可能用任何方法加以合理化。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则上面所说的第二点对政治进程社会学的重要性就很明显了：帕累托认为，形成这一进程的一切行动和信仰中的大多数属于最后提到的这一类型。现在以社会契约观念作为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例证，或者以卢梭的共同意志理论作为大多数人同意的一个例证。根据帕累托的说法，只有实际上在选民集体意志中占主导地位的行动、原则、信仰等才属于这一范畴。而《普通社会学》的大部分内容就在于说明这一问题。他说得往往很有趣，而且有时也是有启发性的。
强调说明这一点，比帕累托本人强调的更多，是符合我们的初衷的。形成社会的——特别是政治过程的——意识的、表层的大量思想和概念结构，没有任何经验上的正确性。与它们相关的概念，如自由、民主、平等都是想象中的事物，这些东西就像《伊利亚特》史诗里帮助和反对希腊人与特洛伊人的男神女神一样是想象的东西，它们是被那些常常违反逻辑规则的论证联系在一起的。换而言之，从逻辑学的观点来看，它们纯属无稽之谈。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与边沁的政治哲学完全相反的政治哲学。在进行了一种在本质上是严格的实证主义的分析之后，他却拒绝得出在实证主义者看来似乎是很明显的结论。虽然政治信条和社会宗教——在帕累托看来，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可以促成文明的瓦解，但它们也同时对促进文明的活力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这是一个彻底的实证主义者所持有的极其奇怪的态度，它或许在将来某一时间被当做一个时代意识的范例来引用，这种时代意识摧毁了一种类型的形而上学观念，但同时引进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信念。这使我想起来我所听到的一些心理分析家对一些病人的劝告，那就是为了获得可能有的医效，劝告病人培养一种对神的虚假的信仰。当然，认为社会的和政治的信条没有经验上的重要意义，以及承认其中有些可以有助于社会的结合与效率，这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但社会哲学家要是因此就劝告人们采取后一种态度，他就会和狡猾的心理分析家碰上同样的困难：一旦他的分析被接受了，那么他的劝告一定是无效的，因为没有任何虚假的上帝可以被依赖并发挥作用；而一旦他的劝告被接受了，那么他的分析就必然被拒绝了。
帕累托把由我们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一组事物叫做衍生物。前面的论证充分说明，它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并不是不重要的因素。但是帕累托的意见是：这一重要意义是相当小的，实质上这些衍生物只是把一些极其接近于决定实际政治行为和所有非逻辑行动的某些比较基本的东西，用语言表述了出来。如果从集团利益的角度来给这种更基本的东西下定义，又假如接下来用社会生产组织内各集团的社会地位来给这种集团利益下定义，那么至少可以说，我们应该非常接近于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了，并且在这一点上其实具有极相似之处，我认为这是必须强调的。实际上，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推理方法，则在马克思的和帕累托的政治社会学之间就只剩下两个主要不同之处了。一方面，帕累托所明确引用的一个要素只是含蓄地出现在马克思的分析中，即解释一段实际历史和解释特定社会所表现的较大或较小的社会适应性的重要性；或者换句话说，解释存在最适宜的或绝对变动性及其阻力的重要性，这种阻力将更好地保证可以被称为政治变动的东西。另一方面，帕累托认为，历史过程与其说是全面的社会阶级冲突的结果，不如说是它们的少数统治者冲突的结果，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上面对帕累托的社会形态学的概述就够了。在承认这两点差别是帕累托社会学的成就的同时，我们认为它们只是对马克思主义主导思想的订正性的改良而已。我可以补充这样的事实：财产关系本身在帕累托的分析中远不如在马克思的分析中那么显著，这也构成了帕累托的分析的优越性。但是很容易看出，这一点实际上是包含于前两点之中的。
但是实际上帕累托没有把这一分析路线贯彻到底。在他看来，一组幻想（他叫做派生物）与实际行为的客观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是由被他称为“剩余物”的东西提供的。为了简明起见，我把这些“剩余物”界定为以不太引人注意的方式，复兴旧的“本能”心理学的那些人类常有的冲动，我觉得这可能有不公正的危险。我们不必讨论帕累托所起草的清单——它包括结合的本能、性的冲动等项目——特别是因为帕累托本人似乎对它也并不是很满意，只要指出对于任何这类程序的明显的方法学上的反对意见就够了。即使对帕累托的剩余物和它们的联系及持久性之规律进行更为令人满意的分析，它们仍然只是标签符号，而不是问题的答案，而且要求进行专门研究。帕累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帕累托的研究工作对专业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影响很小，而专业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对他的整个结构极少有伟大的感觉塔尔科特·帕森教授对帕累托社会学的分析在英美社会学文献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原注。
但这些缺点和其他缺点都不是决定性的。帕累托的作品不仅仅是一个研究纲领，也不仅仅是一种分析。关于个人、集团和国家实际上所做的一切，必须在比用来表现行动的信条和口号更深层的东西中找到解释。这一基本原理为现代人——尤其是这些经济学家——上了极其珍贵的一课。当讨论政策问题时，我们习惯于按照表面价值接受同时代的和过去时代的口号；我们精确地论证，18世纪边沁功利主义者的信条曾经是正确的；我们不肯领悟政策就是政治，并且不肯自己承认政治的本质；我们培植低质的东西，并尽力压制一切有力量、有生气的东西。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帕累托的见解如何片面，它仍然是一种有益的解毒剂。与他的经济学不一样，它不是第一流的技术成就，它是一种极不相同的东西，它是一个布道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