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不抗混的，转眼之间我到了正式上学的年龄。刚开学的第一天很好奇，身边多了很多同学，而且有和祥慈爱的班主任，不过最难受的是每天都要上课，而且一坐就是四十五分钟，老师讲的东西我感觉真的挺简单的，不用太听我就能学会剩下的时间就是搞小动作了。
班上一共有五十人，据说我们是重点小学的重点班所以班级人数自然是超多，导致我们的每个人的空间多特别小根本就活动不开。刚入学时老师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得准备一个小的白钢杯，就是外面刷着白色漆的小铁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还要准备一个小抹布天天到学校自己擦自己书桌下的地面。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吃饭上学，到了学校第一件事就是把鞋套拿出来，在进楼门的一刻学生的值周生会监督我们把鞋套套好才能进门。
值周生是个好活，有点特权可以管别的同学，每天早上别人在教室坐着的时候，值周生得去检查每个班级的卫生，监督进校的同学的秩序和是否穿戴好鞋套。而值周长更是不得了，是学校年级最高的学生担当，可以管其他的值周生，带领他们检查卫生。值周生和值周长是每个星期在每个班级轮流选出的，而且得是表现良好的学生和成绩好的学生才可以当的。我一直幻想着担当，后来也是如愿所长的当上了值周生后来是值周长，感觉就是个舒服啊，我有权了，特别是值周长全学校只有一名，相当于我就是学生的头很有成就感，天天袖标挂身上走路都神气。不过当值周生也不是肆无忌惮的，特别低年级的值周生只能管同年级相对听话的孩子，如果管错了高年级的同学很有可能放学被揍。
我们小学的风气还是相对不错的，毕竟是重点小学，可在那些孩子中也有打仗比较厉害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也是混迹江湖不过都混的不怎么样，至今没成为什么黑社会骨干成员，毕竟中国政府也不承认我们有黑社会的存在。但在一个学校里也有当时的学校“一王子”、“二王子”称呼相当于学校的老大、老二，各学校之间的老大也要经常的切磋联系，不过据我知道的好像我们学校经常处于下风，毕竟我们的小学是在县城的主城区，接收的孩子家庭背景也一般都是所谓的干部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当值周生最可怕就是碰见他们，反正我当值周长的时候也尽量不看他们，就当没看见，老师都不一定管得了我也不操那心。
上小学的时候每天上午第二节课后都有很长的休息时间，但是在休息期间还要集体去操场集合，做完广播体操之后就是跳“二十四步”。当时的“二十四步”很流行，好像全国都在跳，早上上学路过广场看到老人健身也在跳。我跳“二十四步”的感觉还是挺良好，觉得自己挺有文艺天分，听老妈说小时候省体校就挺相中我，想让我去练体操，后来老妈觉得太辛苦心疼我，又怕我练不出来结果就没有让我去，悔恨啊！也许当时我练了现在没陈一冰什么事了。
故事是从我小学四年纪开始的，我、杨欣、孙伟三个是同学，家住的的也很近，天天放学、上学都一起走，每天都是吹吹侃侃最终混成了死党，杨欣家里做买卖属于比较富裕的类型，老爸当时也不过是政府体改委普通的一名公务员，只是所在单位名声比较好听点，孙伟爸爸是铁路的一名职工。杨欣身上的零花钱自然也比我和孙伟多，花钱上也我和孙伟敞亮了许多。
也不知道是雪糕厂和学校的哪位领导搞好了关系，四年级下学期开始我们的上午课间操期间老师都会搬一大箱雪糕来卖，雪糕不像现在的冰淇淋口味那么多，就只有一种口味而且造型非常的单一，看到别的同学都吃老爸也就每天给我5毛钱让我买了，雪糕是2毛5一根也就是我天天只能买两根，特别的好吃现在已经吃不到那味了，吃完了两根就得眼巴巴的看着别的同学吃，然后冲冲忙忙的跑向操场。杨欣就不是了，可以想买几根就买几根，有的时候我还能跟着混上一根，当时就是特别的羡慕，同时也在怀疑他怎么有那么多的钱。
上了一天的课放学的时候，同学像潮水一样涌出学校，我们三个天天基本上都的在学校玩会再往家走。恰巧回家的路上有一家小卖店（小城市的叫法等同小仓买）是我们同学家开的，他家挺会做生意，卖了很多的小孩喜欢的小食品或者一些小玩具，每次走过门口我们三个都是迈不动步自然的走进去。孙伟家里给的钱也不是特别多，但是他很会理财不乱花钱，所以他的口袋里有会有点小钱，有时也会买点小食品。而我是不会理财，钱到手里就没有，每当这个时候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俩挑。杨欣这点还是好的，买了很多东西也不忘哥们，临出门的时候我也能分到一样，雪糕是我陪杨欣进去每次他必请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杨欣的话都是言听必从，不过好日子不长渐渐的杨欣的口袋也是慢慢变空了。
习惯养成了就不好改变了，特别是小孩子更不好改了。因为我们嘴馋还不懂事，每次路过那家小卖店就能想起那些好吃的、好玩的，禁不住诱惑的走进去。杨欣、孙伟和我先是收集兜里的钱尽可能买最想要的、最想吃的，看着其他的东西尽量的克制，到后来我不买了，因为我实在是没有钱了，干脆的做了一个看客，慢慢的孙伟也不买了只剩下杨欣一个人买，偶尔他心情好了我和孙伟能一人得到一根冰棍。
不知道是小卖店的老板还是杨欣提出了一个建议——可以赊账，杨欣开始不担忧钱的事了，每天放学都是大摇大摆的进去挑东西，我和孙伟像跟班的一样进去帮他拿书包，最后混到一点东西满意的出来。刚开始杨欣还能做到有钱就去还点，没钱先赊着，而且他的账面也一直都是负数，后来演变成账面最高赊欠到九十元，在九十年代欠账九十元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孩子的恐惧感已经承受不了了，杨欣已经还不起欠账而且还不敢和家人说，其实这欠账里也有我和孙伟的消费，但是我们不敢承担，可能这也是80后不敢承担后果的最明显体现吧，我们一起吃东西占着杨欣的小便宜，但还不敢勇于的承担。
每天放学我们不敢走那条路了，深怕被老板发现我们向我们要钱，每天放学都要拖在最后等同学都走了，我们三个再挑小路回家，后来老板终于来学校找杨欣了，我不知道他的内心想法，我很恐惧很害怕，我知道那些钱里我占的股份不大，但毕竟我也是有份的。不知道杨欣用了什么办法把老板说走了，同时老板也记住了我和孙伟并威胁的告诉我俩杨欣不还钱就找我俩。经过我们三个的研究，我们不在一起回家了目标太大容易被发现，现在想想也许是杨欣也伤心了，后来我和孙伟还是天天在一起上学、放学，只是我俩会远远的躲着那家小卖店。
不过孩子就是孩子，记仇的思想也没有那么严重，我和杨欣的关系还是很不错只是我们不在一起走路了，当时我知道那些钱他还是没有还，而且他也不断的躲着那个老板，从那时候我也开始怀疑杨欣家里到底是不是真的给他那么多钱，他是不是坏孩子也再偷废铁换钱。就在这时我认识了刘春宇。
一天放学回家我惊奇的发现家里的门前的小房子有人住了，我以为是老叔搬回来了，后来通过窗户观察不是，里面有个小孩在扫地很认真听话的干活，我背着书包冲冲跑向奶奶的屋子问情况，奶奶告诉我前面的房子租出去了，然后领我到那个房子里见我们的新房户，我才知道这家姓刘，刘阿姨人很好有着农村妇女的朴实，刘叔人更是好玩性格非常好，而且愿意开玩笑只是没有固定工作靠给人打工挣钱，最后我认识了在屋子里干活的小孩——刘春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