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任何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必然伴随着一场思想革命，其基本内容都是推动人的解放，让中世纪的臣民转变为现代公民。早已有人说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人的觉醒是真“民国”的思想基础，否则，法治、宪政都会化为一句空话。
新文化运动呼唤中国人摆脱奴隶状态，成为自主、自由的人。
它首先是公民的人权诉求：要有“自谋温饱”的经济自由，“自陈好恶”的言论自由，“自崇所信”的思想自由……与此同时，它又是现代道德的诉求：“以自身为本位”，确立“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
为什么要如此猛烈、持久地批判以“三纲”为中心的中世纪意识形态？不摆脱它的束缚，就不会有以自由为核心的人权，“以自身为本位”的现代人的独立人格，更不可能有民主——法治和宪政。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诉求。“立德立功，首当辩此。”
4.“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举起科学大旗，主要作用有二：
一是反对流行已久的各式各样的迷信。平民百姓对鬼神和“真命天子”的崇拜固然根深蒂固，知识阶层也不特别高明，沉溺其中者亦大有人在。
二是“一遵理性”的思维方法变革。
近年海内外一些学者把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说成是所谓“科学主义”，讨伐不遗余力。
这些朋友忘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提倡科学的同时，坚定不移地维护思想、学术自由，把科学与人权和民主看作不可分割的两翼。不能把他们的主张与论证宿命论的科学主义混为一谈。
韦伯一再指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内容。走出中世纪，思维方法必须实现“一遵理性”的变革。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不过是忠实履行着它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
看看百年中国，注视近五十年的现实，“最高指示”和“经典”吞没理性的恶果历历在目，“官大学问大”仍是一些人奉行不渝的信条，科学——理性的呼唤难道过时了吗？
以世界眼光观察中国，让中国人分享世界现代文明的成果：
人权（自由、平等、以自身为本位的独立人格），民主（法治、宪政），科学（理性）。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
1999年4月14日
原载《羊城晚报》（1999年5月1日）
中国转型的自我意识
——答《21世纪经济报道》
转型160年《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可以说，一百六十多年前，中国即已面临现代化转型的问题。近三十年来，这一转型历程与全球化过程日益紧密，从历史纵深的角度，您怎么看待这个转型过程？
袁：19世纪我国的国门被打开。一方面，有列强对我国主权的侵害、军事上的侵略，对中国形成了压迫的态势。但过去往往只强调这一点，却没有看到我们内部的问题。内因才是阻碍中国转型的决定性因素。很长时间里，朝野上下严华夷之辨，盲目自大，把自己看为世界的中心。世界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了，还茫然无知。
20世纪第一个十年，连慈禧太后都知道要学西方，推行新政，“预备立宪”。清政府从改革《大清律例》，进而勇敢地移植大陆法系，摒弃传统的中华法系，向着司法独立和司法制度现代化前进；废除科举，力求实现教育现代化；努力发展现代工商业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赶上世界的发展水平。但这个过程在关键时刻受挫了。
1905年以后，新兴的党派团体乃至地方督抚，前赴后继纷纷要求立即实行宪政的时候，清政府不但没有顺应时代和民众的要求，反而强行镇压，民意没有正常宣泄渠道，结果引发了革命。
辛亥革命前后，袁世凯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绩显着，但他当上总统后搞开明专制，进而复辟帝制；在野的国民党路径选择不当，在有可能通过政治和司法途径制止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的时候，不顾力量对比悬殊，再动刀枪，结果一败涂地。
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如果没有列强入侵与冲撞，中国也会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自动完成社会转型。这种说法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从顾准起，已经有不少精辟的论述。
如果从19世纪算起，中国的转型已一百多年，如果从17世纪算起，已经四百多年，到现在转型仍然还没有完成。之所以如此困难，内因是主要的。中国人应该要用很勇敢的态度，去找出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更好地前进。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春秋战国和汉唐盛世，有很好的一面，也有很多问题。
《21世纪》：您认为哪些问题阻碍了中国的自主转型？
袁：首先，中国文化里面，缺少形式逻辑，《墨子》里有一些，但学术界普遍认同中国的形式逻辑很不发达，这对现代科学的诞生很不利。
再者，古希腊有民主政治的经验，在政治学的研究方面，我们也远远比不上古希腊。当然春秋战国有我们自己很重要的特点，对人类文明有很大的贡献。
第三，是中国缺乏法治和契约的传统。罗马时代，相当于中国从春秋战国到汉唐以后。罗马有法治的传统，也有民主的传统。在中国，没有地方自治；在1215年英国《大宪章》产生时候，议会的雏形出现，贵族、地方和有关阶层迫使国王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利；中国处于南宋末年，还根本不知道这些为何物。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地方跟中央无法抗衡，不存在契约关系，这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很大的障碍。
第四，很多时候，我们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采取压制商业、压制求利的制度。17世纪后，世界各国纷纷向现代转型，中国商人求利的冲动一再受到打击，没有契约的保障，没有公民权利的意识，导致转型的内在动力的缺乏。
转型中的“自主性”
《21世纪》：中国的转型，伴随着对西方文明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一个逐步深入的理解过程，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主动地“拿来”？
袁：以前我们不是坚定不移地学习西方的主流文化，而是选择了想一步登天的东西，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要“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要搞民生主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主义，防止社会革命，这些愿望是很好的，但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邓小平主导下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推动中国融入全球化，融入现代主流文化。这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为中国的发展树立了正确的方向。
到现在为止，这还是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是沿着邓小平的道路走下去，还是要走向其他的方向？我感觉这个问题还没有完结。最近有两个动向：
一是有些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求坚持他们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断言，现在经济学领域不坚持马列了。怎么现在就不坚持马列了？标准在哪里？西方市场经济已经成熟，我们起步不久。此时此刻，否定作为经验科学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学西方多年积累下来的理论了，对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后果？我认为他们糊里糊涂。
另一个，有些人提出要建立国教，把儒教作为国教。我们是多民族的国家，有不同的信仰和各自的传统文化，硬把儒学捧为国教压在他们头上，有利于民族团结吗？即使以汉族来说，把两千多年的孔子摆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儒学变为新的精神枷锁，多数人会同意吗？在我看来，这是狭隘民族主义大发作。而且有些提出这些主张的人居然明目张胆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他们仿佛忘记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文化发展应该是一个自由讨论、自由论争、自然更替的过程。
假如用行政的办法，把权力作为文化的判官，就很危险。文化的是与非，不是一朝一夕能决定的。应该有一定时间，让读者来做出判断。提倡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人，主张建立国教的人，现在都试图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行他们的主张，这并不恰当。
《21世纪》：那您怎么理解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与中国自主性的关系？您怎么理解当前的改革现状？
袁：改革开放，不但是经济要发展的问题，而且涉及公民政治权利。改革前后的差别在于，计划经济时代，将经济权利集中在政府那里，公民的经济权利被剥夺掉了，“文革”期间，导致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公民的政治权利没有得到保障，结果从国家主席到数以千万计的普通公民受到摧残。27年来，改革开放的动力，就在于将经济自由还给了公民，农村是这样，城市也是这样。
中国现在的问题，基本原因还是经济自由和法治不够充分。当前有些人老是强调，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太高，说到了70%。这个数据的得出，是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同年的进出口总额来对比。这个算法就是错的，前者是净产值，而所谓进出口的总值，不是净产值，没有可比性。按正确的算法，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20%-30%，这也是很高的，但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新左派讲的现在要反对外资，反对所谓殖民。这都是煽动民族主义的糊涂想法和做法。后者，则表现为阻碍中国企业发展的官商勾结与没有真正实行法治。法制健全的情况下，企业家一般不用刻意亲近官员。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力寻租。要根治这个毛病，唯一的途径是真正实行法治，否则，就有踏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
现在，经济的自主性不够，问题在哪里？是不是外资太多太强了？我认为不是这么回事。
要想中国本土的工商业有更好的发展，就要给予本国的工商业者、企业以更大的自由。现在本国的企业之所以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自由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很多行业，没有对民企开放，比如金融业，为什么外资可以进入，中国企业不能进入？金融是一个经济体的核心，本国资本应该得到更快的发展。
现在50%以上的外贸由外资控制，原因就是给本国资本设置了不恰当的限制，给外资很多优惠条件，限制了本国企业的发展，导致了不少以内资冒充外资的“假洋鬼子”。所以，我认为应该强调内因，在经济领域里，应该将更大的自由还给企业家和所有公民。
国学再认识《21世纪》：还有人提出，中国的复兴一定要有文化的自主性，您怎么看？
袁：很多人认为，中华民族要重获自信，就要回到传统，回到国学。但我认为，本国的主体性强不强，在于肯不肯学习、继承和弘扬全人类的优秀文化，融入世界主流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在世界上领先的学术、文化和科学、技术。这里当然包括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更应创造出崭新的文化。真正的爱国者，应该走这条路。现在学术已经全球化，全世界有许多人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只能给《笑林广记》增添新的笑料。有志气的中国学者千万不能作茧自缚。
从一些新左派到国学派，都有这样一个说法，认为中国现在变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了。这种说法太过简单化。原因之一，西方文化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它代表了人类文明的重要方面和现代文明的发展水平，不学不行。例如，为什么要参加WTO？就是要遵循他们的规则，接受他们的规则，这是不可抗拒的。如果不参加进去，中国的发展就会走向很危险的道路。除了参加WTO外，1997年和1998年，中国还先后签署了两个联合国的公约，一个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另一个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什么要参加这些公约？这无非是承认，它们体现普适性的文明、普适性的价值，我们应该认同和努力达到它们所体现的水平。这个时候，提出文化殖民是很糊涂的，对整个大势不清楚。
《21世纪》：您怎么看待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您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赞扬过蒋庆的儒学研究。
袁：那篇文章是1997年写的，题目是《儒学历史命运论纲》。
至今我仍然认为它的基本观点是对的。在那篇文章里，对蒋庆有所肯定。现在情况变化了，蒋庆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有很大贡献，而且影响到其他东亚国家。儒学传统有两个方面，一是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汉民族，这是一个总体上和平的民族，不像某些文化有那么强烈的侵略性；另一个方面，也有一些坏的东西。
在我看来，中国大陆提倡儒学和国教的人，有三个问题：
一是他们公开反对民主自由，这是极端错误的。现代化的国家，一定是民主自由的国家。他们公开反对，跟现代化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公民权利的问题，也是改革开放的事业是否会中断的问题。大是大非，含糊不得。
二是新左派、国教派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盲目地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当然不是所有人，而是一些人走错了，思想方向不对。
有些人企图用国学、国教来给中国人加上一个枷锁。这对整个国家没有一点儿好处。
还有一个问题，有些提倡国学或国教的人很粗野，没有教养。
这是对儒学的玷污。
孔子就提出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小人儒是假道学，言行不一，儒学不过是他们牟利的工具，甚至满口仁义道德，满腹阴谋诡计（不能说男盗女娼，否则性工作者又不满意了）。对儒学可能导致的这些毛病不清醒是不对的。
现在大陆某些人的儒学，是对20世纪儒学发展的大倒退。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逐步形成新儒学的各个流派，流派之间有好些差别，但不论其差别有多大，都有大小不等的成就。1958年，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四个教授联合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内容，一是反省本民族的不足，比如没有民主、法治的传统等；另一个方面，是表示应该接受西方文化好的东西。比如民主，法治，自由，他们都认为应该接受。与此同时，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优点。比如，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民主、法治因素，中国文化还有一些很值得重视的特点。
但现在中国大陆提倡儒学的某些人，与这些大师的已有成就相比是大倒退，竟然会公开反对民主自由，公开咒骂西方文化，甚至公开骂之为“新野蛮人的文化”。这对中国的发展非常不利，跟改革开放是背道而驰的。应该回到邓小平的方向上来，应该毫不含糊坚持中国的改革开放。
《21世纪》：有不少人提倡在儿童里面发起读经运动，您怎么看待？
